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其中一册,由孙鸿烈等口述。
追问6千万年沧海变高原的演化历史,考察240万平方公里地域的独特资源,忆述献身科考事业艰苦卓绝的无悔人生,伟矣,世界屋脊!壮哉,“青藏效应”!
20世纪60年代以前,要“话说青藏高原”,需要阅读德文、法文、俄文、英文的书籍,而我们自己的先行者们所留下的脚印是那样稀少而难以寻找。50年代以后,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连续不断。一批一批的科学考察队员们,在默默前进的旅途中,在艰苦的攀登中,在寻探生命进化的沉思中,在风餐露宿的惊险行程中,已经一步一步地把青藏高原变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选择孙鸿烈等若干参加过青藏科考队员为访问对象,通过他们的回忆,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他们的青藏高原科考经历、相关的研究活动和国际交流。《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选择的访问对象包括考察队负责人和参加考察的不同学科的主要人物,具有代表性。他们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层面,再现了青藏科考的艰辛历程。
“文革”开始,考察停顿
1966年我们刚出队,很快又被召回搞“文化大革命”。前面的工作未做完,1964—1965年这两年的资料都未整理,连印都未印出来,只完成几本油印本。
当时的情况人人自危,空气很紧张,没有人搞业务,整天是批斗会,批“白专”道路,写反省材料。我被认做“修正主义”的苗子,批斗会上群众一喊口号“把修正主义苗子孙鸿烈揪出来示众”,我就拿个小垫子,从人群中站起来走过去,同“走资派”等“黑帮”在地上坐在一起。
1968年造反派胡折腾,要否定过去,认为综考会是从苏联学来的模式,是修正主义货色,完全没有用。院革委会就下令将综考会列入要解散的单位,把综考会和心理所、植物园、老院部等单位的人全部弄到“五七干校”去了。我们去的干校是在湖北江汉平原地区,几乎全是沼泽地,一下雨就淹了。它的前身是劳改农场,因为血吸虫很厉害,劳改农场撤掉了,科学院却接收了,变成“五七干校”。不过大家还愿意去,总比整天搞阶级斗争要好受些。
在干校中,综考会人员算一个连队,叫基建连。后期是白介夫做我们的支部书记。他原是大化所的书记,人确实很好,有眼光,能团结人,不搞极“左”那一套。综考会的人对他印象都很好。我们排是运输排,我被任命为副排长,要自己搭建新房子,修理旧房子。我们也锻炼出来了,肩膀上挑几百斤没有问题,把二百斤的水泥袋扛到肩上,从车上倒到仓库里,一根粗木四个人扛,也都挺了过来。那时整天劳动,也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了,一个星期政治学习一次,所以大家心情较舒畅。可笑的是,当时综考会的工宣队队长是一个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年清河毛纺厂工人的姑娘,搞阶级斗争时十分厉害,批我们都是一套一套的。听说也要她去“五七干校”时,她竟号啕大哭。
那里气候很热,我们发现地下水位很高,每个班都可以挖个井,几米就有水了。每个班有个小席棚,中午、晚上冲个澡。伙食也愈搞愈好,自己一个炊事班,发展到养猪、养鸡,像个世外桃源。我感到那段时间真好,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养猪、盖房子,心情也很好。
1970年综考会的造反派也有点醒悟了,感到还要找任务。当时青海省海南自治州和玉树自治州希望我们帮助调查宜农荒地资源和草场资源。综考会组织了考察队,需要一些业务骨干,所以又动员我出队。我到了海南队。队长是黄自立,他也挨过斗,但出身比我好。另外一队到玉树去搞草原。
一年后又回到“五七干校”,继续锻炼。
1972年,本来我们要在湖北省就地分配了,但传说周总理讲“综考会还是需要的”,不知真假,反正领导上又突然决定,科学院还要搞综合考察,于是综考会人员又回北京了。
1973年开始大规模综合考察,成果颇丰
制定青藏考察十年规划
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综考会被合并到中科院地理所。我们被分配到各个室去。我到自然地理室土地组,组长唐孝谓(后来在荷兰留学时不幸溺水而死),我是副组长。行政人员被分开,不叫所长、副所长,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由地理所的人出任,副组长有一位是综考会的,另一位是地理所的。
合并到地理所后,我的头项任务还是搞青藏。“文革”期间,1966—1968年曾搞了三年珠峰的考察,是配合国家体委第二次登山,是科学院配合他们登山而进行科学考察的。1966年的队长是刘东生、施雅风,可惜刚出队,“文革”就开始了,他们被召回去了。1967年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造反派认定登珠峰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务,所以决定继续考察。1967—1968年由造反派成员牵头去考察了两年,但并无总结。1972年有人提出考察三年,总该总结点什么。之所以敢提出此问题,是因为1972年周总理对周培源的一次讲话,他带点批评的口气说,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抓好,不要说过去就过去,像浮云一样。周培源回来就在科技界传播开了。“臭知识分子”这下可扬眉吐气了,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说要搞基础研究,所以旧话重提,就要把珠峰考察总结重新抓起来。
P11-13
青藏高原,西起喀喇昆仑,东抵横断山脉,北自昆仑,南至喜马拉雅,域跨西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五省区,面积24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领土的1/4。海拔一般超过4 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誉。这样一个举世无双、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高原,也是地球上最年轻的高原。它具有特殊的地壳、上地幔结构和地质发展史,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复杂的生物区系和富饶的自然资源。高原的存在,又对周围地区气候和自然条件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所有这些,使青藏高原在地学、生物学和自然资源的研究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国内外科学工作者所瞩目。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重要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基础学科发展规划,都把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列为重点项目。
20世纪70年代以前,限于当时的条件,青藏高原的考察难以长期持续开展,时断时续。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关于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指示的鼓舞下,青藏高原的考察工作又重新提上日程。1972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兰州召开的珠穆朗玛峰学术会议上,专门讨论并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要求对整个高原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积累基本科学资料,探讨若干基础理论问题,为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然灾害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据此规划,在这次会上,确定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的中心任务是:“阐明高原地质发展的历史及上升的原因,分析高原隆起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自然条件与资源的特点及其利用改造的方向和途径。”
按照这一规划的要求,1973年组成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决定首先全面考察西藏自治区,然后再扩展到高原的其他部分。
1973年的考察队由22个专业的70多人组成,考察了藏东南的察隅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大拐弯地区。
1974年,考察队增加到30多个专业共150多人,考察地区主要在拉萨市及山南地区。
1975年,队伍扩展到200多人,已有50多个专业,考察了江孜、日喀则地区。
1976年,考察队人数达到400多人,分4个分队在昌都、那曲、藏北和阿里进行考察。4年期间,按规划要求,对西藏自治区全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1977—1980年又历时4年进行了室内总结工作。
8年来连同参加标本鉴定、样品化验、数据处理和图件清绘等人员在内,共92个协作单位,约1 000余人参加了此次考察工作。其中科学院所属研究所29个,大专院校31个,西藏地方科研和生产部门11个,其他科研和生产部门21个。这次科学考察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科之多,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我国综合科学考察史上也是空前的。
通过这次考察,在阐明高原隆起原因方面,大大迈进一步;对高原生物区系组成、起源和演化问题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地理环境的形成、变化和地域分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此次考察编写了共30部41册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共计1 600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以这次考察的研究成果为主,于1980年举办了“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除我国参加青藏高原考察研究的科学家外,还有18个国家的80多位学者参加。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受到国务院的嘉奖。1982年中国科学院召开野外工作会议,授予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以先进集体称号,在大会表彰的31名野外先进工作者中,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成员占15名。
在《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中,青藏高原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再次被列入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据此,中国科学院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横断山部分)1981—1985年综合科学考察计划纲要》。根据纲要的要求,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第二阶段工作东移至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以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对于青藏高原的科学认识。主要任务是考察横断山脉形成的原因和地质历史,自然地理特征及其与高原隆起的关系,生物区系的组成、起源与演化,自然垂直地带的结构及其分异规律,自然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等。
横断山区的野外考察工作开始于1981年,当年重点考察滇西北地区。考察队由34个专业230多人组成,分属19个单位。
1982年考察队的规模有所扩大,总人数超过250人,分属于40多个专业和35个单位。重点考察地区转移至川西、滇西北和藏东昌都地区。
1983年的考察工作为了进一步为经济建设服务,结合山区建设比较紧迫的问题,增设了5项综合研究专题:横断山区农业自然资源评价与系列制图,地方能源资源与开发利用综合评价,亚高山暗针叶林采伐更新,畜牧业战略布局,干旱河谷环境条件与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1983年考察队人员增加到330多人。
1984年重点进行5项综合专题的考察研究,并完成有关专业的补点工作。
1985年起进入全面总结阶段,出版有关专著12册。
为了全面系统地完成青藏高原科学考察,1987—1992年又考察了青藏高原西北部,处于西藏、新疆、青海接壤地带的喀喇昆仑山一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这里是高原上极端干旱的地区,又是高山冰川集中发育的地域,分布有独特的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植被,我国最大的野生动物群也分布在这里。同时西昆仑山存在着我国最新喷发过的火山,新构造运动十分强烈。这个地区的考察对了解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出版了7本关于喀喇昆仑山一昆仑山地区的专著,4本青海可可西里地区的专著。同时还完成了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报告。
在这一阶段考察基础上,1992年在新疆喀什召开了第二次青藏高原国际科学研讨会,即“喀喇昆仑山一昆仑山国际科学讨论会”,有300多位中外科学家参加。1990一1992年期间,青藏考察队还受西藏自治区政府委托,完成了“西藏一江两河地区综合开发规划”和“尼洋河流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综合规划”。
我们将1973年到1992年历时20年的考察列为青藏考察的第一期,是指以面上考察、积累资料为主要任务的时期。从那以后到现在,进入了第二期以深入理论研究为主的时期,其第一阶段(1992—1996)是孙鸿烈做首席的“攀登计划”阶段,第二阶段(1999—2003)是郑度做首席的“973”项目阶段,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是姚檀栋做首席的“973”项目阶段。与第一期研究工作相比较,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针对学科研究的需要和过去区域性路线考察的薄弱环节,强调了以下几点:从以定性为主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转化和深入,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化和深入,从单一学科研究向综合研究转化和深入,从区域研究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转化和深入。
1973年开始的青藏高原考察至今已经35年了,刘东生先生和我们一起总结出了“青藏效应”这个概念,即探索自然奥秘的凝聚效应、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效应、人才涌现的催化效应和不断扩展的社会效应。这是对体现在青藏考察工作中的精神所做的全面总结。
35年来,有数千位科学家为揭开青藏高原的神秘面纱参加了考察研究。本书限于篇幅,只能先推荐70年代初期开始参加考察的部分科学家作为采访对象。那时,正值“文革”期间,考察设备十分简陋,科学研究步履维艰,考察过程可谓是艰苦卓绝。最先入藏的这一批考察队员,就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上述的科学成果。现在他们大都已经年逾古稀,有些人已经与世长辞了。从这些老科学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贡献给祖国的,不仅是科研成果,还有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不仅能对青藏高原的科学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能从中了解到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精神。
在此,我谨代表青藏考察队全体队员对湖南教育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对一切帮助出版此书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2008年12月27日
这里和读者见面的《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是《20世纪中国口述科学史》丛书的选题之一。但在2006年8月份拟定选题时,原本准备先做《孙鸿烈访谈录》的,但是在采访孙院士的过程中,他对自己谈得不多,却总是在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群体活动和贡献。他说,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在地球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揭开这个谜是中国科学家的使命。1973年,青藏科学考察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青藏高原开始了。队伍规模从那时的70多人发展到今天已有数千人参与。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继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锻炼了一批人才,而当年参加考察的老队员现在大都已年逾古稀,有些人已经辞世了。他说,青藏科学考察口述史内容将会是很丰富的!
2007年6月,编委会决定接受孙鸿烈先生的建议,提前安排青藏科学考察这个专题。
作为青藏科学考察队队长,孙院士提出了整体构思。因为篇幅有限,他只能按领域给我列出17位考察队员的名单,其中院士有5位。他们都是1973—1976年参队的第一批考察队员。
在最初采访考察队副队长王震寰时,他说,你采访每个人,每个人都有感人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的确如此。
随着采访的展开和深入,那段尘封的记忆被不断开掘,一段段考察经历,一个个动人故事,一项项重要成果从这些老科学家口中奔涌而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鲜活、生动、感人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考察队员们在高寒、缺氧、风暴、冰雹、大雨、断菜、断粮、陷车等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条件下,趟冰河,爬悬崖……甚至献出生命。他们始终精神饱满,乐观向上,信念坚强,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最终,他们第一次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全面地向全世界揭示出了青藏高原的来龙去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公务繁忙,却抽出两个下午接受采访;滕吉文院士谈起牺牲的同志,不禁哽咽;孙鸿烈院士看到范云崎写的考察队员的艰辛时,潸然泪下;王震寰先生心脏不好,却两次从延庆县赶到北京接受采访;武素功先生和范云崎先生精心准备了采访内容和实物资料;臧穆先生和夫人身体都不好,却冒着大雨坐公交车带了一堆很重的书和日记本交到我手中;章铭陶先生用十几天时间认真修订史实;李文华院士相濡以沫的夫人刚刚辞世,仍接受了采访……
现在他们大多数都是耄耋老人了,那一段历史镂刻在他们心中。他们付出了很多,但是他们并不后悔。我深切地感觉到,在他们心中深藏着对祖国的深情、对科学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诚。
李文华院士说,西藏是一本天书,可现在后继有人了。这本天书还在继续翻下去。
采访的过程和整理记录的过程,我的心灵都一直在被强烈地震撼着。尽管这是我从事文字工作后最困难的一次工作,可是我心欣然。遗憾的是采访到的科学家太少了! 我把本书的片段给我国内外的一些朋友看了,他们立刻说,出书后一定给他们寄去,因为他们要让孩子们看,要让孩子们知道这段历史,知道中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一批科学家踩着荆棘铺就的大路走过的。
如此,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深深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采访的各位科学家以及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的杨小林女士、张蕴洁女士、唐文娟女士!
温瑾
2008年12月26日于北京
30年来这壮丽的画面,这激动人心的情节,让我们重新放映一遍吧!让它给广大读者和科考队员们以交流心声的机会。对我们来说,那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心声,而对于读者们来说,那是永放光芒的青藏高原的青春。
——刘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