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意在唤醒对媒介之帝国化进程的重视，将媒介的后果界定为“趋零距离”、“图像增殖”和“球域化”等，并在对当代两方批判理论的借鉴和改造中，揭示了义学、哲学以及其他一切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现代性精神生活形式——岜们以“距离”、“深度”和“地域性”为其生命内蕴——所面临的深刻的存在沦危机：这即使算不上一个终结，亦堪称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本书在写作上有一创新之处，即同时呈献三种文本——正义、插图和图注，它们相互关顾，也彼此独立，甚至不宣而战，这于是就极大鼓舞了读者文本的积极生成。

麦克卢汉那当时听来匪夷所思的断言“媒介即信息”今天已悄然演绎成我们最日常的生活现实。我们为媒介所殖民，为媒介所结构，所规训，信以为媒介的叙事就是我们自身的真实。本书意在唤醒对媒介之帝国化进程的重视，将媒介的后果界定为“趋零距离”、“图像增殖”和“球域化”等，并在对当代两方批判理论的借鉴和改造中，揭示了义学、哲学以及其他一切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现代性精神生活形式——岜们以“距离”、“深度”和“地域性”为其生命内蕴——所面临的深刻的存在沦危机：这即使算不上一个终结，亦堪称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写作上有一创新之处，即同时呈献三种文本——正义、插图和图注，它们相互关顾，也彼此独立，甚至不宣而战，这于是就极大鼓舞了读者文本的积极生成。

写在前面(叶秀山)

前言

小引

—个“世界文论”事件

上篇

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

一、电信时代的趋零距离

二、文学即距离

三、邮政原则：距离的形而上学

四、行动没有距离：文学对自身的取消

中篇

图像增殖、拟像与文学的当前危机

 一、图像增殖对文学的审美重组

 二、在拟像逻辑中的主体

 三、审美泛化、形象／拟像与最终的商品语法

下篇

全球化、球域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

一、为什么是媒介

二、全球化即现代性

三、全球化即后现代性

四、汤姆林森的诡辩和启示：从“文化帝国

主义”到“全球化”

五、“世界文学”还是“全球文学”

结语

阅读与他者：以米勒为案例法

外篇一

从主体性到主体问性

——对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个后现代性考察

一、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借贷主体

二、笛卡尔：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三、康德一费希特体系：先验主体

四、谢林～黑格尔体系：“绝对”主体

五、胡塞尔：先验自我与主体间性

外篇二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

附录 第二媒介时代的身份和主体

  ——马克·波斯特尔如是说

后记

   二、文学即距离

文学更本质上关切于距离，因为简单而毋庸置疑的是，距离创造美。虽然在美学史上康德未曾直接表述过这一命题，但其关于美是无功利云云之判断，实则在美与现实社会之间划开了界线。作为“后康德派”的叔本华，其整个美学都在展示美对于现实利害的否定和超越，换言之，这就是他所指谓的“距离”：“我们的生命履历就像一幅马赛克图案，惟当与其拉开一定的距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它、鉴赏它。”现在“距离”说经过爱德华·布洛的全面论证和出色的发挥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美学共识。文学批评史尽管不如美学史如此地倡言“距离”，但究竟只是个术语问题，“模仿”、“想像”、“陌生化”、“修辞”等等实际上都只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而且在文学上扮演着如“距离”在美学上的角色，是它们造成了文学，使文学堪称为文学。让我们对此稍作申述。

“想像”或者“虚构”，如果严格说来，并不等同于文学，如德国文学理论家沃·伊瑟尔所警告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想像的一些重要特性”是“生产审美维度的原因，这种生产既表现于艺术作品，也存在于人类其他的基本活动。”虚构“使文学成为可能”，其关键恐怕在于他所特别强调的想像和虚构本身就是“文学的构成部分”。关于“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旨在使人感觉到事物，而非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乃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难于把握，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即是审美的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在此经典表述中，显然，“陌生化”就是拉长欣赏者与其对象之间的感觉距离，而且“陌生化”在创造此距离的同时也就是创造了审美。修辞同样如此，在西方传统中，修辞或修辞格的最基本定义就是“偏离”(deviation)、“修正”(modification)或者“例外”(exception)，即与日常用法的疏离，而疏离的效果即是美或诗。以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为例，有研究者发现，它“涉及的是对相似性的感觉，而此相似性却存在于两个判然有别的意义领域，由此距离感(the sense of distance)便被保存于对它进行想像性跨越的行为之中。‘变革之风’(wind ofchange)现在已是一个又老又俗的隐喻了，但它仍然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诗意’暗示。因此之故隐喻就被认作是‘创造性，语言的真正的标志，通过它语言便不再遵循日常‘字面’用法的规范程序。”一方面是相似感，一方面是距离感，在所有的比喻中，而不仅仅是这里的隐喻，都有着此两者的共在以及其相互间的张力。亚里士多德重视前者，他称“善于使用隐喻字表示有天才，因为要想出一个好的隐喻字，须能看出事物的相似点”。其实相似感是就比喻的认识的因而是实用的功能而言的，是表面效果或主观愿望，如说“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P013-014

文学理论早已是穷途末路。现在与其说文学的终结，文学研究的终结，不如说文学理论的终结来得更真实一些。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文学死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在西方，该是文学理论之死的时候了。但是在中西方，文学理论之死具有不同的意谓。在西方，文学理论之死是因其“帝国化”的进程，文学理论进入一切思想和学科形式，它可以是一切，或者一切的一切，但就不是“文学的理论”，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与此相反，在中国“文学理论”之死在于它丧失了对文学的阐释能力，以文学的立场批评现实的能力，以及接通“世界文学”的能力。中国传统文论成为喑默的矿藏，它不再说话；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以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为基准的文艺思想也由于时代的变迁而缺乏新的调整、缺乏强有力的当代传人而渐被忽视。一个是做得过多，一个是做得过少。

因此，在中国确定的事实就不是文学理论的死亡，而是文学理论家的死亡；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死亡，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的死寂状态。

现在该是发起一场文学理论救亡运动的时候了!这场运动的关键是恢复文学理论家与当代现实的对话能力，重新点燃我们的现实激情，在对新现象的新阐释中找回我们作为理论家的自信。

其实文学理论的救亡运动已经开始，如果不拘泥于确切的时间的话，那么其理论性起点应该是在查验到文学理论之死的同时，因为对危机的诊断就是疗救的开始。本书不奢望于文学理论的救亡，体制没有赋予作者这个权力，但其主旨则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与现实的对话，对现实的解释，其坚持和放弃，其回应和改变。

本书将这一新现实界定为媒介现实。这决不是说我们的现实就只是媒介现实。现实不是一堆无言的物质，它对我们说话，也就是说惟其出现于我们眼前、我们的意识中时，它才是对于我们而言的现实。常常不是现实沉默不语，而是我们自己的聋哑状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媒介现实正向我们锐步逼来：法国境遇主义者居伊·德博尔将其描述为“景观社会”，波德里亚名之日“超现实”或“拟像”，马克·波斯特尔称之为“第二媒介时代”，此外还有杰姆逊的“后文字时代”、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介景观”、约西·德·穆尔(Jos de Mul)新近提出的“后历史与后地理的赛博空间”，等等。

本书试图探讨媒介的后果，即是说新媒介对于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会生产出怎样的新的意味。在第一层面上新媒介造成的是趋零距离、图像增殖和球域互动的全球化；第二个层面才涉及文学，即这三种现象对于文学的后果。而要回答这一层面即文学会怎样的问题，则需反观自身地首先解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本书回避给予文学一个形而上学的定义，它径直指向文学的生命内蕴，即“距离”、“深度”和“地域性”，它们是否即是文学的本质暂且不论，我们所肯定的是，它们确乎就是文学的生命要素。有了它们不一定就是文学，但没有它们则绝对成不了文学。媒介扩张对文学的威胁于是被诊断为对这三个文学要素的致“命”影响。流行于西方学界并在中国引发许多恐慌的“文学终结论”即被放置于此一理论框架而得到仔细的观察和宏观的解释。

本书的外篇一是从后现代角度对媒介批判所依赖的哲学支撑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一个历史性的学术考察，意在将主篇一直使用但未遑细究的理论做出一个交代，当然它是一种哲学，它还有其自身的一些目的。外篇二论述的是关于“文学终结论”的一个西方语境，这一语境目前正位移于中国，——我们将得到越来越多的混合现实。附录是与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尔关于“第二媒介时代”的主体与身份的访谈对话，从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危机感要比我们强烈得多。

讨论媒介现实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或许多少显得奢侈。媒介是否已经制造出足以与真实生活相抗衡并可能取而代之的新现实?我们恐怕还不能如是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媒介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正在引发其质的变化。这就是本书的现实基础，虽然尚不足量，但已足以使我们感觉到它对文学所构成的问题性。

由于媒介在中国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即它正在成为现实，本书对媒介及其后果的描述、分析并形成的观点也势必经历一个逐渐被理解的过程。本书可能会超前于某些人对现实的理解，但它并不超前于现实。而且假定它真的超前的话，那么让读者能够预览一下日益成型的中国媒介现实，并将在西方已经熟透了的现实纳入我们的视野，在“狼来了”的时候有一心理准备，这未尝不是一件可为之事。

基于以上想法，我还是坚持写出这些不太成熟的文字，并不惮公之于众。

本书来自于我所从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与后结构主义批判”，不过其直接起因却是时任《文学评论》主编的钱中文先生的约稿。该杂志2001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的论文，其中对“文学终结论”的提及在中国学术界招来不少恐慌和批评。我对米勒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不相信他会去宣布文学的终结的。后来细读了那篇文章，感觉米勒不过是表达了对文学在全球化时代之前景的某种忧虑罢了，哪里是什么终结?关于米勒是否在宣扬文学终结论，本书的“小引”和“结语”部分虽区区数千字，但交待是极充分的，此处就不再哕唆了。顺便提及，米勒先生2003年9月来京访学时曾亲口对我说，他决然没有什么要终结文学的意思，无论在那篇文章里，还是在现在。

给米勒戴上一顶文学终结论的帽子，或者为他摘下来，平反昭雪，没有多少意义，即便说有，也相当局限。要不是钱先生约稿，我也就在小范围内看不过时提提算了，怎能小题大做，引出这一箩筐的话来。

但米勒对文学终结论的触及却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重要的是那个莫测其巨的冰山。我知道，米勒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准确地说他应该是一位大批评家。理论之于他仅有其工具方面的意义，例如他最近所坦白的，理论本身他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理论对他的阅读有无帮助。因而，面对新媒介或者笼统地说全球化如何影响了文学和文学研究这一凝重的理论课题，我们就不能过分地要求于一位批评家了。我们不能自囚于米勒的理论视域。

本书既不就米勒谈米勒，更不怎么属意米勒在中国的被误解，而是将“文学终结论”置放在一个更广大的西方学术背景以及当前正在迅猛增长着的媒介现实之中，具体地说，将其置于“媒介的后果”这一理论框架中予以哲学的问辩。我自信还是颇有斩获的，但怕是引出的问题也一样地多多。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专家们，感谢钱中文先生，也感谢米勒及其批评者，是他们给了我这次旅行探险的机会。

书稿大体写成后曾请前辈学者杜书瀛先生、同辈学人但早已翘楚我等的金元浦教授匡谬正俗，自是获益匪浅。老友贺淯滨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将部分文字译成英文，向西方学界推举；荷兰爱拉斯谟大学哲学系约西·德·穆尔教授则表示愿意促成整书在欧洲的翻译出版。

本书部分章节承蒙王兆胜、黎湘萍和张积玉诸位先生不弃，分别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和《陕西师大学报》(教育部名刊工程)等权威刊物先行面世。陈亚明女士的接纳和田园先生充满灵感的编辑使我备享在这国家学术出版中心出版著作的殊荣。

最后，这纯粹是一个时间序列，我于五一假日幸获哲学界地标级人物叶秀山先生赐序，真正是喜出望外，原来书稿早呈了叶先生审阅，求序的话是说过的，但当初实在没抱什么希望。如今居然得之，且多有溢美；某不才，岂敢飘飘，惟在此感谢叶先生对后进的提携和对用哲学知识研究新课题的支持。

一本书有这么多呵护与友情相伴，坐冷板凳也感到是温暖的。但愿本书在实际上能够不辜负各位前辈的垂爱和朋友们的期待。

谨此后记。

金惠敏

2005年7月26日

于北京西三旗旅次

本书堪称对新媒介如何影响当今人类精神生活这一主题的权威论述。我在此重申，我从来就不想说什么“文学的终结”，我要说的仅仅是，在新媒介时代，印刷文学的文化作用已经和正在被削弱。金惠敏教授正确地警告说，媒介拟像将导致文学所指涉的现实的丧失，而我更想强凋的是，它还将导致文学所指涉的“天”、“道”、“神”或者其他任何“神秘之物”的丧失?这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应该被广为阅读。

——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尔湾加州大学杰出教捋

在这一筚路蓝缕之作中，金惠敏教授分析和评论了目前正在迅猛推进的媒介帝国主义，它在改变着全球的每一个地方，也在改变着作为(后)现代主体的我们每一个个人。作者批判地考察了对于理解媒介之本质特征而言极为重要的两方哲学理论，提供了针对性的深刻的哲学分析，南此，为把握这一无处不在的对于主体、义学和哲学将产生重大影响的当代现象，提供了一系列原创、全面和及时的哲学洞见。

 ——阿莱斯·埃尔雅维茨(Ales Erjavec)，东欧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国际美学会前主席，斯洛文尼亚人文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一个电子媒介时代，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拟像时代，书籍、文学、义学性和形象性将会面临怎样的前途和命运?沉潜于当代批评、文学理论和两方哲学之多种话语，以无深度、直接性、图像增殖和解域化为主要理论语境，金惠敏教授深入地研究了印刷文化的消逝及其所造成的文化后果。这一研究视野开阔，充溢探索精神，是对当代文化发展重大问题的及时同应，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做的反思，需要我们刻不容缓的关注。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11)，当代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英国文化研究精神领袖，英国开放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