陈梧桐所著的这部《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旨在展现明朝后期即晚明衰落败亡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倾覆的深层原因。所记的史事侧重于政治与军事，较少涉及经济与思想文化，不是一部完整的晚明史。文笔力求形象生动，简洁流畅，但史事的叙述则力求准确可靠，言之有据，融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做到雅俗共赏。

这部《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写的是明朝后期即晚明的历史。但又不全面反映整个晚明的历史风貌，而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撷取若干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来展现繁荣强大的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历史过程，探究其覆亡的深层原因。

代元而起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也是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国祚绵长的封建王朝，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强大的一个帝国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明朝的覆亡，明思宗实难辞其咎。但如果细加追究，人们又不难发现，导致明亡的祸根，早在明太祖废除丞相、强化君主专制之时即已深深埋下……

《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由陈梧桐所著。

引言

一、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

 清算冯保和张居正

 从短暂勤政到长期怠政

 勤于敛财，化国为家

 持续不断的派系之争

 城乡骚动，辽事渐紧

二、从一月天子到短命皇帝

 纷乱的政局与短暂的“众正盈朝”

 毒焰高涨的魏忠贤专政

 辽事日趋危急

 此起彼伏的民变与兵变

三、明思宗“中兴”之梦的破灭

 期盼“中兴”，智除阉党

 从惟才是举到重用宦官

 反对植党而党争不断

 一误再误，尽失关外之地

 剿抚不定，魂断煤山

四、南明政权的相继覆亡

 清兵入关与大顺军的败退

 与虎谋皮的弘光政权

 隆武政权与鲁监国的纷争及其抗清活动

 永历朝廷的建立与南北各地的抗清斗争

 大西军余部的联明抗清与永历朝廷的覆亡

结语

后记

一、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

清算冯保和张居正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内阁首辅、太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在北京的府邸溘然长逝。消息传到宫中，年轻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下令辍朝一日，赠上柱国勋衔，赠文忠谥号，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上官、司礼监太监护丧归葬湖广江陵，给予最崇高的待遇。但在暗地里，明神宗却在寻找机会，对他的这位顾命大臣和严师张居正及其盟友冯保，进行最严厉的报复和清算。

冯保和张居正，原是极受明神宗和他母亲李太后信任、倚重的两位内外廷重臣。隆庆六年(1572)五月，明穆宗朱载重病危之时，皇太子朱翊钧虚龄仅10岁。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原是穆宗当裕王时的一名宫女，地位卑微。她担心穆宗．一旦辞世，主少国疑，会面临外廷重臣的威胁。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很受明穆宗的信任。隆庆三年(1569)司礼监的最高职位掌印太监空缺，按序应由秉笔太监冯保递补。冯保早在嘉靖年间即已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又兼任东厂提督，早就切盼得到掌印太监的职位。但高拱知道冯保曾因一件小事冒犯过明穆宗，便推荐御用监陈洪代补，后又推荐尚膳监孟冲代之。陈洪、孟冲上任后都极力迎合明穆宗的喜好，诱导他沉溺于声色犬马，因而深得他的宠信。明穆宗由此沉湎女色，导致身体渐趋虚弱，终致一病不起，引起了陈皇后和李贵妃对高拱的忌恨。高拱未让冯保递补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又激起冯保的强烈不满，使他转而结交内阁的另一辅臣张居正。而冯保长期侍奉李贵妃母子两人，又深得李贵妃的信任。眼看明穆宗危在旦夕，为了防止大权落到高拱等人手里，李贵妃便暗中授意冯保，让他绕开高拱，去找张居正预草穆宗遗诏。就在明穆宗弥留之际，冯保宣读了这个遗诏。遗诏命以内阁三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与司礼监辅佐太子，以“保固皇图”(高拱：《病榻遗言》卷一，《顾命纪事》)。明穆宗一死，陈皇后、李贵妃即以穆宗遗旨的形式，宣布斥逐孟冲，由冯保执掌司礼监大印。六月初十日，皇太子朱翊钧正式登基，改翌年年号为万历。他就是明朝第13代皇帝，即明神宗。陈皇后、李贵妃都成了皇太后。高拱、张居正、高仪和冯保则成为明神宗的顾命大臣。

高拱对自己身为内阁首辅，却被撇开未能参与穆宗遗诏的草拟深为不满，更被与冯保同受顾命感到不能容忍，认为“自古有国以来，曾未有宦官受顾命之事”(高拱：《病榻遗言》卷一，《顾命纪事》)。六月间，在明神宗继位不久，高拱就鼓动言官弹劾冯保。但冯保却抓住高拱在明穆宗死后曾对内阁同僚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话，跑到陈皇后、李贵妃面前告黑状，攻击高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随后，明神宗召见臣僚，宣布高拱因“专权擅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病榻遗言》卷一，《矛盾原由》)。卧病在家的高仪，担心受到牵连，呕血三日而死。三位顾命阁臣，一逐一死，张居正顺理成章地成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23岁中进士，改庶吉士。后任裕王府的侍读侍讲官。明世宗朱厚熄逝世后，裕王继位为穆宗，他由裕王旧臣的身份进人内阁，成为一名辅臣。他目睹当时吏治腐败、财政拮据、民变迭起、边患丛生的危局，以大无畏的精神，上书倡言改革，并协助内阁首辅高拱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同高拱原本志向相同，而且都很有才干，但他们又都是权力欲和个性极强的人物，就像一条槽上拴不得两头犟驴那样，至隆庆末年彼此已无法相容。高拱被逐，张居正升任首辅之后，他决心放手一搏，将未竟的改革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明朝的政治体制，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一切军、政、司法、监察大权都集中到君主手里。但皇帝毕竟没有三头六臂，难以事必躬亲。明太祖日理万机，极为繁忙，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明史》卷一三七，《安然传》)，便于洪武十三年(1380)设四辅官以佐理政务。但这些四辅官都是来自乡间的老儒，起不到辅政的作用，不久便被废除。洪武十五年(1382)又设置殿阁大学士，为皇帝“咨询道理，商榷政务，评骘经史”(黄佐：《翰林记》卷八，《备顾问》)。明成祖时，殿阁大学士既充当顾问，又参与机务，内阁制度正式形成。明宣宗时，更授予阁臣代皇帝起草批答内外章奏的票拟权，同时又授予宦官代行皇帝批答章奉的批朱权，以防大权旁落。张居正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结好小皇帝和他的生母李太后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取得他们的支持。张居正同冯保早已有着密切的交往，和他一同预顾命。冯保斥逐高拱，张居正又极力加以支持，尽量满足他提升在宫中权力的欲望。对李太后，张居正更是极力结好，以获取她和明神宗的信任。陈皇后虽为明穆宗正室，但她无子。母以子为贵，明穆宗去世后，宫中的大权自然就落人小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手里。按照明朝的祖制，继位的皇帝如果身边还有先帝的正室皇后存在，皇后被尊称为“皇太后”，生母只称“皇太妃”。到弘治年间，先帝的正室和继位皇帝的生母虽然都可称为太后，但正室的徽号应比生母增加两个字，以示区别。明神宗登基后，张居正便找到礼部大臣，说两宫既然同为太后，多加两字又有何妨，于是便尊称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李太后为“慈圣皇太后”，消除两宫徽号的差别。李太后原住慈宁宫，张居正又以方便照顾小皇帝的起居为由，请她搬到乾清宫与明神宗同住。李太后自然非常高兴，对张居正也极为信任，就放手让他代行摄政。

李太后熟读经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明中后期最具识见的一位后妃。她出生于北直隶漷县(今属北京通州区)一个瓦匠家庭，后避乱迁居京郊宛平(今属北京丰台区)。不久，被选人裕王府做宫女，后来为裕王生下长子朱翊钧。裕王是明世宗的第三个儿子。明世宗有八个儿子，都是妃子生的，长子、五子、六子、七子、八子早殇，次子曾被立为太子，但14岁便去世了，按照顺序应当立裕王为太子，但明世宗迷信道教，幻想长生，受方士“二龙不相见”之说的蛊惑，不再册立太子。裕王为他生下孙嗣，明世宗不准公布消息，也不许祭告太庙。软弱的裕王只能忍气吞声，以求自保。

P5-7

这部《晚明悲歌》，写的是明朝后期即晚明的历史，但又不全面反映整个晚明的历史风貌，而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撷取若干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来展现繁荣强大的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历史过程，探究其覆亡的深层原因，以供大家思考和借鉴，故名日《晚明悲歌》。

代元而起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也是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国祚绵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时间长达277年。时当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促使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呈现出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新气象。明朝的历史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的历史，从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总趋势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到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为明前期，是明朝的开创时期。明太祖创建大明王朝、登基称帝后，一面调兵遣将，将元朝皇帝逐出大都(今北京)，赶往漠北，逐步实现了统一；一面大刀阔斧改革国家机构，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力倡程朱理学，革除元朝弊政，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使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将明太祖开创的基业积极加以拓展，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又力加守成，弼成“洪永熙宣盛世”，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郑和下西洋，以其庞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开辟亚非之间的交通网络，凸显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明宣宗去世后，年幼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宣德朝辅臣“三杨”继续辅政，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从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为明中期，是明朝的积弱与改革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白银日趋货币化，农业生产日趋商业化，农民纷纷流人城镇从事商品生产，一批工商业城镇迅速崛起。私人海外贸易日趋兴盛，并迫使明廷在隆庆年间开放海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江南一些工商业城镇破土而出，经济结构内部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城镇居民逐渐兴起一股拜金逐利、奢侈享乐的风气，违礼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王阳明建构的心学体系，更对程朱理学发起挑战。至弘治、成化年间，明代社会已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在商品、货币的刺激下，大地主集团的胃口更加膨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赋役征派日趋苛重。封建统治日渐黑暗腐朽，几代皇帝或纵情声色，或佞佛崇道，从而懈怠朝政，导致了宦官与权臣迭相专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从正统年间开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到嘉靖年间更形成鞑靼不时南下骚扰和倭寇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的所谓“南倭北虏”交相困逼的局面，葡萄牙殖民者也乘机租居澳门。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在嘉靖初年和隆庆年间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至万历初年形成集大成的张居正改革，使统治危机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从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为明后期，是明朝的衰败时期。我们通常所说的晚明，指的就是这个时期。此时中国与世界开始连接，中国与西方直接发生接触。国内的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全国性市场已初步形成，并向世界延伸，海外贸易迅速增长，大量白银滚滚流人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逐利与奢侈之风更加盛行，违礼越制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心学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以及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更是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倡导启蒙思想。作为心学的逆动，实学思潮也日趋勃兴。文学艺术加快了革新的步伐，市民文学日显兴盛，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也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吸纳。在明中期出现的社会转型迹象，此时已更加普遍、显著地呈现出来。然而，大地主集团却也更加贪婪和奢靡，疯狂地对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进行压榨和掠夺，导致强烈的反抗。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明神宗亲政不久便怠于政事，只顾聚敛财货、寻欢作乐；明光宗朱常洛沉缅酒色；明熹宗朱由校嗜好玩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已难以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日渐松弛。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建州女真乘机在东北崛起，建立后金(后改号为清)政权，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则侵占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为了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耗尽了国力，最后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覆没。此后，明朝在南方的一批文臣武将相继建立几个南明政权。随着清军人关后全国民族矛盾的急剧激化，南明政权联合农民军余部，展开了长达20年的抗清斗争，但因内部矛盾重重，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未能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朝的覆亡，明思宗实难辞其咎。但如果细加追究，人们又不难发现，导致明亡的祸根，早在明太祖废除丞相、强化君主专制之时即已深深埋下，而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统治危机的急剧加深，则出现在明神宗亲政之后，故有“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之说。因此，本书便从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写起，来记述明朝覆亡的过程，探究其灭亡的原因。

这部《晚明悲歌》，旨在展现明朝后期即晚明衰落败亡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倾覆的深层原因。所记的史事侧重于政治与军事，较少涉及经济与思想文化，不是一部完整的晚明史。文笔力求形象生动，简洁流畅，但史事的叙述则力求准确可靠，言之有据，融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做到雅俗共赏。

按照传统的说法，都城的失陷是一个王朝覆亡的标志。但是，本书写到大顺军攻克北京和明思宗魂断煤山并未戛然止笔。这是因为明朝实行两京制，第一个政治中心北京虽然已经失陷，但第二个政治中心南京还在，明政府尚控制着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不久南方的明朝官绅就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而后又相继在福州、杭州、肇庆和广州建立隆武、鲁监国、永历和绍武等政权，图谋兴复明朝的统治。作为明王朝的余脉，这些南明政权的皇帝和监国，大都继承晚明皇帝昏庸腐败的衣钵，不是沉湎女色、纵酒酣歌，就是卑怯无能，抱头鼠窜，加上朝廷内外党派林立，纷争不断，最后都被清军各个击败，落个土崩瓦解的结局。因此，只有将南明几个政权的历史一并加以叙述，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明王朝败亡的深层原因。

本书表述的是笔者对明王朝覆亡问题的个人看法。在写作过程中，翻检了大量实录、正史、政书、野史、笔记、文集、档案和方志，吸收了诸多前辈的研究成果，并参阅了当代明史学界韦庆远的《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韩大成、杨欣的《魏忠贤传》，汤纲、南炳文的《明史》，张显清、林金树的《明代政治制度史》，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张显清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赵轶峰的《明代的变迁》，林金树、高寿仙的《天启皇帝大传》，张德信、谭天星的《崇祯皇帝大传》，樊树志的《万历传》、《崇祯传》、《晚明史》，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南炳文的《南明史》，[美]司徒琳的《南明史》等诸多论著，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笔者虽然研究明史有年，但毕竟才疏学浅，书不尽意，书中定然存在不少的讹误和疏漏，热切期望广大读者和明史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陈梧桐

于北京民族大学西路墙外楼

2012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