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地、系统地向你讲述了军统的前世今生，这个组织在它诞生之初就注定了它的罪恶本质——残暴、血腥、杀无赦。它是一个魔窟，无论是它自己的人，还是被它追捕的目标，都严格执行一个标准，那就是“只准进，不准出”。戴笠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是当之无愧的魔王。他的死亡是一次意外，还是一种必然，他与他所效忠的政权又有怎样的微妙关系，他是如何缔造和统治这个庞大的特务集团的。总之，历史必将大浪淘沙，邪恶终究无法战胜邪恶，这个反动统治的罪恶帮凶终将从辉煌走向了末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1938年1月成立，是最著名的蒋介石、国民党特务组织。其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在鼎盛时期，拥有各类准军事人员达10万余人，其中特工人员近5万名，其势力分布渗透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党政机关，教育、文化、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领事馆，专门进行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秘密活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统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构。军统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这些功劳也难以掩饰其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恶。

本书整合权威档案资料，真实地还原历史真相，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军统的前世今生，使戴笠、毛人凤、郑介民，唐纵、沈醉等一干军统元凶的真面目跃然纸上。军统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而那些遭受军统迫害、摧残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也更令人心酸与感佩。

第一章　揭开军统的神秘面纱

　第一节　走进中国现代第一特务组织

　第二节　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节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第二章　军统在各地的活动片段

　第一节　繁华上海的军统

　第二节　陪都风云

　第三节　军统天津站

第三章　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

　第一节　对红色政权的罪恶活动

　第二节　军统和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区、西南区的较量

第四章　戴雨农的军统生涯

　第一节　军统生涯前的历练

　第二节　中国的希姆莱——戴笠

第五章　对第三势力的特务活动

 第一节 “经典”行动——暗杀杨杏佛、史量才

 第二节 “国母”遭忌

 第三节 “李闻惨案”背后的故事

第六章 抗战时期军统的秘密暗杀任务——抗战大锄奸

 第一节 抗日杀奸团始末

 第二节 枪杀张敬尧，斧劈唐绍仪

 第三节 誓杀汪精卫，诱捕陈璧君

第七章 军统三巨头

 第一节 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

 第二节 蒋介石的侍从官唐纵

 第三节 郑介民其人

第八章 内部权力的角逐与更替

 第一节 戴笠之死

 第二节 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方斗法

第九章 最后的暗杀名单——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

 第一节 蒋介石下达暗杀令

 第二节 一封南京来的电报

 第三节 蒋介石一念之差，李宗仁捡了一条性命

第十章 大江东去，一去不复返

 第一节 恶名昭著，改头换面

 第二节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第三节 慌乱破坏渡台湾

 第四节 在台湾的日子

前文介绍了军统局的前世今生，勾勒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特务组织的基本面貌。然而军统只是一个组织的名称，而这一组织之所以令人神秘和好奇还在于它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组成这一特务组织的人的活动。军统局是特务组织，那么他的工作人员自然就被人称为特务或者是特工人员。军统的赫赫名声都是由这些近5万名特务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节，我们就通过对军统特务训练班状况的解读，向读者揭示出这些在当时令上到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心惊胆战的特务们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937年4月，蒋介石为了加强搜集共产党和日本的情报，重组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立)，正式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立夫任局长。戴笠则担任军统局第二处暨特务处处长(参见第一节)。戴笠在掌管特务处后，为了改善专业特工人员极度缺乏的状况，因此准备筹办一次大规模的特工人员训练班。此时由于日军的迅速进攻，中国军队经过激烈的抵抗后开始后撤，上海、南京相继陷落，这项计划便被迁往中部省份湖南去实施。1937年冬天，戴笠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协助。1938年，余乐醒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4号融园的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来作为筹备处。戴笠陆续派遣了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人前往负责训练班的筹建和后来的特务培训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中共叛逃者。这就使得这一特务组织针对中共的用意十分明显。在经过勘察后，筹备人员最后选择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这一训练班即为军统历史上著名的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

临训班最初举办时，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因此训练班的名称被叫做“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只是由筹备处自己刻了一个条戳。1938年4月，当时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戴笠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但是，此举又遭到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李士珍一直对戴笠的行为感到不满，所以李士珍在抗战期间对戴笠假中央警校名义办的训练班一概不予承认。然而戴笠对此并没有作任何让步，最后仍自作主张把该期学生称为中警校特训班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后来因校址在湖南临澧县，故特务处内部一般称为“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

训练班成立后，首先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招收学员。军统人事科随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利用这些人考核监督学生)。其实后来在年龄上没有限制，其中还有不少30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主要是共产党)分子混入。如果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据统计，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其他各省送来的学生约300人。但戴笠仍然认为人数太少，尤其是女生不多，有些特务工作恰恰又很适合女性去做。因此戴笠找到胡宗南，硬要胡宗南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60多名女生全部拨给他，这样一来，女生人数也达到200人左右。戴笠对学员的选拔是比较看重的，他数次亲自参加学员的选拔考核，安徽省选送的18名学员中就有两名因为眼睛近视问题被淘汰了。但考虑到人员的缺乏，这一批选送的学员大多都被录取了。就这样，第一期培训班的学生数达到了1100多人。戴笠对训练班的情况始终高度关注，训练班的成立正是他雄心勃勃希望建立一支庞大、忠心、有效的特工队伍的开始。

因此，即使因其他公务繁忙而导致去学校的时间很少，但戴笠却牢牢地把持了训练班的重要人事和课程设置并兼任班主任。由于戴笠长期不在学校，因此专门设有一个主任办公室，派了丁若萍为秘书，传言其用意是牵制副主任余乐醒等人。同时主任办公室里还有秘书廖公侠和书记王小鸥、王子常两人。副主任余乐醒(陶一珊曾暂代)和总教官兼教务处处长谢立功都是有名的特工训练专家，政训处长汪祖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反共宣传家”，政治教官和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由他领导。除负责主持灌输法西斯主义教育外，汪祖华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对学生的思想考核。总务处处长王湘，曾经在县长任上多年，临训班迁往黔阳后，由戴笠介绍为黔阳县县长。

训练班虽名称为班，其实和一所当时的军事训练学校的组织系统差不多，设有多个机构负责不同的任务以保证特务训练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班本部下面还设有一个会计室，主任为刘七斯，会计徐煌生，出纳为周巨恩。另外还设有一个医务室，整个训练班里大概也只有这里的工作人员和特务行动没有直接关系了。当时只有总务处下面还设有一个事务股，股长先后由沈醉、徐永年担任，股员有苏振通、刘桐、阳光鹤、姚瑞祥、王亚文等。其余各处当时都没有另设科股，也没有副处长。教务处下为教务员，政训处下为政训员。

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陶一珊为总队长。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第六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每个中队下面再分三个区队。一、二中队为情报专业，三中队为行动与爆破专业，四中队为军事谍报参谋专业，五、六中队为军事游击专业。学生根据本人自愿和专长，全部打乱重新分配。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