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该认识的黄永玉
在许麟庐先生家，我认识了黄永玉。
从上海之行又对画萌发了兴趣之后，很多活动交往都是和剧院舞美设计王文冲一起，而且大多是由他引领我。文冲年轻时在京华美专学中国画，专攻工笔人物、花鸟，科班出身，出了名的开朗幽默，热心结交。
“文革”后期，文艺各界略松动些时，一天晚上，我跟王文冲一起到许麟庐先生家去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画，给许先生看：“今天画的。”我看了一眼，满纸黑底，一只黄色细瓣菊花，颇有特点，非中非西。再看来人，中等身材，样子很普通，却又觉得很不普通，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当时的第一印象，反正是那种引人注目的神态，这倒不只是因为他穿着双拖鞋就来了。
我马上有个直觉：黄永玉。
就在这时，王文冲对我说：“他就是黄永玉。”我高兴地对他说：“老想见你，终于见到了。”黄永玉也说：“是啊，咱们好像多少年以前就该认识了。”
从那以后，我们常常见面，经常晚饭后我到他那儿去，他偶尔也到我家里来。那时我住在史家胡同，他住在北京站路口美院宿舍内，相距甚近。这段时间里，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永玉率直，我也坦诚，我自以为是性情中人，人皆认为属特立独行，但比起永玉好像又差了。
“文革”中，黄永玉全家被赶到院子北房一个犄角的小房子，是里外间，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客厅兼画室。屋子很小，也就十来平方米，中央摆了个大木墩当桌子，旁边的凳子也是用整根的原木剖成厚板做的，有种原始的质感。直到现在，他在北京通州万荷堂作为画室的大厅里，桌凳也还是这样的。
这时，黄永玉已经开始作画了，每天至少画三张，勤奋，也极聪明，有才气。他原先是搞版画的，但他的作品典型地不是学院派，属于自学成才，年轻时为学画跑了很多地方，曾为烧窑做过搬运砖坯，还参加过一个文工队，在队里什么都干，主要是画，画布景，画广告，这个队的队长就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徐洗繁。以后到了上海，跟丁聪、叶浅予等一起搞漫画活动，而他主要是搞木刻版画。再后来到了香港，已颇有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表叔沈从文先生写信把他从香港邀回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
黄永玉当时在那么个环境里，画画的条件肯定很差，那间小屋连窗户都没有。那天我又去他家，见墙上多了一幅画，让我惊异的是，他画了一个窗户，窗外晴朗的蓝天，好像屋里也真亮堂起来了。这就是黄永玉，什么情况下都自得其乐。因为这么小个屋子，东西都摆满了，没地方，他就靠墙竖起一块板子，上面挂块毡子，竖着画，用的是一个油画箱，但里面装的大多是别种颜料。有一次他向我自嘲又颇得意地说：“我现在能有这个本事，如果我正在画，一听外面来生人了，几秒钟连纸、笔、颜料，所有家伙都收起来，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像耍猴儿的一样。”老北京耍猴的也是用一个箱子，要表演的时候，猴子把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衣帽道具，演完了再往箱子里一收，外面就什么也没有了。这还是黄永玉，在这种逆境中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
黄永玉有一幅木刻代表作《春潮》，画面上一条大鲨鱼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翻滚着，远处，右上角是一艘小船，船上一人摇桨，另一人手里的鱼标刚刚出手，扎向鲨鱼，妙在系住鱼标的长索曲折翻展的动态，整个画面极具张力。我早就非常喜欢他这幅作品，就问他：“你的版还在吗？”他说：“我跟你说实话，版还在，但是没法印，因为印版画必需最好的油墨，现在没地方能找到。”“我给你找！”我很高兴，专门找到印刷厂一位老工人去要最好的油墨。这位老工人是我捞鱼虫时认识的，是鱼友，我提出：“你给我弄点最好的油墨，一定要最好的！”他说：“你找我算找对了，给你一筒，这是专门用来印袖珍版《毛泽东全集》的，
保证哪儿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拿了这桶油墨来给永玉，问：“你看这油墨怎么样？能用吗？”他一看很高兴，说：“这墨行！”
我们俩就整整印了一天。印版画确实不易，像他这样搞专业动作熟练的，也只能一个钟头印一张，换了我这个生手，两个钟头也未必能印出一张来。因此是由我帮着他，两个人一起印。除了给我印，他也顺便给他的孩子黑蛮和黑妮各印了一张。此外他还有别的代表作的版，也印了几张。一个上午干不完，他的夫人梅溪出去，在菜市场买回一条很大的红鱼，肯定是海鱼，我也叫不出名儿。梅溪把鱼做成两样，一盘红烧，一盘是怎么做法我也不懂，只觉得特别好吃。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又聊起戏来，说起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永玉赞赏不已。我又从剧院图书馆把这个剧本借来再读。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将来什么时候排这个戏，我给你当舞美设计。”我也极为兴奋，但这只能是一种精神会餐，还能演这样的戏？没想到，“文革”之后，我还真的导了这个戏！
1982年，我在导演《贵妇还乡》的时候，真的很想找他搞舞美设计，也向剧院提出了，但当时有些难办，考虑到剧院有那么多位设计人员，都是十年没搞戏了，这种情况下从外面请人来，恐怕不合适。后来请他来，对已经设计好的图纸提意见，他还随手画了一些诸如轿顶的样式。
《贵妇还乡》演出后，《人民日报》准备为此剧发一版评论，问我请谁来写比较合适，我建议他们去找黄永玉。不久，永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2012年有一篇评论迪伦马特的文章，其中有些部分完全是照抄了永玉当年给我们的演出写的评论。黄永玉看到此文后特意写了篇文章斥责其抄袭行为，文中说：“这是我当年给我的好朋友蓝天野排这个戏时写的一篇文章。”2012年，与黄永玉（右）在万荷堂交谈
1976，我在导演《淬火之歌》的时候，有一天，作者之一李洪洲和我同去厕所，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真的！”很快，这个消息就四处传开了，人人振奋，但那些天还只是在传。一天下午，我正在黄永玉家，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范曾来了，他是下班后还没回家，径直先到永玉家来，进门就大声说：“黄先生，我告诉你们，‘四人帮’垮台的事，今天我们那儿正式传达了！”虽然之前都已得知，但这是第一次听说正式宣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范曾，也就自此来往多了，成为朋友。
这些年我和黄永玉联系少了，因为住得太远，也都很忙。我第一次去他在通州的万荷堂，是原西德驻华大使修德到北京来，黄永玉打电话约我去他那里聚会。以后，我和永玉也只能偶尔在一些什么场合见个面。
倒是北京人艺60周年院庆，演了《甲子园》，得知何冀平当年和永玉是同院邻居，于是还邀上郑榕、朱旭、徐秀林、京剧演员袁慧琴等一大伙人，到他的万荷堂热闹了一天。永玉事先就写了副对联，“人说八十不留饭，偏要吃给他们看”，众人在上面落笔签名。我说：“这对联归我了！”但永玉说要在即将举办的90岁大展上展的。只好作罢，怕将来也得不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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