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折磨着我：如果不去彼得堡，那么将把我派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那杆移动得相当缓慢的笔。终于，他写完信，把信和证件一同封在一个信封里，然后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为你写的这封信是写给安德烈·卡尔罗维奇·罗的，他是我的老战友、老朋友。你去奥伦堡吧，就在他手下服役。”
这样一来，我所有那些辉煌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等待我的将不是欢乐的彼得堡生活，而是荒凉、遥远之地无聊的戍边生活。一分钟前我还满怀喜悦地设想着的从军，此时却让我觉得是深重的不幸。但是，争辩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第二天早晨，一辆有篷马车驶到台阶前；一只箱子、一个装着茶具的食品箱和几个装着面包和馅饼的袋子被放到车上，这些东西是家庭宠爱的最后标志。父母为我祝福。父亲对我说道：“再见，彼得。你对谁宣了誓，就要忠诚为他服务：要听首长的话；但别去讨好他们；不要去抢什么差事；也不要推卸责任；你只要记住这样一句谚语：‘衣服要趁新爱护，名誉要自小爱惜。…母亲含着泪嘱咐我注重身体，并要萨维里奇好好照看我。家人给我穿了一件兔皮袄，外面又披了一件狐皮大衣。我和萨维里奇坐上马车出发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夜里，我就到了辛比尔斯克，我要在这里过一天，以便买些要用的东西。买东西的事托萨维里奇去办。我留在旅馆里。萨维里奇一大早就去了商店。看厌窗外那条肮脏的胡同，我便在各个房间里随意走动。走进台球房，我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爷，他三十五岁左右，蓄着长长的黑色唇须，身披一件长衫，手里握一根台球杆，嘴里咬着烟斗。他在和一个服务员玩球，那位服务员如果赢了就能喝上一盅酒，如果输了就要四肢着地钻过台球桌。我看起他们的游戏来。随着游戏的继续，钻桌子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服务员终于瘫在台球桌下。那老爷向服务员说了几句类似悼词的尖刻话语，然后就邀我来一盘。我因为不会玩而拒绝了。看来，这使他感到很奇怪。他看了我一眼，似乎很遗憾；但是，我们还是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大尉，他来辛比尔斯克是为了招募新兵，他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随便吃顿午饭，就像士兵那样。我愉快地同意了。我们坐到餐桌旁。祖林喝了很多酒，也劝我喝，并说必须习惯军旅作风；他给我讲了许多军中的艳闻奇事，逗得我差点儿笑破肚皮，离开餐桌时我们已经完全成了朋友。这时，他提议要教我玩台球。“玩台球，”他说，“对我们军人弟兄来说可是少不了的。比如说，你行军来到一个小地方，你干什么好呢？又不能老是去揍犹太人。没办法，你只能去旅馆玩玩台球；因此，必须学会打台球！”我完全被他说服了，便一心一意地学了起来。祖林高声夸奖我，对我的飞速进步惊叹不已，几番演练之后，他建议和我来赌钱，一个铜币一局，不是为了赢钱，而是为了别白玩，照他的话说，白玩是一种最恶劣的习惯。我同意了，祖林吩咐拿果酒来，劝我尝一尝，并反复强调说，我必须习惯军旅生活；要是没有酒，那还叫什么军旅生活呢！我听了他的话。与此同时，我们的赌局在继续。我端酒杯的次数越多，胆子便越大。我打出的球不时飞出台面；我火了，骂服务员，天知道那个服务员是怎么记的分，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一句话，我的举止就像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孩子。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祖林看了看表，然后放下球杆，对我宣布道，我输给他一百卢布。这使我感到有些难堪。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请他原谅。祖林打断我的话：“没事！你请放心。我可以等一等，现在，我们去阿里努什卡那里吧。”P175－176
《大尉的女儿》“无疑是俄国最好的叙事作品”。
——果戈理
《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散文创作的顶峰”。
——列夫·托尔斯泰
除《叶甫盖尼·奥涅金》外，《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唯一对后一时代产生强大影响的作品，因为它含有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之一切精髓。
——米尔斯基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不仅有800余首抒情诗和众多的诗体小说、长诗、童话诗和诗体悲剧等，也有数十部（篇）小说和散文作品。这些小说、散文作品不仅体现了普希金多面的文学天赋，而且同样也是普希金用来奠定俄国文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或许就很难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的散文创作稍晚于他的诗歌创作，保存至今的普希金的第一首诗作《致娜塔莉娅》写T1813年，而他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小说《娜坚卡》则作于1819年。之后，普希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才突然出现一个“散文高潮”。1827年，普希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之后，他每年都进行小说创作，直到他去世的1837年。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外，还包括《戈柳希诺村的历史》、《别尔金小说集》、《罗斯拉夫列夫》、《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基尔扎里》和《埃及之夜》，以及这部《大尉的女儿》。
在19世纪上半期，以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在整个欧洲都很流行，此类小说被大量译成俄文，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这使得普希金强烈地感觉到，俄国必须有自己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罗斯拉夫列夫》是普希金创作历史题材小说的两个尝试，但前者未完成，后者仅为一个短篇，于是，普希金在1833年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小说。一向关注祖国历史和农民问题的普希金，将目光投向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他写作俄国历史小说和反映农民起义者这两大夙愿最终借助《大尉的女儿》的创作而同时得以实现。1833年1月31日，普希金为《大尉的女儿》拟定了最初的创作提纲。同年7月至8月，普希金前去普加乔夫起义发生的地区旅行，广泛搜集相关资料。他搜集到的资料如此丰富、如此翔实，竟然使得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撰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据说，在俄国的史学研究中，普希金的这部著作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1836年初，《大尉的女儿》终于完成。1836年10月25日，普希金在回答书刊检查官的询问时这样写道：“米罗诺娃姑娘的名字是杜撰的。我这部小说的基础是我听到的一个传说，说有一位军官背叛自己的义务，加入普加乔夫叛军，后由于他年迈的父亲跪在女皇面前求情，终获女皇宽恕。正如您能看出的，小说与史实相距甚远。”在这里，普希金显然想以所谓“杜撰”色彩来使小说通过审查（但最终还是有一个章节被迫删去，见本书附录《被删去的一章》），但他在此也道出了小说和历史著作的不同。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他与小说主人公的相遇和交往却是作者的想象；小说中的格里尼奥夫也有生活原型，即一位名叫施万维奇的俄国军官，他投靠普加乔夫，暴动失败后被流放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小说中的内容大都为普希金的艺术构思。在这一点上，小说的题目是耐人寻味的：一部旨在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不仅没有以普加乔夫的名字来命名，甚至也没有“突出”贯穿整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格里尼奥夫，而将“大尉的女儿”玛莎放在标题上。作者似乎是在让读者通过棱镜的两次反射来观察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样的处理使得作者可以更为自由地对普加乔夫的性格进行塑造，可以将爱情的线索穿插进主人公与起义首领的交往过程，可以通过格里尼奥夫串联起两个阵营及两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使小说的线索更加丰富，人物的命运充满更多起伏。比如，作为小说原型的施万维奇在普希金的笔下就被一分为二，演化成“正面的”格里尼奥夫和“反面的”施瓦勃林这两个角色。此外，普希金对普加乔夫的复杂情感在小说中也得到体现，小说作者无疑是欣赏普加乔夫的，因而写到了他的勇敢和剽悍，他的宽宏和感恩，以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和他对统治者造成的巨大冲击。但是，普希金又不得不谴责他的残酷和犯上，不得不写他的失败和临刑。对普加乔夫的这种矛盾情感，反而使普希金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加乔夫，而这样的情感是难以在客观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流露的。或许正是如此，普希金才在写作《普加乔夫史》的同时又创作了《大尉的女儿》，在历史人物的普加乔夫之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形象的普加乔夫。
小说以贵族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尼奥夫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开始。他还在娘胎时便在军中注册，从小随马夫萨维里奇长大，同时接受过一位法国家庭教师的教育。17岁时他被父亲送入军中，来到奥伦堡的白山要塞。在老仆人萨维里奇的陪同下，已经是“近卫军中士”的格里尼奥夫踏上从军路。在奥伦堡附近，格里尼奥夫和萨维里奇遭遇暴风雪，一位“向导”把他们领到客栈，这位向导就是遭到官兵追捕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为了表示感谢，格里尼奥夫把自己的一件兔皮皮袄送给“向导”，还赏了他酒钱。白山要塞坐落在离奥伦堡40里远的地方，格里尼奥夫来到这里，见要塞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村落，但要塞司令米罗诺夫大尉一家人却亲切可爱，要塞司令夫人就像操持家务一样管理着要塞。格里尼奥夫与米罗诺夫一家相处甚好，同时也读书和写诗，他把自己写给“大尉的女儿”玛莎的诗拿给军官施瓦勃林看，却遭后者的嘲笑，其实也在追求玛莎的施瓦勃林还嘲笑了大尉的女儿，两名贵族军官因此发生争吵，进行决斗，格里尼奥夫在决斗中负伤。玛莎终日照看负伤的格里尼奥夫，两人相爱。格里尼奥夫写信给父亲，要求父母准许他与玛莎成婚，可父亲拒绝这桩亲事，格里尼奥夫因此陷入痛苦。1773年10月初，米罗诺夫大尉接到一份密电，得知普加乔夫在亚伊克河流域发动叛乱，大尉着手备战。普加乔夫的部队来势凶猛，米罗诺夫大尉率众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要塞被攻占，施瓦勃林甘愿投敌，不愿投降的大尉夫妇被绞死，但格里尼奥夫却被普加乔夫赦免并释放，因为普加乔夫通过萨维里奇的哀求认出了这对主仆。格里尼奥夫在前往奥伦堡之前去神甫家看望玛莎，两人依依惜别。普加乔夫派人送给格里尼奥夫一匹马和一件皮袄。奥伦堡同样遭到普加乔夫起义军的围困。格里尼奥夫接到玛莎来信，说施瓦勃林正强迫她嫁给他，格里尼奥夫心急如焚，带着萨维里奇连夜赶回要塞。他们在途中被叛军俘虏，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再次见面，格里尼奥夫说玛莎是自己的未婚妻，他要前去“救她”。普加乔夫让格里尼奥夫坐上自己的马车，两人一同前往白山要塞。这座要塞的“主人”此时已变成施瓦勃林，但普加乔夫伸张“正义”，帮助格里尼奥夫从施瓦勃林处解救出玛莎。两位有情人终于相见，并在普加乔夫的准许下离开要塞。格里尼奥夫让萨维里奇把“孤女”玛莎送往父母的庄园，自己则留在军中。普加乔夫暴动被镇压之后，格里尼奥夫由于“通敌”行为被捕，受到审判，将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为了拯救格里尼奥夫，玛莎来到皇村求情，在皇村的花园里她遇见一位端庄雍容的太太，这位太太原来就是女皇本人，听了玛莎的诉说之后，女皇下令赦免格里尼奥夫。当天，顾不得再看一眼都城，玛莎便启程返乡了……
普希金的小说与他的诗歌一样，最突出的风格就是“简朴和明晰”。《别尔金小说集》发表后，有人问普希金谁是别尔金，普希金回答道：“别管这个人是谁，小说就应该这样写：朴实，简洁，明晰。”在此之前的1822年，普希金在他的《论俄国散文》一文中就曾说过：“准确和简练，这就是散文的首要长处。”《大尉的女儿》无疑就是普希金这部小说美学的典型体现。结构和修辞上的简洁，句式和情绪上的明快，构成了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他那部英文版《俄国文学史》中关于《大尉的女儿》这样写道：“它的篇幅只有司各特小说平均长度的五分之一，其手法精确简约，虽说它比普希金任何一部小说都更开阔，更从容不迫。”他还将这部小说的风格定义为“简洁约略的幽默现实主义”。在关于《大尉的女儿》的评价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如“叙事的极简，赤裸的朴实之美”，“故事的快速节奏，对历史和民俗学累赘、‘心理描写’、传记和风景的细节化之扬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这部小说“简朴和明晰”之总体特征的概括和说明。
《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这不仅因为它篇幅最大，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收集最为用心，其写作持续时间也最长，而且还因为这部小说的题材最为重大，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它最充分地体现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风格。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普希金自己创办的文学杂志《现代人》1836年第4期，这期杂志也是普希金生前编排的最后一期，《大尉的女儿》就是普希金留给人们的最后一份小说遗产。自那时起，这部小说被再版了无数次，并陆续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普希金作品，乃至整个俄国文学作品中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作品，它被冠以《俄国情史，斯密斯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的书名，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说到《大尉的女儿））的文学史意义，我们不妨引出几位伟大俄国作家和批评家给出的定论。别林斯基说：“《大尉的女儿》似乎就是散文中的《奥涅金》。”果戈理十分推崇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纯洁和自然”，并称它“无疑是俄国最好的叙事作品”。而同样以“简洁和朴实”为写作标准的契诃夫则在1888年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我的话也许不对，但是菜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更不用说其他诗人的散文，却显然证明了丰富的俄国诗歌与美文的亲缘关系。”米尔斯基断言：“除《叶甫盖尼·奥涅金》外，《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唯一对后一时代产生强大影响的作品，因为它含有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之一切精髓。”将《大尉的女儿》等小说作品与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并列在一起，便构成了高尔基所谓“一条诗歌与散文相互交融的光辉夺目的壮阔洪流”。
《大尉的女儿》，作为普希金唯一一部完成的长篇小说，已多次出版，此次中国宇航出版社以中俄对照的形式出版，还是首次。本书中的注释基本上加注在俄文部分，除了标出大学俄语专业四级以上的词汇外，还对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近几年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加以说明，希望对读者朋友有所帮助。
普希金编著的《大尉的女儿》，作为普希金唯一一部完成的长篇小说，已多次出版，此次中国宇航出版社以中俄对照的形式出版，还是首次。本书中的注释基本上加注在俄文部分，除了标出大学俄语专业四级以上的词汇外，还对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近几年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加以说明，希望对读者朋友有所帮助。
普希金编著的《大尉的女儿》结构和修辞上的简洁，句式和情绪上的明快，构成了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它不仅篇幅最大，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收集最为用心，其写作持续时间也最长。与此同时，题材最为重大，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它最充分地体现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