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曲折而厚重，其问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头绪繁多，使得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很难找到读史的入门之径，对中国历史的面貌缺乏清晰的认识。如何在短时间内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历史，感悟历史，是李硕主编《正说中国》的初衷。

《唐代(梦回千年的盛世气象)》为其中一册，强大与繁荣是这个时代的标签，唐朝，被世界公认为当时最强盛、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

《唐代(梦回千年的盛世气象)》简介：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已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根据考古发现，约在6000年前，中原地区就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同时，原始社会的平等体系被打破。据记载，夏朝已经开始君王世袭，周朝建立了完备的封建社会制度，但延续到东周时代便逐渐解体。秦朝统一各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自汉朝起则以文官政治主治国家，直至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世界史纲》的作者乔治·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乃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之国家。其时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宗教桎梏之境，中国人民之生活已进于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舒爽之域。”唐王朝，是中国版图和文化真正的奠基人。

《唐代(梦回千年的盛世气象)》由李硕主编。

大唐盛世

 李渊建唐

 唐朝的政治制度

 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之治

 武后称制

 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

 唐末农民起义

 王仙芝黄巢起义

 朱温篡唐

文学艺术

 瑰丽多姿的诗文化

 光耀千古的艺术成就

思想文化

 韩愈与《原道》

 唯物思想家柳宗元

 唐修八史

 刘知几和《史通》

 鼎盛一时的佛教文化

科学技术

 繁荣帝国的文化技术

 国家学校中的科学

 占星术和天文学

 朝廷重视的医学

贞观之治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他的作为奠定了新的统一王朝强大昌盛的基础。这个成就是在隋末农民战争的推动下取得的。

隋末农民战争的威力迫使唐初君臣时时刻刻要考虑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不蹈亡隋的覆辙？他们的答案是：剥削须有节制，特别是徭役不可太重。

太宗曾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du)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历史上没有过不兴徭役的皇帝，但是唐太宗毕竟懂得徭役不可太重，太重了，农民一起来，自己的统治就会垮台。

魏征对他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比喻，唐太宗记得很牢，曾用以训诫太子。他听得进这话，因为它完全符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从隋亡的事实，他深深感觉到人民反抗的烈火是可怕的，不是武力镇压得了的。

于是他决心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但是它完完全全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是根据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制定的，不是从好心肠产生的。

唐太宗懂得：要执行这条政策，必须注意“纳谏”，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从隋亡得来的教训。隋炀帝不愿意听到农民起义的消息，虞世基投其所好，隐匿军报，结果国破家亡，君臣俱死。魏征举此为例，告诉唐太宗一条重要的道理，叫做“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赏他的意见，始终比较注意纳谏，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封建帝王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注意纳谏，注意节制徭役，都是事实，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对“贞观之治”的美化，却完全是着意的夸大。

《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都说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29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取给于路”。《贞观政要》说得更具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ling)圄(yu)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至于旅行者的粮食问题，“人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乌托邦了！

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实。

贞观元年(627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蝗灾；三年又发了大水。这几年中间，老百姓穷得卖儿卖女，流亡道路。贞观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农民才得还家。这是喘息方定的时候，怎么会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

两年之后，魏征还描绘过中原萧条的景象。他说：从伊水、洛水往东，直到泰山、黄海，烟火零落，极目望去，到处都是荒原野草。贞观六年是这副样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唐太宗的节制徭役，是勉强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会有违反这条政策的举动。这里按照年代次序，举几个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时，要点身材壮大的未成年人当兵，经魏征力争而止。贞观四年，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阻，说：“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chuang)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当时，他听了不免心惊，暂时停役。然而到了五年，不仅修了洛阳宫，还修了仁寿宫(九成宫)。六年，魏征指出：“比来营缮(shan)渐多”，可知那时的徭役并不算轻。十一年，马周上疏，说当时多营不急之务，百姓怨嗟(jie)，批评太宗不像贞观初年那样“俭以息人”了。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引太宗本人的话，“百姓无事则骄逸(yi)，劳役则易使”，并指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后有自己伤残手脚以避劳役的，“据法加罪，仍从赋役”。据说此风起自隋末，贞观中遗习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两条，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阶级本性，并且说明常有徭役较重的情况，不过不像隋末那样严重而已。

贞观末年，人民的赋役负担，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二十二年(648年)修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充容徐惠见连年用兵，营缮相继，宫廷习俗也颇奢华，上疏谏劝，说“人劳乃易乱之源”，尽管雇人做工，也“不无烦扰之弊”。至于剑南(四川)百姓，因为造侵略高丽用的船只，负担沉重，到那年已经发展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贞观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的赋役特别是徭役负担，有时比较轻，有时比较重，但重的时候也没有达到使再生产无从进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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