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鬼才”，曾多次获文学大奖。

由黄平所编写的《贾平凹小说论稿》是一部探讨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及其小说创作的书稿。

《贾平凹小说论稿》直接来源自黄平的博士论文，《贾平凹小说论稿》是一部探讨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及其小说创作的书稿。整部书稿共由三个大的章节和两份附录组成，分别以潮流化的“现实”、“唯有心灵真实”、意象与写实的结合、“实”与“虚”的分裂为主要关键词，以贾平凹“初登文坛”为写作起点，对这位来自陕西的“鬼才”作家及其小说创作进行了论述。

总序

序

第一章 潮流化的“现实”

第二章 “唯有心灵真实”

第三章 意象与写实的结合

第四章 “实”与“虚”的分裂

第五章 结语：“诗人”与“现实主义”

附录一 再次“潮流化”：“高兴”的打工者

附录二 破碎如瓷：《古炉》与“文革”，或文学与历史

参考文献

后记

我们希望平凹同志认真总结自己前一段的创作道路，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人民生活的土壤，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充满希望生机的时代的作品。

我们相信，平凹同志不会因此而畏缩不前。以他的才力和勤奋，他一定会正确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在思想、生活和艺术这三方面下大功夫，不断提高自己认识生活的能力，不断校正在开掘生活上所出现的偏颇，为时代、为人民唱出更优美、更动人的歌。

我们在肯定贾平凹执着的探索精神的同时，也应该指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他进一步的探索与前进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今天，生活变化这样急剧，有那样多新事物、新人物摆在作家面前需要去熟悉、去研究、去描写，我们只有以更高的热情和更积极的态度去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待深入生活问题，把生活的“井”掘得深深的，让个人生活的小“院子”，与时代生活的大“院子”联系得紧紧的，创作上才可能另有一番新天地。

就贾平凹而言，“平凹在这次历时四天的会议中，始终面色沉重、低头记录、一言不发”显然，这场批判的风波对其内心，有不小的触动。两年后，贾平凹曾就此自述道：

半个多月，我不再写一个字。我得好好想想，再一次将所有的批评言论翻出来，一一思考。我慢慢冷静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在日记中写道：平凹，你要是个没出息的，你就沉沦吧，一蹶不振吧。要是把文学当作一生的事业，就不必为一时的成功而得意，也不必为一时的挫折而气馁。铁锤砸碎的只能是玻璃，宝剑却得到了锻炼。

我总结着我的过去：生活积累还是不深，理论学习还是欠缺，艺术修养还是浅薄。

我请人画了一张达摩画，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

沿着批评家指出的“深入生活”的道路，贾平凹的写作再次转向。“怎样去写？去写什么？我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针对自己生活阅历的不足和认识生活的能力不强之短处，我只能到商州去丰富自己，用当时的话说：‘再去投胎！’”近乎历史的吊诡，原本是“新时期”肇始阶段十分常见的“文学与政治(政策)矛盾关系的一次‘正常’协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贾平凹发现“商州”，并且从此开始长达30年的纠葛于城乡的漫漫写作。至此，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贾平凹”即将登场，他的“写作前史”就此结束。

1982年的这次批评风波，是贾平凹创作转向“商州”的原因之一。在贾平凹1985年回答《文学家》编辑部“你是如何产生去商州进行考察的想法的？”提问中，第一个提到的原因即是“‘笔耕’文学讨论组”的批判所带来的触动。不过，除了“文学成规”的限定外，贾平凹也早有寻找自己创作基地的打算，毕竟，自从走上文坛以来。贾平凹的写作到此而言一直是高度思潮化的。如同贾平凹日后的追忆，“一会儿跟这个学这个样子，一会跟那个学那个样子，可塑性很强，跟谁就受谁的影响，飘忽不定，有点流寇主义，就觉得还是得有自己的根据地，写我最熟悉的生活”。

贾平凹以家乡商州作为自己所选择的“深入生活”目的地：“1983年一过完春节，他就回商洛去了。两年来他的足迹遍及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县，有些县已经去过三四次。他在这人熟，可以找到很好的向导。这些向导大多是对下边很熟悉的干部，他们可以一下子把贾平凹带到那些起过剧烈变化的乡镇去，带到曾经发生过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的三家村去，坐在那些当事人家里的热炕上、火坑旁，和他们一起生活几天，观察、了他们的心理和性格。”这次故乡的采风之旅，对贾平凹的写作而言是奠基性的，如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之于福克纳，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为贾平凹提供了一直到《秦腔》为止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贾平凹发现了“商州”，毋宁说商州发现了“贾平凹”。

这次“深入生活”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发表于《钟山》1983年第5期的《商州初录》与发表于《收获》1983年第5期的《小月前本》。由《商州初录》开始，贾平凹陆续写了《商州又录》《商州再录》，这批作品往往被指认为“寻根文学”；由《小月前本》开始，贾平凹陆续写了《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这批作品则往往被指认为“改革文学”。下文将集中分析“商州”系列，这里先以《小月前本》等为细读对象，分析贾平凹如何讲述“改革”的乡村。P11-13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是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h，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被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h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宇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丝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皖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敞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暖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本书改自博士论文，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下，博士论文往往是博士们的第一本专著。坦率地讲，以往逛书店的时候，我对这类专著随手翻翻就放下了(今日可谓报应不爽)，感兴趣的倒是“后记”，我想看看这些学者们怎么熬过博士岁月的。这种心态带有窥探隐私的好奇心，还带有物伤其类的悲伤——在当下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众所周知需要惊人的勇气和毅力。现在轮到自己写一篇“后记”，找不到更高明的办法，且允许我在后记体例上稍做改变(这或是本书最大的创新)：我将博士论文后记从母校图书馆落满灰尘的书库里粘贴至此，再针对这篇写于2009年夏目北京的后记，写一篇写于2013年春日上海的后记之后记。一篇是博士论文的后记，本科、硕士、博士十年大学岁月的终结；一篇是第一本书的后记，作为教师不知道多少年的大学岁月的开始。参差对照，算是将本书“历史化”的态度一以贯之。

……

在几年前博士论文后记结尾的时候，我征引老歌德为即将结束的大学岁月喝彩。现在，这篇后记还是以一个光明的结局来结束吧，我依然相信，“什么是美好的人生，那就是在成年实现年少的梦想”。但是，要补上另外一句名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2013年4月28日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