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元年（1912）1月14日凌晨两点钟左右，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205病房突然传出一阵枪声，将周围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上海滩——辛亥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身亡！关于这一重磅新闻，当时国内影响颇大的《民立报》（于右任创办）是这样报道的：“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陶成章的遇刺虽然在当年也算一件大案，但实际上，在整个清末民初，类似的政治暗杀事件几乎是层出不穷，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而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党人的困惑。
众所周知，随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迅速走向崩溃。短短几个月之后，众叛亲离的满清皇室便被迫宣布退位，随即南北议和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由此进入了共和时代。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辛亥革命从发生到成功，都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这也注定了此次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会一帆风顺。
想当初，虽然武昌起义一举获得了成功，但意气风发的革命者却很快发现，自己的阵营里竟连一位上得台面的领导人都没有。于是在仓促之下，他们将清朝军官黎元洪揪来，逼使其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之后，又幸亏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多方周旋，才使大局初定。可以说，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各地的立宪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管怎样，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革命政权总算建立起来了，中华民国也由此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接下来怎么办？这是个问题。面对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制度，又有多少人能吃透它的核心精神？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革命阵营内部原本就存在的争斗却更加尖锐了。
早在革命胜利之前，在同盟会内部以及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之间就纷争不断。特别是围绕着国旗样式以及经费等问题，几乎使得革命阵营四分五裂。先是在1895年广州起义前后，孙中山极力主张使用由其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将来的国旗。尽管陆皓东本人在此次起义中壮烈牺牲，但黄兴等人却反对采用青天白日旗，认为其形式不美且与日本太阳旗相近，并主张采用“井”字旗，以表达平均地权的革命理念。一时之间，双方争执不下，性情刚烈的黄兴甚至以退出组织相威胁。好在经过章太炎、刘揆一等人的多方调解，这场国旗风波才勉强平息。不料仅过了两年，一场更严重的经费风波再度上演。
原来在清末，革命者成立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团体，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光复会、兴中会与华兴会。后来为了整合革命力量，孙中山发起成立了同盟会，兴中会和华兴会随即合并到同盟会，光复会也成为同盟会的一个加盟团体。不过由于在革命理念上的差异，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始终矛盾不断。尽管这只是革命内部矛盾，但也为日后更加激烈的>中突埋下了祸根。尤其是身为光复会领袖的章太炎与陶成章，更是长期与孙中山之间龃龉不断。其中陶成章作为光复会革命行动的具体操盘手，最终竞遭到革命兄弟的黑手。
陶成章（1877～1912年），字焕卿，浙江绍兴人。清末著名的革命家，光复会主要领袖，辛亥革命元勋之一。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开始投身革命。1904年回国后，他积极联络会党，策划举事。10月，他与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后又在东京建立分部，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鲁迅等著名人物随即先后加入该组织。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陶成章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光复会成立后，曾发动过几次影响颇大的起义。1907年，徐锡麟、秋瑾先后因起义失败而就义。在遭到清政府通缉后，陶成章潜赴南洋继续革命宣传活动。就在此时，他与孙中山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并在革命阵营内部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倒孙”风潮。P5-6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那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1859年，英国文豪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的开篇这样写道。狄更斯肯定想不到，时隔60年后，在遥远的中国，同样会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感到矛盾困惑的时代——北洋政府时期。
严格意义上说，将中华民国的前半期（1912～1928）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者北洋政府时期，本身就带有贬义色彩，犯了先入为主评判历史的毛病。在学术界，则通常称为北京政府时期。然而不得不承认，就其实际情形而言，北洋时期这个名词也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色。自从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一直到张作霖退出关外（1928年6月），北京的中央政权就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短短17年间，这个政权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与变迁：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曹锟贿选、北京政变、新文化运动、民族资本繁荣……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在如此狭小的时空内如此密集地上演大场面。
毫无疑问，北洋政府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大量封建传统因子继续在新制度下发酵，于是便出现了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权的虚弱，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从而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自由度，于是又出现了民族资本繁荣、文化复兴。正因如此，当试图给这个时期作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时，后人往往会陷入到矛盾与困惑之中。这究竟是一个好时代，还是一个坏时代？或许在经过认真的考察后，许多以往我们从教科书中获得的知识就要被颠覆了。
透过那些发黄而模糊的照片，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感慨：这个时代不简单，这些人物更不平凡。是啊，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袁世凯还是黎元洪，段祺瑞还是吴佩孚，北大教授还是五四青年，军阀土匪还是风尘女子，超级富豪还是落魄文人……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曾经奋斗过、胜利过、失败过，他们哭过、笑过、彷徨过、呐喊过。此时，审视这一张张照片的我们似乎反倒成了局外人，手里拿着所谓的“历史标签”不知所措。这正是：
阴阳相隔一线间，是非功过总难断；
莫道成王胜败寇，从来黑白难分辨。
比之于文字，影像无疑更生动、更具有说服力。幸运的是，虽然现存关于北洋时期的历史影像在质量上要逊色于晚清时期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但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而其中一些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经典影像，更以其纪实性而准确地还原了历史现场。例如“中华写真队”拍摄的反映民国初年革命进程的照片，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地记者拍摄的大量新闻照片，在纪实性方面都是晚清时期照相馆作品所无法媲美的。
感谢国家博物馆提供了部分馆藏历史影像资料，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和顾申先生，没有各方同仁的鼎力支持，就没有该书的顺利出版。
杨红林
辛卯年仲夏于北京
杨红林编著的《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1911—1928）》选取民国时期最著名、最经典的一系列老照片压题，由此分别引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话题。在深入诠释每个话题的同时，正文中插入相关历史照片，旨在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分析民国社会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的故事。从而使读者更加客观地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1911—1928）》的切入点上，综合摄影史、近代史、人物评传等角度，突破传统历史类图书的模式。在叙述风格上，雅俗结合，观点新颖。
杨红林编著的《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1911—1928）》讲述了在武昌城头的隆隆炮声中，封建帝制迅速成为历史的云烟，一个全新的共和国时代降临了。然后人民很快发现，与前清比起来，这个猝然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并不令人省心。这边厢，刚刚收获胜利果实的革命党人已开始内讧，而那边厢，在权利中心唱主角的，依然是前清时期的国家“栋梁”们。轰下去一个袁大头，又上来了一群北洋武夫，更有个别不识时务的小丑前来插科打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