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作家黄蓓佳女士儿童文学新作“5个8岁”系列中的第三部。
作品里的“我”,是一个名叫小米的8岁男孩。1967年,“我”、4岁的弟弟圈圈、即将出生的小婴儿妹妹、外婆、文化馆“写书的”爸爸、做中学老师的妈妈,生活在一个平房的小杂院里。我遇见了“猫眼叔叔”——一个混血的印尼华侨,来自南京,会吹口哨《星星索》。猫眼叔叔带来了外面许多的新鲜事情,也陪伴青阳城里的“我”,一起度过了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猫眼叔叔最终没有找到他的同学李仁和,却在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彩排之前,和潘姐姐私定终身……
“呜喂——风儿吹动我的船帆——”,歌声随岁月飘荡。
“5个8岁”写到60年代,文字中逃不开那段特殊岁月的对峙和紧张。八岁的孩子小米,身后跟着四岁的弟弟,惊惶、笨拙、脆弱,在乌云压顶的世界里踽踽而行。可是有一天,他想要光,就有了光。一曲曼妙而幽婉的印尼民歌《星星索》,把他孤独而平凡的生活照得通明透亮。
早晨六点半,摆在我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闹钟准时响起。不是“嘀铃铃”的像鸟叫那样的清脆声音,是鸭子一样的沙哑的“嘎嘎”声,仿佛发条的年纪太老了,胸闷气喘,带不动藏在钟摆里的同样年老的齿轮。
我妈妈好几次发狠,说要买一只新的闹钟,换掉这只老掉牙的老爷货。她生怕老家伙有一天实在支撑不住,躺倒不干,拒绝工作,耽误了全家人上课、上班、上学。可是她每回都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站到百货公司钟表柜台前,隔着玻璃板端详那些亮晶晶的铃声动听的闹钟时,她就改了主意,认为还可以再缓一缓花这笔钱。她指着标价签上的数字对我说:“看到没有?太贵了,要花去我五分之一的工资。”
我不太懂得“五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可我知道我妈妈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四块二毛,闹钟的标价是十二块四毛。我还知道我妈妈的工资比院里所有小朋友妈妈的工资都高,因为她们常常会用嫉妒的口吻对我说:“你妈妈有钱。”我回家问过我妈妈,她到底有没有钱?妈妈说:“千万不要相信别人。”
我爸爸很高兴家里有一只老掉牙的闹钟,因为它的存在满足了爸爸永无止境的探索欲望。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会借口给闹钟的发条上油,毫不手软地把它大卸八块,螺丝啦齿轮啦分针秒针啦摊满一桌子,而后他满怀欣喜地逐个拿起那些零件,端详,把玩,吹去表面看不见的灰尘,擦掉一点点有可能存在的锈迹,必要时用一把很小的锉刀改造和修正某个部位,最后再将他玩腻了的东西装配还原,搁回到五斗柜上。
“很好,还能再用十年!”他搓着手,把沾了机油的手指送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用劲地吸上一口气,很有成就感地说。
每天,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我不喜欢等着我妈妈一边把左手伸到腋下扣她的衣服扣子,一边过来掀我的棉被。在她没有漱洗之前,她身上有一股热烘烘的隔宿被窝的气味,闻起来怪怪的。我在心里喊:“一二三,起!”然后我一个鲤鱼打挺,猛地坐起身,甩一甩有点迷糊的脑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先穿一件杂色斑驳的毛线衣,再穿棉袄。毛衣是套头的,可是棉袄和外面的罩衣都有扣子,一共十个,大约要花去我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小心扣错了,上下错开一个纽扣洞,就要解开重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两分钟,也许还不止。我总是穿着袜子睡觉,这样可以省去三十秒穿袜子的时间。我妈妈给我做的棉裤非常宽大,腿伸进去轻轻一滑就穿上了身,缺点是肥大的裤管漏风,到晚上睡觉时,我的双腿和双脚总是冰冷,有时候大半夜都不能暖和过来。
棉鞋热乎乎的,因为我外婆帮我把鞋子绑在煤球炉的外壁上烤了一夜。煤球炉夜里要封火,余温恰好能把鞋底烤热。有时候我弟弟尿了裤子,夜里就要把湿裤子绑在煤炉壁上烤,我的棉鞋只好让开位置。这样,早晨我伸脚进鞋子时,鞋底冰凉,像踩在铁板上。
我下了床,站在床边,最后系上裤子的背带。外婆已经把炉火捅开,热一锅昨天晚上煮好的米粥。妈妈俯身在我弟弟床边,手脚利索地帮他穿衣服。我弟弟圈圈还小,才4岁,还不能独立照顾自己。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妈妈凉凉的手一碰到他的胳肢窝,他就以为妈妈跟他逗着玩,会前仰后合笑得站不住脚,结果乐极生悲,被妈妈不耐烦地在他屁股上拍一巴掌,转眼间哇哇大哭。每天早晨,我们家里几乎都要上演这么一幕先喜后悲的闹剧,弄得外婆再也不能在厨房里装聋作哑,匆匆忙忙地从炉子上端下粥锅,坐一壶水烧着,赶回屋里接替我妈妈,把圈圈身上的事情做完。
我自己从水缸里舀半杯冷水,对上一点热水瓶里的开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那么大的牙膏,到院子里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不多也不少。我喜欢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吐出我想要的图案来:圆的太阳,弯的月亮,或者是方方正正的房子。吐泡沫不仅有趣,重要的是能够延长时间,让妈妈认为我的刷牙过程足够长久。尽管如此,妈妈还说我刷牙纯粹是做给她看的,因为我的两颗大门牙越刷越黄,嘴巴一张,像两扇旧漆斑驳的门板,很煞风景。可我觉得长牙齿就是为了能够咀嚼食物,白与不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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