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酌席面，凄美爱情
《醒世姻缘传》语言朴实，描摹简练。书中有关酒饭饮食的描写有上百处，多是“整了三四桌酒”、“吃了一回酒”云云。即便说到酒菜名称，也大多是肥鸡鲜鱼、家常做法；类似《金瓶梅》里的“酿蟹”、《红楼梦》里的“茄鲞”，再也不曾出现。
如小说第4回说到市井人家待客的饭菜，是“四碟上菜，一碗豆角干，一碗暴腌肉，一大壶热酒……又端出一碟八个饼，两碗水饭来”。这是武城县萧郎中讨好主顾、招待大户管家的菜单。
明水镇的狄员外请了“乡约”来吃饭，席面要丰盛得多。先摆上“四碟小菜，四碟案酒，四碟油果，斟上烧酒”，边喝边聊。正式饭菜上来，是“两碗摊鸡蛋，两碗腊肉，两碗干豆角，一尾大鲜鱼，两碗韭菜诲豆腐，两碗煎的藕，两碗肉鲜，鸡汤，锅饼，大米薄豆子，吃了个醉饱”——不说菜肴粗细，单看这“两碗”“两碗”的菜量，已见出山东人的热情豪爽。（《醒世姻缘传》，34回）
狄员外送儿子狄希陈到北京“坐监”即到国子监读书，租了沙窝门内童七的房子住。房东童七爷、童奶奶带着个闺女童寄姐过活。狄、童两家从此成了朋友。日后狄希陈还娶了寄姐，两家又成了亲家。
且说狄员外初次做房客，送一份见面礼给童家，有绵绸、棉线、大花手巾等，另有四瓶“绣江县自己做的羊羔酒”。童家的回赠是“一大方肉，两只汤鸡，一盒澄沙馅蒸饼，一盒蒸糕，一锡瓶薏酒”。
狄员外于是又添些菜蔬，让厨子做了，晚上请客，“把肉做了四样，鸡做了两样，又叫狄周买了两尾鱼、六个螃蟹、面筋、片笋之类，也够二十碗，请过童七来坐。又送了六碗菜，一碟甑糕蒸饼，一瓶羊羔酒与童奶奶”。——狄员外是山东明水镇的财主，家里开着旅店，颇为殷实；童家在京城给陈内官当伙计，拿着内官的本钱开了个乌银铺。这样的酒席，要算小康之家的盛宴了。（《醒世姻缘传》，54回）
百姓的家常便饭，其实也蛮有滋味。武城县有个厨子刘恭，人颇无赖，但很会“生活”：“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扫除了一搭子净地，每日日西时分，放了一张矮桌，两根脚凳，设在上下，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两碗熟菜，鲜红绿豆水饭，雪白的面饼，两双乌木箸，两口子对坐了享用。临晚，又是两碟小菜，或是肉鲜，或是鲞鱼，或是咸鸭蛋，一壶烧酒，二人对饮，日以为常” （《醒世姻缘传》，51回）——只是小说作者西周生满脑子等级观念，认为一个厨子如此“摆谱”，很不像话，其实对这样的生活，连作者带读者，又都有点羡慕呢。
小说中最丰盛的一席酒，是当铺“内掌柜”孙兰姬摆下的。原来，狄员外的儿子狄希陈要“廪膳纳贡”，需要换“当十的折子钱”。狄希陈打听得东门里秦敬字当铺内有当十钱可换，自己跑到店内同秦掌柜讲好，要换三百两银子的。 到约定换钱的那天，秦敬宇吩咐妻子孙兰姬在家“备一个小酌”，请狄希陈吃酒。孙兰姬听了，“甚是欢喜”，于是在家中安排酒席：
将出高邮鸭蛋、金华火腿、湖广糟鱼、宁波淡菜、天津螃蟹、福建龙虱、杭州醉虾、陕西琐琐葡萄、青州蜜饯棠球、天目山笋鲞、登州淡虾米、大同酥花、杭州咸木樨、云南马金囊、北京琥珀糖，摆了一个十五格精致攒盒；又摆了四碟剥果：一碟荔枝、一碟风干栗黄、一碟炒熟白果、一碟羊尾笋敌桃仁；又摆了四碟小菜：一碟醋浸姜芽、一碟十香豆豉、一碟莴笋、一碟椿芽。一一预备完妥。知狄希陈不甚吃酒，开了一瓶窨过的酒浆。
秦掌柜要招待大主顾，内掌柜孙兰姬为什么“甚是欢喜”？原来，这客官狄希陈，竟是孙兰姬的“初恋情人”。——当年狄希陈十六岁，由老师程乐宇带领，到济南府参加童生府考。闲时狄希陈到趵突泉游玩，在一所花园里遇上个穿着蜜合罗衫的十六七岁“磐头闺女”。一来二去，两人竟“好”上了。这女孩儿就是孙兰姬，原是个“唱的”（唱曲的妓女）。
日后狄希陈没事就借故往济南府跑，把孙兰姬接到客店里缠绵，不肯回家。狄妈妈是个火爆脾气的妇人，赶到济南来找儿子，本待把那迷惑儿子的“老婆”痛打一顿；及至见面，竟是个俊俏娇媚、善解人意的小姑娘，“娇娇滴滴的迎将出来，喜笑花生的连忙与他接衣裳、解眼罩，问安请坐、行礼磕头”；听狄妈妈骂儿子，只在一旁“嗤嗤的笑”。狄妈妈哪里还下得去手？竟转变了念头，要把孙兰姬娶回去做儿媳。
P14-17
书藏“金粟”话儒林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书痴》一篇，写彭城郎生家境贫寒，百物典尽，唯独父亲留下的藏书，一卷不肯弃置。他将父亲手抄的《劝学篇》贴在壁上激励自己，每日苦读不辍——“不为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不为求官，只信书中真有金钱、米粟！）
《劝学篇（一作“诗”）》相传为宋真宗赵恒所作，内有“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语，千百年来，成为鼓舞贫寒子弟发愤读书的座右铭。——而“书痴”郎生苦读的结果，竟真的获得了“窖粟”“金辇”，还得到神女的眷顾，最终进士及第，做了高官。
文中所叙虽属“小说家言”，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士人的生活现状及处世心态，而类似的状况及心态，在明清世情小说中还多有反映。
一般认为，“世情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最高水平，经典之作有《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及《歧路灯》等。它们的诞生，将读者从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神佛妖魔的遥远世界，拉回眼下的现实生活。书中细说凡人的吃饭穿衣、喜怒哀乐，让读者从平凡中品味出生活的乐趣。
通俗小说的读者以“下里巴人”居多，受市井习气浸染，心胸眼界不无局限。他们见东家财主钱过北斗、米烂陈仓，不由得心中一阵阵“羡慕嫉妒恨”；可看到西邻秀才穷得揭不开锅，又找回了几分优越感。眼见富裕人家出了败家子，他们幸灾乐祸、暗自拍手；路过公爵府的高墙，又心生好奇，很想见识见识“钟鸣鼎食”的排场、少爷小姐的风流……世情小说的出现，恰恰迎合并引领了世俗读者的阅读趣昧。
这类小说的一大特点，都将衣食住行、银钱经济当成描述重点——这又是百姓每日一睁眼就会遇上的问题。而名著之所以永不过时，原因之一，便是因应了百姓这“永不过时”的需求！
笔者前面两本书《食货（金瓶梅）：晚明市井生活》和《物欲<红楼梦>清朝贵族生活》，都是从物质生活角度入手，来阐释小说名著。所涉及的两部名著，一写外埠土豪，一写京师贵戚，于中下层百姓，稍有间离感。本书则对《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和《歧路灯》三书做一番探讨，小说主人公多为士人，与市民比邻而居，更觉熟悉。本书的讲说模式，依然侧重银钱经济、世俗生态，书名弁以“金粟”，也仍取“食货”“物欲”之义。
三部小说的作者，《醒世姻缘传》署名“西周生”，或以为即《聊斋》作者蒲松龄（1640～1715）。不过也有人不予认同，以为作者另有其人，活动时间尚应前移。《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则生活于18世纪上半叶。《歧路灯》作者李绿园（1707—1790）的一生，差不多跟整个18世纪相吻合。——三书作者的活动时间前后相衔，涵盖17世纪下半叶到整个18世纪。书中反映的生活图景，也应与明崇祯至清乾隆这一时段相对应。
这一二百年，又是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的时期，经济的运行极不平稳。单就白银的购买力而言，百多年间起伏甚大；而衣食住行的价格，也因社会的治乱、年景的丰歉，多有浮动。因而本书第一、二辑在讨论物价时，答案颇有参差。
三书主人公既多士人，必然与科举功名发生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而本书第三、四辑“儒林经济，科举引领”“边缘儒士，谋生百态”，便都是围绕科举与经济的话题展开。
“功名”与“富贵”向来是一对孪生兄弟。本书第五辑“当官做吏，鲜不为利”，摘取三书所叙官场贪渎的骇人内幕做集中论述。对于今人认识中国官场运作的历史，不无帮助。
这三部书还映射着封建末世某种普遍的社会忧思，即对子孙不肖、后继乏人的焦虑。这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科举制对世袭体制的成功制约。——本书第六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此略作探讨。
本书不是纯学术著作，不过尝试以小品的形式，聊聊小说人物，谈谈书背后的历史。熟悉这几部小说的读者，不妨换个视角跟在下重新审视；没读过的，权当听听故事。
还应指出，三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平并不均衡。《醒世姻缘传》的风格近于《金瓶梅》，西周生对经济信息及底层世相的记录描摹，详赡而生动，有超越笑笑生处。《儒林外史》格调自高，然而作者笔下的儒士，也是要吃饭穿衣的；透过钱孔看去，往往呈现着别样面目。相比之下，《歧路灯》的思想深度、艺术水准似不能与二书比肩；不过书中对子弟教育的关注，对赌博之害的警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取其一点，无论其他，亦不失读书一法，故一并论及。
丙申秋月，于与德堂
“世情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最高水平，经典之作有《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及《歧路灯》等。它们的诞生，将读者从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神佛妖魔的遥远世界，拉回眼下的现实生活。书中细说凡人的吃饭穿衣、喜怒哀乐，让读者从平凡中品味出生活的乐趣。
侯会著的《金粟儒林篇：从清代说部看士人生活》从《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歧路灯》三部小说，看清代社会的银钱经济，世俗生活。
侯会著的《金粟儒林篇：从清代说部看士人生活》不是纯学术著作，不过尝试以小品的形式，聊聊小说人物，谈谈书背后的历史。熟悉《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歧路灯》这几部小说的读者，不妨换个视角跟在下重新审视；没读过的，权当听听故事。
三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平并不均衡。《醒世姻缘传》的风格近于《金瓶梅》，西周生对经济信息及底层世相的记录描摹，详赡而生动，有超越笑笑生处。《儒林外史》格调自高，然而作者笔下的儒士，也是要吃饭穿衣的；透过钱孔看去，往往呈现着别样面目。相比之下，《歧路灯》的思想深度、艺术水准似不能与二书比肩；不过书中对子弟教育的关注，对赌博之害的警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