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上海远在何方》以第二次大战期间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陶西格夫人等德国犹太人的流亡生活。作者为创作本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德国柏林文学之家提供版权预付金、全额翻译费，资助出版费用2400欧元，资助作者2013年8月末来华参加北京国际书展举行新书发布会。作者同时将参加中德作家大会。

德国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上海远在何方》以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意蕴深邃地融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于一体，别开生面地勾勒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流亡上海这段历史的全景图，给读者描绘了一个既遥远又熟悉的流亡者世界。《《上海远在何方》》2008年在德国问世后，即成为畅销书，为广大读者喜爱，深受评论界赞誉，因此接连获得多项文学奖，并很快被译介到世界各地。

生存能力

传奇

收藏

运河

一双受到保护的手

秘密小组

电波

方形小匣子

路

光芒在眼睛里闪烁

木剑与别的武器

乞讨与施舍

召唤

各奔东西

盟国法庭

陶西格夫妇抵达上海后，他们虽然十分沮丧，但这毕竟是不幸中的万幸。继那个领港员和那些移民局官员之后，一大群欧洲人和中国人来到船上，个个衣冠楚楚，有些人还带着翻译，他们指着那些移民名单上一个个名字和职业名称，让人叫出相应的人来，并又询问起他们的技能。他们要给大家分派工作。他们俨然一副自以为是的自信，作为救星和恩人粉墨登场，郑重其事，举足轻重。乘客们被领到一个等待室后，立刻就十分警觉。酒吧女很受青睐，可陶西格夫人没有干过酒吧女，而且也不愿意干这样的差事。手工工人也很抢手，尤其是鞋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定制鞋匠，可是个吃香的职业。它好像在维也纳也是个吃香的职业，只要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不是犹太人就好。一个律师自然无人问津，如果他不再年轻，而且听觉不好的话，那可就是雪上加霜啊。连拉扎鲁斯也不厌其烦地说道：“律师压根儿就一无是处，他们凭借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在中国会干什么呢？”他知道有几个人得到许可在中国法庭供职，有一个曾经在布雷斯劳当法官的法学家受聘于上海犹太人社团，在仲裁法庭工作。可这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陶西格先生已经为流亡做了准备，他参加过一个机织学习班。针织机有许多上下格格咬合的小齿．不仅有两根钩针，而且还有一圈底针：这是最新的款式。他也带来了自己新近亲手制作的一个产品，一条围巾，是他给妻子织的。他把这围巾拿在手上翻来倒去，可是没有人对他的产品感兴趣。是的，要是他从欧洲带来一台针织机多好啊！那他也许就成了向远东出口针织机的商人。当然，要是这样的话，他就得在奥地利有商业伙伴，可是谁会愿意跟一个犹太人合伙做生意呢？谁会铤而走险呢？正因为如此，他到头来在维也纳根本就没有能力购买一台针织机。远洋船票吞没了最后的积蓄。烹饪和烘烤面包手艺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弗兰西斯卡·陶西格虽然看上去不像一个厨师或面包师，可是奥地利饮食享有美誉。一位先生呼叫着她的名字，她站出来，打算跟他握手致意。可是到了上海，这样的习惯她必须尽快荒疏掉。他首先只想打量她，从上到下打量她，打量那被海风吹得乱蓬蓬的头发，打量那件剪裁得体但却皱皱巴巴的海军蓝上衣和几枚从胸口到腰间的珠母纽扣。他打量她的双手，一双钢琴手，还有戴在指头上的婚戒。那目光扫向裙子和长筒袜。在上海这蒸笼似的酷热中，穿着这样的长筒袜显得热上加热，可是一个生活在维也纳的女士穿的就是长筒袜。他的目光向下滑到她的凉鞋上。陶西格夫人觉得自己像匹马似的让人家打量来打量去。她从来都没有被人这样打量过，可是这样想有什么用呢。她听之任之。突然问，这人把她看够了，径直冲着她的脸问道：您会烤苹果卷吗？我听说您是维也纳人。陶西格夫人先是肯定回答这个问题，随之又是那个问题，她毅然决然表示肯定。您明天来我饭店吧，这人说。如果您会烤苹果卷，地地道道的维也纳苹果卷的话，那我就雇您当厨师。她是烤过苹果卷，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苹果卷就这个劲儿，犹如任性的小伙子，自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它深深地埋在那热辣辣的烤箱里尽情地享受着，而面包师则面对它挥汗如雨，屈从于它。每个烤苹果卷的人对此都心领神会。您会烤苹果卷吗？说什么都无济于事，陶西格夫人打算且必须再次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后来，她若有所思，写来写去，同时相信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她将那一个个疑虑都吞咽到肚子里。拉扎鲁斯也流露出心怀疑虑，怀疑何年何月才能站稳脚跟呢。

P14－16

译者前言

1938年11月9日，纳粹德国爆发了历史上称之为“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从此便开始了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尤其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规模杀害和灭绝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变本加厉地付诸实施。在这暗无天日的恐怖中，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找到容身之地。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美国，面对纳粹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暴行，采取了种种限制性移民政策。上海，这座当时被置于殖民管辖和不需要签证的海港都市便成为犹太人可以逃亡的归宿。于是，那些有可能逃离纳粹铁蹄的犹太人就不惜一切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逃亡到遥远的上海。直到1941年，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尽管他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恶劣气候，遭受到来自纳粹德国领事当局日益残酷的欺辱，而且在文化的差异中无所适从，但这些人最终大都免遭了纳粹有计划地迫害和屠杀，得以幸存下来。上海无疑是犹太人苦难史中永远不可忘记的一章。然而，除了史学界寥寥无几的声音之外，这段特殊的历史却几乎鲜为人知。德国当代女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UrsulaKrechel，1947－）2008年发表的小说《上海，远在何方？》则以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意蕴深邃地融历史事实和艺术想像于一体，别开生面地勾勒出了这段历史的全景图，给读者描绘了一个既遥远又熟悉的流亡者世界，让人叹为观止。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刻成为畅销书，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深受评论界的赞誉，因此接连赢得了多个文学奖项（莱茵高文学奖、热奈特绍肯奖、德国批评家奖、杜塞尔多夫文学奖、约瑟夫布莱特巴赫奖等），并很快被译介到世界各地。

克莱谢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诗歌步入文坛，先后发表了十二部诗集，是德国当代很有影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创作起初受到妇女运动和新主体性文学影响，后来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超现实主义烙印。《上海，远在何方？》是克莱谢尔的小说处女作，也是她近三十年来不断探索、思考和构思的艺术结晶。克莱谢尔很早就关注到当年从纳粹德国流亡上海的犹太人的历史。1980年，克莱谢尔第一次来到上海，亲临其境，耳濡目染，并结识了一位当年流亡到上海定居的犹太女性，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更加给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让她魂牵梦绕。从此以后，她的文学创作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几十年间，她坚持不懈地穿行在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之间，走访和查找了所有可能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翻阅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回忆录，采访了许多尚健在的流亡者及其后人，锲而不舍地探寻着那些“被置若罔闻的东西”（克莱谢尔）。1992年，克莱谢尔再次来到上海，又亲临实地考察了那些残存的流亡遗迹。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克莱谢尔驾驭这一主题的厚实基础。这期间，她首先以流亡上海的犹太人为原型，相继创作了四部广播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随着艺术酝酿的持续深入，那一个个积聚在心灵深处的声音日益强烈地在呼唤；那一个个挣扎在生存中的犹太人形象日益活灵活现地浮现在眼前；他们在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自己活下来的辛酸。于是，在作者的脑海里，“探索与创作逐渐分离……虚构与回忆融为一体”（克莱谢尔），一幅流亡者世界的全景图就这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就是小说《上海，远在何方？》诞生的背景。

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一群流亡者的众生相。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和情节结构，而是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叙述主线上，断片式地勾勒出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流亡者形象。在作者挥洒自如的笔下，各个断片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一个相映成趣的艺术整体。正如作者所言，小说中的人物既有真实的背景、真实的信息、真实的名字和真实的地址，而且贯穿小说始终的也是真实的内核，同时也是酝酿已久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作者从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叙述视角出发，采取了有分有合、融合贯通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将那些文献的东西和那些虚构的东西编织成一个层次丰富丝丝入扣的马赛克图像，使得真实的发现与艺术的虚构在其中相互承载，相得益彰，创造了二者之间天衣无缝的平衡。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群流落到上海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怎样在绝望的边缘为活下来而在苦苦挣扎。他们从踏上这个殖民管辖又遭受日本人肆意蹂躏的异乡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而只是犹太人”；他们在犹太人居住区里苟延残喘，在纳粹的“长手臂”下陷入“黑暗的边缘”，在遭受屈辱中与命运抗争：陶西格夫妇忍受着与儿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千辛万苦从维也纳来到上海。丈夫难以面对这不可名状的陌生世界，在物质与文化极大的反差中彻底无所适从，格格不入，从始到终都绝望地沉溺于昔日那前程似锦的律师生存中，甚至连夜里睡觉都不摘下太阳镜来。为了求得一个新的生存，安抚抑郁成疾的丈夫，也为了相濡以沫的爱情，妻子不得不承受着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生存之重，不惜一双弹钢琴的手，起早贪黑地在一家餐馆的酷热里干着烤制维也纳苹果卷的苦差，只能把内心的重重痛苦深深地埋藏到凯勒的文学作品中。艺术史家罗塔·布里格只身带着满满一鞋盒子艺术明信片来到上海，然而他所教授的中国学生却对印象派艺术不感兴趣，这种拯救生存的可能化为了泡影，写给老朋友瓦尔特·本雅明的一封封书信也杳无音信，于是他就像许多流亡者一样，无可奈何地沉浸在对美好岁月的回忆里；柏林、维也纳、圣雷莫等不时绽放出昔日的光彩。他当年引以为豪的著作《当今的女人脸谱》如今只好尘封在避难所的床下。而当他亲眼目睹了陶西格夫人在丈夫的停尸床前那悲痛欲绝的面孔时，才觉得当下的女人面孔超越了他从前的一切想像：“当下这个女人的面孔是一个六神无主的平面，嚎啕痛哭从中迸发出来，停滞在空中。”书商路德维希·拉扎鲁斯既是小说中穿针引线的叙述者，又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同时也是流亡生存的见证者。作为叙述者，他通过录音讲述了刻骨铭心的流亡经历和感受，从而赋予小说表现历历在目的真实性；作为小说众多流亡者形象之一，他又在患难之中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人性。拉扎鲁斯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甚或耍些让人发笑的小伎俩，随机应变，入乡随俗，以求在审视现实的夹缝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他这样艰难地熬到了战争结束，最终回到了德国。显而易见，小说所描写的一个个流亡者是些形形色色的个体，虽然他们寻求生存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却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同样的命运。　　然而，心灵创伤是没有止境的，历史悲剧依然在延续。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投降，犹太人居住区随之解散了。可痛苦的磨难依然看不到尽头。流亡者虽说自由了，可返回家乡的旅程变得更加辛酸。被当年的同事召回大学讲堂的艺术史家布里格再也认不出他的柏林了。在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眼里，柏林的废墟无异于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木炭画。在无依无靠的孤独中，他绝望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更为凄惨的是蹲过监狱、进过集中营和被迫流亡的拉扎鲁斯回到家乡后的境遇。在为尊严而抗争的法律诉讼中，他遭受着更加漫长的精神折磨。在众多的人物中，拉扎鲁斯这个形象也是作家克莱谢尔为自己多年来难割难舍的犹太人命运主题埋下的伏笔。其用意在她后来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小说中，报道、评论、文献引言和叙事交替穿插，互为镜像，相映相衬。细腻的语言、真切的图像和细小的情节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那刻骨铭心无法言说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叙述游刃有余，张弛有致，形散而神不散，严肃而无说教，悲愤而不渲染，情感真实而不多愁善感，幽默而不嘲讽。在这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想中，那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生存故事在读者感同身受的心灵里势不可挡地汇聚成了时代的生存图像。

可以说，《上海，远在何方？》以精妙的结构技巧，使历史回忆与艺术虚构、文献性的细腻真实与卓越的叙事张力、多层交织的叙事视角和多线交错的人物命运水乳交融，错落有致。它以灵动的语言和真切的想像再现了一幅不同寻常令人扼腕的历史画面，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对现实的警示。这是一部深深触动读者审美心灵的好作品。2012年，克莱谢尔推出的姊妹篇《地方法院》又别具匠心地延续了前者的主题，成功地表现了犹太出身的法学家科洛尼兹一家战后从流亡返回德国后启人深思的生存境遇。这部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德国图书奖。在新纳粹肆意泛滥和种族歧视死灰复燃的当今德国，克莱谢尔借用小说形式，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那段充满灾难和痛苦的历史踪迹，其寓于其中的叙述意图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无疑也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联想和思考。但愿这部小说也能为中国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和富有裨益的认知与借鉴。

这部小说的翻译受到柏林文学之家（LCB）的资助，译者也有机会多次与作者直接交流，并解决了翻译中的不少疑惑，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韩瑞祥

2013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