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星垣、张剑、徐雁平、彭国忠、李超编著的《联语粹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八卷，为民初倪星垣（1867—1952）搜集的挽联、楹联等汇编，前6卷为倪氏及他人所撰挽联；卷七为应酬联，卷八为庆贺、祝寿、挂匾、立碑、祠庙联。每联均记述其来源。附普通戏联、联句诗、杂钞。

倪星垣、张剑、徐雁平、彭国忠、李超编著的《联语粹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重大规划项目，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收入之列。

前言

联语粹编自叙

联语粹编卷一

联语粹编卷二

联语粹编卷三

联语粹编卷四

联语粹编卷五

联语粹编卷六

联语粹编卷七（外编）

联语粹编卷八

杂钞（《联语粹编》附）

附录 倪星垣及其遗作《联语粹编》（朱惠民）

孙师郑先生(同康)，光绪甲午会试亚元也，绩学能文，为江南名士，而尤长于联语。余友齐君忻珊，尝取其大著见示，因录若干付存之。先生与宗观察源浣之子至好也，其挽观察联云：“学术综申韩庄老，治行追召杜龚黄，老成人自有典型，矧当时局艰辛，孰如公谋国心丹，忧民发白；循声留浙水东西，硕望重大江南北，明德后宜生达者，幸得缔交令子，胡使我缘悭觌面，泪洒招魂。”戛戛独造，词旨生新。

又挽黄体芳侍郎联云：“风骨高骞，为朝端凤，露章腾劾，为殿中虎，迨投老江湖，放怀诗酒，又为缑山孤鹤，瀛海闲鸥，朝有谏书，家有赐书，室有楹书，绵永嘉学派，铸吴会人才，丹心报国，铁面锄奸，圣清三百年养士留贻，无如宰相蔽贤，忍使退居桑梓地；筑馆选俊，似阮芸台，烧车惩奴，似谢芗泉，矧词坛捧杖，洛社图形，更似箨石侍郎，山舟学士，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韬南极星芒，隐东瓯云气，天上骑箕，人间绝笔，令子五千里奔丧蹿踊，共叹先生有后，从今废读蓼莪诗。”按，侍郎在光绪初为御史，与张佩纶、张之洞等称为翰苑五虎，风节最为卓著，联亦雅与题称。

李侍郎文田，博学工书，医卜星相，无所不通。其为督学江南也，师郑先生竟落第，其后知为名士，更相赏识，先生亦因以驰声都下。侍郎卒，先生挽以联云：“使星驰万里，历吴越豫章巴江畿辅，朗照文星，刘蒉下第，心感试官，悔当年勒帛无心，方叔未登科，恨失孙洪老名士；方技通九流，合医卜占候命相堪舆，都成绝学，供奉多才，声蜚禁近，痛此冗长故从删。”

俞曲园亦有挽曾之撰联云：“居虞山胜地，又有好园亭，上奉母欢，下课儿读；忆吴下旧游，可为长太息，既悲君逝，复念吾衰。”词既精卓，意亦缠绵，洵非老手莫办。

赵君宗建，亦隐居不仕，庚子之乱，举国若狂，君愤郁以卒，师郑先生挽以联云：“织女渡河先两夕，维神降岳应良辰(七月五日生)，其生有自来，羡哲人道迈犹龙，却聘不仕，高卧东山，知雄守雌，与世无争真上德；手植梅树三万株，胸罗图史五千卷，虽死无所撼，痛执政患贻养虎，积薪自焚，震惊北阙，扬汤止沸，几生修到谢尘缘。”

孙筱川先生(国桢)，词赋擅长，其子兼通西学。筱川卒，师郑先生挽一联云：“发策升廷，著书盈箧，读壮学十年旧稿，丛残尚炯然有光，喜与公夙附同宗，杵臼订深交，当时赋诵锵金，振起风骚轹颜谢；叫阍衔愤，钩党遭殃，咏客窗一卷新诗，顽固亦潸焉下泪，幸桓郁能恢家学，蓼莪郁余痛，异日业传肯构，主张天演驾边康。”

诸迟鞠大令(可宝)，筮仕江苏，政绩卓著。其卒也，师郑先生挽一联云：“通才屈县令，与段若膺、桂未谷、恽子居、鲁九皋诸老辈各擅千秋，惠政布吴中，倘陆坚续纂图经，定载渠厮郑白，绩媲龚黄，使君造福遍民生，遗爱碑刊，史笔特褒循吏传；大集寿名山，合陶湘麋、李越缦、袁渐书、谭复堂四先生可称五绝，讣音传虞岭，有孙楚遥捞涕泪，誓将表德书丹，鸣哀达素，词客游仙届人日，重泉路隔，挽歌如寄草堂诗。”气机流走，情韵双绝，此为长联正则。

袁爽秋太常(昶)，庚子拳匪之乱，极谏拳民不足信，外交不可绝，刚毅等误国，被杀。师郑先生挽一联云：“为臣当忠，为子当孝，予小臣孤忱可表，男儿死耳复何言，叹群公抱火自焚，兵盗潢池，尘惊辇毂，九重天呼吁难闻，痛京津大好家居，几被纤儿轻撞破；如箭在弦，如鲠在喉，古遗直卓行无惭，父老谈之犹动色，幸圣主宣纶追奖，冤衔东市，庙食西湖，亿万载英灵永护，倘史册从公论断，莫将名士概生平。”

严右陵挽以联云：“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孤忠。”  …

陈蓝洲大令亦挽以联云：“从朱云地下游，大计则犯难以争，三疏先曾拼一死；记于公梦中语，今日竞成名以去，孤忠应自鉴千秋。”

孙师郑先生有代杨崇纶挽李尚书浣章联云：“立德立功立言，韩魏公望隆中外，溯澄清江汉，整顿乾坤，星日大名垂，帝眷老成，纶缚九重褒李泌；多福多寿多男，郭汾阳冠绝古今，痛泰岳云封，淝流水咽，风涛秋气惨，我惭娇客，斗山一代哭昌黎。”盖尚书为李文忠公之兄，功业彪炳，而崇纶则其子婿也。

先生有挽李文忠公联云：“上下五千年，就历代名臣商位置，则与周召虎、汉班超、唐郭子仪、不判低昂；纵横十万里，萃五洲贤相角短长，则与英沙侯、日伊藤、德俾士麦、遥相伯仲。”“泽在生民，功在社稷，尚亦有利哉，一个臣纬武经文，累译重洋深爱戴；锡崇封则推恩大赉，列爵雄藩，与果勇杨侯、毅勇曾侯、恪靖左侯，并叨异数；褒美谥则尽瘁鞠躬，流芳百世，与花县骆公、益阳胡公、侯官林公，永订同心，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可及?亿兆姓怀思感泣，建祠立庙荐馨香。”铺排匀称，气象万千，最为长联正则。惟两联多重复之字，不可为训。附录樊云门联云：“能任天下，伊尹似之，治亦进，乱亦进；不以兵车，管仲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现成得妙。

清季文豪梁任公挽一联云：“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竞何之。”吐嘱秀雅，词旨清新，不愧才人之笔，先云庵叔最推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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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檗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 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