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军民浴血战斗,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概貌,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特将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经过审慎的选择和核实,汇编成《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本书是丛书中之一部。
武汉会战,是继徐州会战之后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它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
武汉是我国的心脏腹地,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之后,武汉实际上是当时全圜政治、经济、军军的中心。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这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 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结束战争,这就构成了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
正当敌军溯长江西上陷落安庆之时,我右颊上于讨伐龙济光战役所受的枪伤突然发作。这一创伤自民国五年①以来,并未完全治愈。时有轻性发炎,旋又消肿,并无大碍。而此次发作则为最厉害的一次,右脸红肿,右目失明,不得已乃请假赴武汉就医。并将指挥职责交请白崇禧暂代。我由友人介绍,住于武昌有名的东湖疗养院内。此医院的资产,大半为张学良所捐赠,规模宏大,设备新颖。院长兼外科主任为一美国人,医道甚好。我即由他施手术,自口腔上腭内取出一撮黑色碎骨,肿痛遂霍然而愈。
东湖为武昌风景区之一,我出去散步时,常在路上碰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大家握手寒暄而已,听说他们的住宅就在附近。此疗养院环境清静,风景宜人。时值夏季,湖中荷花盛开,清香扑鼻。武汉三镇,热气蒸人,东湖疗养院实为唯一避暑胜地。因此李济深、黄绍竑、方振武也来院居住。这三人都和我有莫逆的友谊,朝夕聚首,或谈论国事,或下围棋,或雇扁舟遨游于荷花丛中,戏水钓鱼,真有世外桃源之乐。而亲朋故旧前来慰问的,更不绝于途,以致引起中统和军统特务的注意,派了一王姓女士来暗中监视。某次,陈诚来院访问,见我等数人正围坐聊天,彼半开玩笑地说:“诸公是否开秘密会议,可得与闻否?”大家相顾愕然,苦笑了之。由此可见中央当局“庸人自扰”的一斑。
我在东湖住了二十多天,鄂东、豫东战事已至最紧张阶段。第五战区长官部早已自潢川迁往浠水,此时再由浠水迁至宋埠。宋埠为麻城县属一小镇,长官部即设于镇外一小庙中。我回到宋埠不及一旬,委员长(蒋介石)曾亲来视察,为表示与前线将士共甘苦,并在小庙中住宿一宵。
武汉外围保卫战发展至十月初旬,北线敌军已迫近信阳,另一部敌军已占领麻城,威胁宋埠。江北敌军正进逼黄陂,江南敌军也已迫近湘、鄂边境。我五战区长官部乃自宋埠北迁至黄安属的夏店。
十月十二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平汉路正面既让开,武胜关瞬亦弃守,战局至此,我预料平汉路以东的正规战已告结束。中央旋即明令,除大别山据点保留为游击基地外,所有五战区部队应悉数向鄂北撤退。为商讨据守大别山问题,我乃在夏店召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开紧急军事会议。我告诉廖、李二人说:“中央有令要保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你们两位中谁愿意留在敌后打游击呢?”李品仙默不作声,似乎不大愿意。我本人也觉得廖磊为人笃实持重,比较适宜于这项艰苦工作。我便问廖磊说:“燕农,你有没有兴趣留在大别山内打游击呢?”廖磊说:“好得很呀!我愿意在大别山打游击!”
我遂派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内打游击。最初在我们想象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不久,中央又发表廖磊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当我任皖主席时,早已罗致了抗战前所谓“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财政厅长,整顿税务,颇见成效。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哪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我乃呈请中央调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继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兼安徽省主席,驻节立煌。至于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遗缺,则呈请调黄琪翔充任。
十月中旬,我长官部复自夏店西撤至平汉线上花园站以西约十里的陈村。当我尚在夏店时,平汉路正面之胡宗南已不知去向,乃檄调西进至应城附近的覃连芳第八十四军和刘汝明第六十八军赶赴武胜关、平靖关一带择要固守。不料我甫抵陈村,长官部的九线电台与刘汝明已失去联络。第八十四军也被敌压迫,退守应城。该军与刘(汝明)部虽相去不远,然亦不知其确切所在地。我绕室彷徨,焦灼万状,辗转反侧,至午夜犹不能人睡。忽然心血来潮,惊觉战况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通知长官部同人速即整装,向西移动。
这时徐参谋长祖贻等都在梦中,忽然叫醒,都很感到突兀。祖贻问我道:“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我说:“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众人也未多问,遂整队西撤。黎明后,行抵安陆县境,众人就地休息,忽发现陈村附近居民竞尾随我长官部之后,如潮涌而至。问明原委,始知在我们离开陈村后约二小时,敌骑兵千余人便窜入陈村。这批敌军的快速部队是否因为得到情报,知我长官部驻在陈村,特来抄袭,不得而知。但是当晚我如果不是因为心血来潮,临时决定离开陈村,则不堪设想了。当时我长官部同人得到陈村难民的报告后,无不鼓掌大叫,徐参谋长也把手一拍说:“昨晚要不是长官心血来潮,就糟了!”
我们退到安陆后,武汉于十月二十六日为敌人窜人,武汉既失,抗战形势又进入另一阶段了。P4-6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军民浴血战斗,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概貌,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特将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经过审慎的选择和核实,汇编成《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本书是丛书中之一部。
武汉会战,是继徐州会战之后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它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踞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铁路的衔接点,是我国的心脏腹地,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之后,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这里实际上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这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结束战争,这就构成了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
这场“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日军进攻安徽省的安庆起,直至十月二十五日日军进占武汉止,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长江沿线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四省数千里。日军集结了十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一个机械化兵团和三个航空兵团,加上海军舰艇一百四十余艘,约三十五万兵力。我军相对列阵,动员部署了十四个集团军、十个军团和战区直属部队以及海空军一部,约一百万兵力。这一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会战结束后,日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与资源不足,加上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壮大,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企图,侵略者脚步日益深陷“泥潭”,抗日战争以后便逐渐进入了相持阶段。
湖北省地处战时首都重庆前卫,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局部战斗仍连续不断。其间先后发生了随(县)枣(阳)、枣(阳)宜(昌)和鄂西三次较大规模的会战。
日本侵略者为巩固武汉外围,从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日,在随县、枣阳一线向我发动战略攻势。我军与之周旋于襄河以东的鄂北和豫南地区。经过反复争夺,以克复枣阳、恢复原态势而结束。一九四。年五月一日,日军又以四个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的兵力发动以攻略枣阳、襄阳、宜昌为目的的枣宜战役,战斗沿襄河至长江以及豫南广大地区进行,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一个半月,襄阳失而复得,六月四日宜昌弃守。
鄂西会战,是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湖北境内的一个重大战役。是年,日军以湖北战时省会——恩施为攻略目标,企图从正面威胁重庆。当时德、意帝国主义者在西方连连失败,日本侵略者在东南亚处处碰壁,轴心国败局已定。这次进攻,也是日军在中国的一次困兽之斗。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的兵力,调动百余架飞机,于五月五日首先由华容等地南向洞庭湖北岸进攻,再以主力自宜昌、枝江南渡长江西向长阳、五峰窜犯,一度攻占渔洋关,又一路沿长江南岸进攻我江防石牌要塞。我军迎敌于湖泊沼泽和崇山峻岭之中,凭险拼夺,迂回反击,战斗至六月十七日,终于驱敌返回原地,完成了捍卫重庆大门的任务。
这里收入的资料,均为参加上述各次战役的原国民党将领的亲身经历,反映了我军将士基于爱国热情,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奋勇抗敌的英雄业绩,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之壮烈殉国,他们可歌可泣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也反映了战地人民不怕牺牲,探敌情,送粮秣,救伤员,捐钱物,出生人死,配合作战的抗敌热情。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抗战行动,不啻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不可侮,炎黄子孙宁死不当亡国奴!
在这几次会战中,也应看到中国军事当局的不足之处。如有些方面判断失误,或指挥不当,或战斗部队互不协调的情况,因而造成伤亡过大,战略要地丢失过早的重大错误,但所有这些都无损于战地军民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无损于中华民族的光辉形象!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