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二年春，印度大吉岭，康有为“得佳屋于翠崖”，并在林中筑一草亭，辟有曲径，作柴床，南海书横额于草亭，名须弥雪，从曲径行，山风飒飒，空气清新，雪山可望。
康有为游兴甚浓，同璧更是雀跃，父女二人各乘一马，自大吉岭双骑游须弥山(今译喜马拉雅山，然其况味远不如旧译也，笔者附识)，先后游世界屋脊九日仍不知倦，“深入至哲孟雄国(今之锡金，笔者附识)之江督都城，康有为没有想到，其英国官吏竟率国王迎于车站，南海其时早已名满世界矣！至王宫，由王妃作陪。王妃之衣物饰品皆为中国物，并以贝叶经相赠。”据年谱称，康有为“解带答之”，不知何带？抑或玉饰？“同璧亦以指环赠其后”。
自一九〇一年正月到印度，一九〇二年又待一年，康有为果性好冶游，而各地官员视其为上宾，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心事重重，对中国前途之忧患日深，而又计出无奈，逋客之言无足轻重，况千里万里之遥，听者为谁？信者几何？然南海于家国之使命感却从未稍减，且流亡愈久、渐行渐远而愈浓愈烈。大吉岭，离喜马拉雅山之干城章嘉峰仅八十公里，苍茫雪峰，日月生辉而插云天，其光也，既沐印度也照中国；其高也，天造地设，示两大古国历史文化之悠久。彼时，正当印度亡国，中国在清朝末路之际已成乱国，南海且闻讯中俄即将签订《西藏密约》，悲从中来，痛愤交加，有诗记之：“望须弥山云飞，因印度之亡，感望故国，闻西藏又割地矣！”
喜马拉山云四飞，
山河举目泪沾衣；
此通藏卫无多路，
万里中原有是非。 四言二十八字，无一激昂慷慨之词，看似淡淡写来，其实有大感叹，有大忧患，有大苍凉，且隐伏着南海一以贯之的大希望：何时何日以何策救百姓以水火而“重铸新中国”？ 先是南美洲、北美洲之诸华商书致南海，为国事而焦虑称：义和团之乱暂已平息，而西太后、荣禄仍握重权，光绪帝命运堪忧，清政府既要维持西太后及一应腐败亲贵大员的奢侈，又要赔款，财政收入早已不支，便纷纷加重税赋，民不聊生。“保皇会备极忠义，而政府反以为逆党”，“不如以铁血行之”，举刀枪而革命，“或可以保国保民”等等。康有为读后于一九〇二年五月在大吉岭翠崖复信，有“览书惶骇，何乃至此”句，南海在此一《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详为分析道，其时海内外人士认为西太后因八国联军而西逃回京之后，一会归政于光绪，二会驱逐荣禄。因何有此想？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联络并驱使义和团者、围外国大使馆者，荣禄皆为罪魁。西太后不知乎？知之也。然荣禄善为两面派，一则命董福祥率兵包围大使馆，一则又派人为使馆送去瓜果，“于事成则受其功，若事败时不受其过”，但荣禄能脱身事外还因为：西后从未怀疑过荣禄对其之忠。在西后心中丧权辱国事小，而忠不忠于其本人，则为最大事。因而海外华商、保皇会众失望之余，群情汹汹，再言革命。
殊不知，自立军起义失败，千众喋血之惨，促成了康有为经过痛苦反思之后的一种坚持：“此后不复再言兵事”，恪守改良、立宪之宗旨以救中国。此乃康有为之一贯主张，而自立军起义因中国北方之乱机不可失，且为唐才常助，不妨说，康有为只是偶然地做了一次革命者，之后又迅即回归原有的只可立宪不能行革命的改良、改革之路，非南海心血来潮，为一本所旧也。
康有为详论欧美各国所以致强之道，概括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南海所言之“治法”，即治国之法。
欧美诸国谁最先强？英国。英国何以强？康有为详列时序以论： 明崇祯十五年英国争乱；
清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始立议院、赋予民权；
其间为四十八年，但民权中“然尚未有选官之权”；
“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
康有为告诉南北美洲华商诸公：英国人之民权，抗争二百年而后得，中间也曾“杀一君，流血无数”，但所追求的“求民权，行立宪”，而且“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
康有为再以奥国即奥地利为例：
清道光十三年，奥国禁报纸、禁私会，于是民党大起，为求民权也，并逐国王；又有普法之战侵割。“乃始予民议政权。”
至同治十年，二十三年始得民权、立宪。
“然虽逐王，奥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尝革命也。”
又有意大利：
清嘉庆时拿破仑予民权，“复遭维也纳约之压制”；
意大利民党以七十万之众，抗争数十年，“乃起大变”；
后“萨谛尼王独立主张民权，大为民所归，于是合数十小国而成意国，且立帝权，更未革命矣。”P20-22
后记，余绪也，书成，尚有不吐不快者，或为许些倾诉，或为内心独白，愿和读者分享者，盖写书人之往往自作多情，视他人为至爱亲朋也。
我生也晚，少小时似乎离民国不太远，父母均生于清末，民国人也，我父于我出生三个月不及百日便病故，为我守寡终身之母亲是“半大脚”，何故？原来正当我母亲痛苦地被裹脚时，民国取大清而代之，于是“放脚”，比天足小比小足大，乡人称之为“半大脚”。在崇明岛西北角的一个村子里，我母亲以走路快闻名，犹记得东邻才元好公总是笑嘻嘻地说：“元郎娘子跑得急兜兜勒！”元郎，我父之小名，“急兜兜”，又急又快。乡人很少说“走路”，而好用“跑”字，有急迫意。方言语词的此种选择大概与崇明岛孤悬海上，时有风暴潮没之灾相关，救灾或者逃命皆需快跑也。相沿成习，崇明农人步速都比较快，而在女人中，我母尤甚，无论做农活种花地或者上镇，回家时都“急兜兜”的，家门口，姐姐正带着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等我母回家做饭，玉米面粥，南瓜，番薯，却是热汤热水。今老矣，浑身器官退化，唯胃尚健，我母哺育之恩也。我母生前偶尔提及往事艰辛，亦笑言道：“亏得半大脚”！民国“放脚”，有功德，而创“不缠足”者康有为也。
托人民共和国之福，母亲有厚望，我六岁即开学念书，乡间老户人家有民国时水印木刻、绘图绣像之各种旧小说，诸如《三国》、《水浒》、《西游记》、《七剑十三侠》之类，‘便借来看，略知其意，竟从此入迷，乃我文学启蒙之始。我就读的初中在崇明岛亦百年名校，始创于1911年，设在破庙中，初小，后成高小，继而为初级中学。办学者为吾乡汤姓、施姓之读书人，亦乡绅望族，为崇明西沙之农家子弟能知书识礼，则是办学初衷。校名为“三乐学校”，“三乐”取《孟子》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有教育楼，两层，名“雨花楼”。有民国时旧学尚未扑尽之流风余韵。
蒙作家出版社诸公错爱，今年年初约写康有为，并修订写于1993年、1995年之袁世凯、梁启超二书，于是，晨昏皆与康梁、民国为伴，寻觅于旧书故纸，康有为的一则资料称，南海之墓于1966年8月被青岛红卫兵掘而毁之，并以其颅骨示众，震惊之余，心中默念：“我亦罪人矣！”其时，我也在崇明岛上做红卫兵，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为着我曾经历的时代，为着我所生活的世界走向真正的和平、美好，为着中国不再蒙受此等残暴之耻辱，我要说：我有责任！我当承担！“人类是一体的，与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没有别人，我们全体只是一个，这是唯一的真相。”(刘群)也因此，当我再读康、梁，追记康有为时，笔下有了稍有新意却更加沉重的流淌：天造先知，于世界，光也，亮也，福也；于本人，忧也，苦也，祸也。如是观之，康有为历劫受难却毕其一生以“铸我新中国”(康有为诗)及世界大同为追求，此康有为之所以为康有为也！倘言离民国之远近，则不可以岁月计，如我尚能吮吸于经典，华夏之远古苍茫、文明初始，皆可视之、闻之、想象之，何况民国？
后记不可喋喋，徐刚词穷矣，且以纪伯伦先知之语作结：
环顾四周，你们会发现他在与你们的
孩子玩耍。
仰望天空，你们会看到他在云端漫步，
在闪电中伸臂，在雨水中降临。
你们会看到他在花丛微笑，又在树
上挥手。
我永远在沙岸行走，
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
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 风也会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
却将永远存在。
晚安，亲爱的读者，愿你的梦梦着我的梦……
徐刚 2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
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序者，引言或导读之语。本书所记为一百多年间人与事。其要者：号称“天朝大国”之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亦遂告结束，由是生出民国肇建之始的各种新潮旧流，各路仁人志士，及其合纵连横，聚散纠结，文采风流。其人物也众，其事件也繁，且为世纪之交，新旧杂陈，斑驳陆离可知。笔者以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为传主，记其生平之概要，以他们不同凡响的跌宕起伏，而宕荡，而起伏。窃以为，有此三公则旧朝崩坍、民国初生之风景大备矣！
然民国从何而来？康梁何功之有？袁世凯缘何而出？
每每念及古希腊贺拉斯“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一语，便心有震颤。哲学非我所长，虽不能确切地解释贺拉斯之语，却总会生出感慨：人是健忘者，我等概莫能外。古西哲所言，是否有时光久远之后历史被遗忘的苍白淡薄之意？如是，则时光之矢把往昔推向遥远更遥远，而不古人心将坠入深渊更深渊！不堪设想者为：我们寄居的世界一旦失去历史的缤纷万象，进化更替，生灭故事，其厚重与智。慧顿没，其价值几何？因此故，我中华大地上一百年前之苦风凄雨，悲壮惨烈，晚清当国者的愚顽贪婪，不能不记。此一时期的黑暗与屈辱，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有如下概述：当时清王朝’“根深蒂固之闭塞风气，非自身力量所能打破，必俟外患频来，痛惩深创，然后天朝之迷惘，始憬然以觉。首以鸦，片战争，继之美法联军，与甲午之役，加以台湾等地之丧失，江宁、天津、马关之辱国条约之签订”等等，丧权辱国，罄竹难书。割地一割再割，赔款一赔再赔，列强环伺，乃至登堂入室，瓜分豆剖也。再加之天灾频仍，苛捐杂税，流民哀号，饿殍遍野。是时也，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华大地上遍布悲愁困苦、焦灼愤怨之干柴，于忧时伤国之人心之灼烤下，中国，你在等待什么？“始憬然已觉”者何在？
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在任一沉闷幽暗之历史时期，期待也者，憬然而觉者，皆离不开伟人之精神火光。中国的期待，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近代西方之思想及科学知识，自明代传教士及徐光启等先行者开启蒙之始，又经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堵塞、苟延，其间虽有短暂之洋务运动兴起，而国家积弱，一败再败的结果已如前文略述。不妨说，这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鲜有的几近亡国之耻辱史。人们渴望变革，希冀着有光于黑暗中烧出一条裂缝来，有能使干柴成为烈焰的精神之火的进射者，可以寻觅救国图强之路。有清一代，也曾有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以及从陈腐守旧中拔起而放眼环球的星火闪烁，若林则徐、魏源、龚定庵等，但随即为暗夜吞没，昏聩依旧，腐败依旧。直至康有为先是于万木草堂讲学课徒，广布知识，再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力拔封建专制赖以维持之千年道统，若春雷之先出，风暴而继作，是有康梁“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文化与精神之火光，谭嗣同被砍头时的血，“去留肝胆两昆仑”。其时，孙中山、黄兴等亦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奔走起事，倡言革命。然后是楚望台下枪声，清廷惶急之下，袁世凯应运而复出矣。
想起了卡莱尔所言：“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叫喊：‘看这不是木柴燃起的火吗？’”卡莱尔并且告诉我们，所谓伟人就是“离开了他干柴就不会燃起来的火光”，而“一代人最糟糕的征兆莫过于对这一精神之火光的普遍无视。”善哉斯言！倘若没有精神之火光，何以让形同死灰之人心激活跳跃？何以使沉闷死寂之社会稍有活气？又何以显露腐朽败亡之原形？谈何变革！谈何图强！谈何新民！这样的变革大势所趋也，既无可避亦无可免，其性质，如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其职志，相类欧洲之文艺复兴。”
有论者谓所有的伟人都是孤独的，此其心境也，然其必有言说，必有论著，其文扛鼎，其思浩荡，文起百年之衰，思接千载先贤，云何独孤？伟人之诞生，必经历漫长岁月之磨砺，中西文化之累积，且必具有非凡之天资，蓄之既久，刚柔相摩，火光出矣。干柴既成烈焰，一个或几个伟人的身后必定是一群仁人志士，应先知之声而共鸣之。民国，乱世也且短暂，然各种人物，各有心性，各具怀抱，各领风骚，其思想之活跃，识见之高远，著述之丰富，人物之众多，后世所不及，且皆具共同之愿望：救民于水火，富强我中国，钩沉茫茫史料，笔者似乎得见，伟人既非圣人亦非完人，其先知先觉，能发精神之火光，大异常人；而举凡七情六欲，则无异也。更有可称之伟人的另一面或有可能是罪人，但，因为他们发出的火光，或其开辟之功，我依然拥护卡莱尔所言：“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当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启，在火光的召唤下集结起民众的大队，伟人的传记便因之而更加丰富，后来人一读再读，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人物行止，文字语境，可以为镜，可以外视内省，可以悲声落泪，可以会心一笑……如此这般，我们的七尺之躯便承接于历史中了。当今之世也，物质挤压，精神贫乏，科技日新月异发展，文化夜以继日沉沦，有此承接，或可使日渐平庸、行将枯槁，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亦或因此得一风生水起，荒草重绿之机。
读者诸君啊，抚今思昔，不过百年，然哪有比忘却我民族曾有之先知与伟人更可叹？更可惜？更可悲者？当你翻开书页，其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的一枝一叶，倘能使君心摇曳，并与任公共一叹：“史也，史也！”则笔者万幸、书之不尽。
是为序。
徐刚
2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
本书是由徐刚编著的《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的内容提要如下：
康有为，仁者也，忧者也，先知也，屡次上书光绪帝建言改革维新，其思想之深刻远迈时人，一生功过众说纷纭。于当时之世，倡言人者仁也，且仁之于草木鸟兽，万物一体，世界共乐，其大同之义于今不朽。康有为辞章飞动，美文连绵，治康学者万勿忽略也。
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因为有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不同凡响的跌宕起伏，则旧朝崩坍、民国初生之风景大备！当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启，在火光的召唤下集结起民众的大队，伟人的传记便因之而更加丰富，后人一读再读，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人物行止，文字语境，以此为镜，外视内省，悲声落泪，会心一笑……如此这般，我们的七尺之躯便承接于历史中了。
康有为，文辞丰赡立意高远学贯中西，为百年来顶级国学大师。由徐刚编著的《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带我们重走康有为那辉煌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