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非常独特，不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翻版，但它的未来将会怎样，机会与风险在哪里？这些都太具有探究价值了。《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作者傅勇是年轻而富有才气的学者，他独到的探索能给你带来启发，拓宽你的视野。

傅勇博士的这部随笔集由三部分组成，分别讨论经济模式、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

房价高涨，出口占GDP比重过大，贸易顺差过高，储蓄率居高不下……这些都指向一点，即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失衡的，甚至成为“国际经济麻烦制造者”。那么，中国经济结构真的失衡了吗？

《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通过缜密的分析和开阔的国际对比告诉我们，上述的这些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并发症”。这些问题在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韩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一样出现过。而这些问题，可能即将到达它的顶峰。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而是“成长的烦恼”，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本书由傅勇编著。

序 中国经济结构真的失衡了吗？

导读

第一部分

 经济模式之辩——失衡的巨龙：寓言还是预言？

 导言

 中印经济的增长寓言

 从哪里解开中国的高储蓄之谜？

 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

 你好，刘易斯拐点

 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

 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结构调整的金融深化抓手

 公务员“热”的“冷”思考

 用幸福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能否更幸福？

 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公平：一项经济调查的启示

 当心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经济为何失衡？

 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中国城镇化：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

 谁是全球经济麻烦的制造者？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第二部分

 宏观经济之间——高增长低通胀：馅饼还是陷阱？

 导言

 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的问题？

 自由贸易像天堂，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管制能管出和谐物价吗？

 马尔萨斯幽灵重回地球？

 “窖藏”转换：流动性是如何过剩的

 中国在输出通胀吗？

 金融史脱去黄金储备的神秘色彩

 如何才能阻止鸡的死亡？

 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吗？

 适度通胀有好处

 中美经济刺激方案最好互换

 中国会加入高通胀俱乐部吗？

 灾难经济学的灾难

 靠“动物精神”实现泡沫化生存？

 1.5万亿美元的豪赌？

 高油价、国际福利分配与宏观经济理论演进

 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

 农业补贴的政治经济学

 美国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

 欧央行十年未解的悬念

 “去全球化”危机考验中国智慧

 微型滞涨魅影浮现

 黄金盔甲掩盖下的人性弱点

 韩国镜像中的中国金融转型

第三部分

 货币政策之思——动荡岁月：面纱还是权杖？

 导言

 央行救市应把握最后贷款人角色之度

 次贷危机探源：太阳黑子还是政治需要？

 货币政策战争

 美联储能成功吗？

 货币政策与多难兴邦

 谁动了越南的货币？

 为什么大萧条没有再次发生？

 人民币汇率纷争的学术注脚

 利率平价并非我国货币政策之锚

 印钞机加班，企业未必加班

 东亚模式与人民币国际化

 比印钞票更猛烈的货币政策

 人民币重估的谜底

 靠什么逃脱“危机一刺激一泡沫”的宿命？

 全球复苏分化、退出博弈与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人民币升值进程中的两个误解

 用升值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后记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居民储蓄率的迅速攀升。近年来，国家开征了20%的利息税，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挡中国人高涨的储蓄热情。2009年底，中国储蓄存款总额突破26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两成。喜欢储蓄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传统美德，但对一国经济来说却并非总是好消息。在高储蓄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与之相连的低利率却刺激着投资，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因而极难平衡，犹如行走于狭窄的刀锋之上。另外，不断累积的存贷差也在银行业形成令人担忧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

高储蓄问题的重要性要求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目前的讨论中仍存在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不过现代消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高储蓄模式的有效视角。

未富高储？

储蓄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没有被消费(以及没有被政府购买和用于出口)掉的部分，按主体可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前两者合称私人储蓄。其中，家庭储蓄是缴纳税收之后可支配收人中扣掉消费剩下的部分，家庭高储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一方面，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仍是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通常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因为当一个家庭收入很低时，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需的，结果只能将余下的用于储蓄，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也会增加。这在经济学中称为边际消费(储蓄)倾向递减(增)规律。亚当·斯密说过，对一个家庭成立的道理，对一个国家大概也能成立。因而，人均收人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通常要低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进一步来看，1960—1970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与中国相去甚远。经常拿来与中国比较的是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为4%～5%，其中1990—1994年略高为7.%，但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甚至变成负值，2005年三季度的储蓄率为-1.6%，富裕的美国家庭过着可谓是寅吃卯粮的生活。总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储蓄上的差异令人震撼。

习惯了存钱不花？

人们面对这种反差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并且东亚的经验事实貌似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

问题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解释日本储蓄率的近期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正常”的储蓄率。更令人惊讶的是，回顾战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居民并非高储蓄者，其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其实要对人们行为作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就不能借助于人们的偏好不同，而应该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不同约束导致了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却有着不同的储蓄表现。

另一种误解是，试图通过区分储蓄总量和人均储蓄来说明中国高储蓄的现实。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储蓄总量惊人，但是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26万亿元的储蓄存款，平均到每个居民也仅能分得2万余元。莫说与中国香港居民的储蓄额相比有天壤之别(国际上从来没有研究者说香港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与低储蓄率的美国相比也相去甚远。  我们说中国储蓄高固然有储蓄总量的意思，但实质是指高储蓄率。虽然，中国的人均储蓄和发达国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但是美国的储蓄存款还不到中国的2倍，这才是中国高储蓄问题的真正所指。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储蓄(率)的概念。储蓄(率)是一个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必须在一定时期内计算的概念。就宏观经济学术语来说，储蓄是流量的概念，而不是存量的概念。在当前的讨论中，通常是以居民存款余额来衡量的，这是个存量概念，它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信息，但并不准确。另外，由于中国家庭可供选择的投资途径并不多，银行存款固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但是其他的无形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国债等也是储蓄的形式，并且储蓄存款还忽视了有形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房)的增加量。再有，考虑储蓄(率)更科学的方式是剔除通货膨胀以后的实际储蓄，这也是用存款余额来定义储蓄(率)所忽视的重要问题。P12-14

11月的杭州，秋色渐浓。我决定来杭州住上数日。玉皇山下，西湖长桥生态公园，是我每天上午出来看书和散步的地方。下午回到宾馆，会为一些杂志社审阅论文或者思考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

这是一个目前被广为接受的命题：中国经济内部结构严重失衡。不仅如此，这个内部的失衡通过贸易渠道进而导致全球经济的失衡。中国需要承担责任，通过平衡内部的结构来帮助全球经济恢复平衡。过去，坊间为了讥讽经济学家，往往说10个经济学家会冒出11个观点。可是现在，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却出现了少有的一致性。我实在好奇这其中的缘由。

我曾经向我的学生们谈过我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的一些批评。这些批评的想法是这两年积累起来的。只是近来我在读书时发现，可以把我的这些想法放到一个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批评的框架中去。这样，对失衡论的批评就有了理论的基础。

我知道，结构失衡说深得人心，不仅因为它逻辑简单，易于推理，恐怕更是因为这样的说法做到了“政治上正确”(polilically correct)。首先在美国，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说毫无疑问符合美国的主流政治，也给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衰退、失业以及金融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替罪羊”。而结构失衡说在中国国内也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与国内新左派的(反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潮和价值取向较为吻合。在新左派知识分子眼中，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进而导致消费不足，必将形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乃至停滞。这个逻辑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当然是一致的，更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派经济学家(如卢森堡和斯威齐等人)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消费不足”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可是，尽管“政治上正确”建立在这种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之上的结构失衡说却是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严重误判。在经济学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严重的缺失，常常仅为极少数左派经济学家用来宣泄对市场经济的偏见和仇视，也多在经济萧条时浮出水面，根本无法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经验提供正确的理论解释。因而他们大多数是过眼烟云，在经济学说史上难以留驻光彩。

传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大行其道，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名字——“三驾马车”。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就是从这个“三驾马车”的机械运动和并不可靠的统计数据中简单推论出来的。根据这个三驾马车来推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在内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外则必然产生过度的顺差积压。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快，由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和跨国生产方式的变化，统计失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中国经济而言，很多时序数据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很大，不经过可靠的方法来调整“毛数据”就直接拿来说事是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的。统计重要了不等于统计可靠了。在国内，被广泛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比例关系的证据，有些可能就是统计失真本身造成的伪象。

我曾经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谨慎解读关于消费、投资以及劳动收入占比等这些时序数据，如何把数据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规模的背景中去加以考虑。的确，在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模式时，不能忘记的是它的巨大规模。巨大的经济规模(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很容易使许多现象被放大尺寸，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比如，很多人只看到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巨大就认为中国经济有过分依赖外资的倾向，殊不知即使在最高投资年份，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超出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10%，大多数年份仅占5%不到，比很多被认为不怎么依靠外资的经济体(如印度、韩国等)都低。  作为正统的经济学家，正确的观点应该建立在一般均衡的概念之上。比如汇率问题，假如人民币真的被严重低估了，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应该观察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出那些与中国有相似出口产品结构的经济体(如东南亚国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国际上，被政治家们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贸易失衡问题也与存在明显漏洞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统计方法脱不了干系。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把失真的统计造成的假象当真了。前不久，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法国参议院讲话时说，是错误的贸易统计方式，导致中美贸易看似失衡，人民币升值无助解决问题。当前有关贸易不平衡的论调，是建立在“存在明显漏洞”的统计标准上的。

他认为，一些统计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概念与标准，如“原产国”、“国民”和“非国民”等，已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沿用旧标准已导致计算结果失真。拉米以电子产品iPod为例指出，产品从设计到完成，产业链往往涉及多国，“世界制造”越来越多，一国制造越来越少。拉米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套iPod，美海关就将整件产品的价值(150美元)计入进口数据，好像这套产品完全出自中国……实际上，150美元中，只有10美元来自中国，其余部分只能称为再出口。”

由于全球化和国际生产链条的重新布局，中国的加工贸易获得了迅速的扩张，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实际上采取了干预政策以执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和实现顺差的最大化。相反，中国的一般贸易一直保持着逆差。所以，区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对于解释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是至关重要的。

而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评论正好构成了傅勇的短论集《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与预言》的核心内容。他在导读中提到：“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浪费式的和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类观点通常指向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基础之上的：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或许还包括开头提到的高房价。这构成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担忧和困惑。”而傅勇把这些不平衡理解为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起点和基础。这超越了很多人的看法。

我同意傅勇在他的书中给出的大多数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其实并不“另类”。仍以贸易为例。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追求出口和顺差。从统计上看，中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40%，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即贸易依存度)接近70%，但是，“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只占到10%，远远低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0%，以及20%左右的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指标。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出现下滑；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势头；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经济增长仍在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出口变动从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也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至少已部分‘脱钩’(decouple)”。

傅勇认为，中国经济看上去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这些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在我看来，这样的看法与经济学的“库兹涅茨命题”是一致的。而后者是经济学家本来就应获取的基本价值观。

傅勇最近刚刚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的学术专著《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寻高增长低发展的制度根源》。这本短论集又敞开了作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多角度分析。自由、发散、勤奋和智慧等这些品性也更好地反映在这本书中。

2007年，傅勇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短短几年，他在经济研究和评论两个方面齐头并进，取得丰富的业绩，受到学界和财经界的高度关注。作为他的导师，我备感欣慰。受傅勇之托，写下以上简短文字，是为序。

2010年11月9日于杭州

差不多从2004年开始，我就一直保持着对经济热点尤其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浓厚兴趣，并坚持把自己的思考和感想写成文字。尤其是最近三四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发生着剧烈变化，促使我不停地学习、思考和写作。6年时间里，积累下了数量可观的随笔、短论和专栏文章。这本集子就是由从中选出的50余篇文章集结而成的。此外，我还为本书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导读。

最初作为复旦“象牙塔”里的一员，我对于写作经济分析一类的随笔乐此不疲。这本随笔集里保留了那段时期的几篇代表作品。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还是能够看到散文化的行文形式。在那个时候，有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热衷于通过“经济散文”这个方式与公众交流，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军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在我开始写作历程的2004年，张老师已经出版了他的第四本随笔集《愉悦的思考》。当时我为这本书写过2篇书评，分别发表在《文汇读书周刊》和《经济观察报》上。

随笔集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与一些结构问题的凸显结合在一起的。我对这些结构失衡本身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此外，我还对结构失衡背后的形成机制作了探讨。这些探讨主要是基于我自己研究工作的心得。不久前，我对博士论文作了一些调整修改，并已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中国式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探索转变发展模式的制度性框架》。我认为，从中央一地方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可以对中国经济模式作出合理解释。这些想法当然也体现在这本书的一些文章中。

2007年8月，我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从事研究工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当然。，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赶上了一场罕见的经济金融动荡。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的研究领域和关注重心很快便集中到了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这些方面。今天看来，中国只是遭受了一次相对严重的外部>中击，本身并未真正发生金融危机。尽管如此，我对近三年工作的总体感觉还是紧张而兴奋的，对宏观经济风险的快速转变和宏观调控的操作艺术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直观感受。

显然，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宏观经济研究是一项挑战性相当大的工作。因为，与趋势分析相比，预测拐点要困难得多，而自2007年以来，经济金融领域里出现拐点的频率显然大大增加了。将这段时间的文章放在一起示人，是一件相当大胆的事。在编排本书时，我如实放入了当时的原文，只是把“今年”、“明年”等换成了对应的年份，对于读者一眼看不出时间背景的文章，加注标明了写作时间。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经济金融风险、政策动向，当时的主流观点和我自己的思考及其依据。回头来看这些文章，经过这几年非常时期的跟踪研究，我在分析、判断和文字上都得到了锻炼。

写作这些文章首先是源自自己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渐渐发现这其实是不断提高自己分析现实问题能力的一个很好途径，对工作和研究都帮助很大。出于这样的考虑，尽管工作生活上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当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总觉得是有时间的。此外，写出这么多文字还得感谢许多关心我的朋友们的催促和鼓励，他们给了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我的老师，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深秋的杭州西子湖畔为本书写了一篇精彩序言。文章对流行的经济结构失衡观点作了一番商榷，值得细细品味。不久前，张老师的2007年发表在《经济研究》首篇的论文，获得了2010年度“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无疑是实至名归。幸运的是，我是文章的合作者之一，算是沾了些喜气。

根据编辑要求，我邀请了5位有影响力的学者作为推荐人，他们对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均有着深厚的研究背景和重要发言权。这里我要向他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为了能尽快了解本书的内容，并写出他认为恰当的推荐语，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Slephen Green)博士专门约我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共进午餐，当然除了这本书，我们还聊到了很多话题。李迅雷老师作为国泰君安的总经济师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工作和商务活动十分繁忙，尽管如此，李老师很快就阅读了书稿，并发来热情洋溢的推荐语。洪老对中国金融史和货币史作出过开拓性和奠基性贡献，再过一个月，洪老就将迎来他的九十一岁华诞，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并坚持每周一到办公室工作一天。我刚到单位不久，洪老就主动来关心我，几乎每个月都会传来他的新作，我也经常找到他交流自己的想法，受益良多。复旦大学的陆铭老师可以说是国内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标杆性的青年经济学者，陆老师坚持“激情、理性、建设”的学术原则影响了阅读他文字和同他交往的一大批人。我的师兄罗鼐多年来一直在华尔街的知名投行工作，近年来他供职于摩根士丹利的固定收益定价部，不久前他开始任里子村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监，我们曾讨论过债券衍生品的问题。

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资深编辑王留全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最开始，我们是经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的管清友博士介绍认识的。后来才得知，许多朋友的书都是经由王编辑策划出版的，他的敬业精神和出版经验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我们期待着会有进一步的合作。

本书的文章大都是我在工作学习之余写就的。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分担家务和陪伴家人。女儿出生以来，一直由我父母精心照料呵护着。他们从未离开家乡如此之久，克服了在大城市生活的许多不适应。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人。当我花更少的时间陪女儿玩时，她不得不牺牲她做科研的时间。尽管如此，她还是表现得相当出色。或许，她在科研上的“产出一投入比”要明显高于我。

傅勇

2010年12月修订于上海家中

对于想要理解中国经济的人来说，坊间流传的大量杂音让人无所适从——到底什么才是保持经济更强、更公平和可持续增长的最佳政策?我们需要的是对数据的精深理解而不是道听途说，以及对现实世界如何运转进行仔细可靠的剖析。这样做也许不太夺人眼球，但却是更佳政策的指引。傅勇的文章正是如此。不管是深入探究日本经验。指出日元升值并非日本经济泡沫或崩溃的根由，抑或是主张当前应有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以激发明天的消费，或者是呼吁更具智慧的城市化模式，他的分析都清醒理智，引人入胜，清晰流畅，很值得一读。

王志浩(StephenGree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

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非常独特，不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翻版，但它的未来将会怎样，机会与风险在哪里？这些都太具有探究价值了。本书作者是年轻而富有才气的学者，他独到的探索能给你带来启发，拓宽你的视野。

李迅雷

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

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经济、社会中涌现出诸多重大而令人困惑的现象和问题。本书不仅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探讨和分析，还从独特视角解答了一系列困惑，乃至澄清了一些广为流传的谬误。

洪葭管

研究员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经济学知识之深奥使其有远离大众的趋势，而经济现象却在每个寻常人的身边。因此，特别需要有学者在经济学研究与公众的认知之间架起桥梁，本书的作者就是在做这样的努力。只有基于扎实的研究，才能传播正确的知识，为此，经济学家仍需共同努力。

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中美两国工作多年，总觉得经济范式的巨大差异远远超出宏观数据所提供的简单对比。此书帮助我解开了一些对经济问题由来已久的疑惑。凭借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扎实功底，作者将看似繁杂的经济现象给出一以贯之的诠释，行文流畅，令人信服，绝非目前学界、出版界许多拾人牙慧之作所能比拟。

罗鼐

野村证券(亚洲)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