笋、竹、人

我的老家多山，山上多竹，清明时节去上坟，带一把锄头，顺便就可以挖一篓笋带回来，一点都不费力。长出地面高过五寸的笋，通常是不要的，因为已经不够嫩。但孩子们却喜欢，可以拿来做玩具，用小刀小锯在上面雕很多花样。若要吃，就要选那些刚冒出地面不久的笋，当然最好是完全没有冒出地面的笋。挖这样的笋，要凭经验。笋尖快要冒出地面的时候，地面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裂缝，挖笋经验丰富的人，凭这些裂缝就可以判断下面有没有笋，多大的笋，大概要挖多深才合适。这样的笋鲜嫩无比，用水煮一煮，撒一点盐，连油都不要放就香甜得很。

以上说的是春笋，但真正珍贵的是冬笋。冬笋则完全长在土里面，还没有开始抽芽，所以不会把地面顶出裂缝来。因而要找到冬笋是一件极难的事，全凭老到的经验，还加上几分运气，才有可能挖到。冬笋之鲜嫩，又过于春笋，是有资格被称为山珍的。吃冬笋的时候，往往是先一层层剥掉笋壳，然后再从正中一刀切下去，把一个弯弯的笋子破成两半，然后再切丝或切片，就看你的需要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破成两半的冬笋，那样子很像庙里求神的竹卦，只是竹卦是老的，冬笋是嫩的罢了。令我最好奇的就是那些笋子里面，一层一层密密麻麻排着的笋节，看起来有点像一把梳子。雪白细嫩的笋身，加上这一排一排叠着的、微微带点波浪形的笋节，不需要再加任何的雕琢，就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乡下孩子没有什么玩具，树根瓦片就是他们的玩具。儿时的我，最喜欢的玩具，就是这样切开的冬笋，或到春天用长出地面的笋子雕成的各种小器具。我常常会坐在桌边，摆弄这些笋子，久久地观察它们。让我最爱不释手的还是那如梳子一样的冬笋。我觉得没有一样植物的根(也是芽)能够长得如此之玲珑剔透，细密生动。我常常用手扒开那些笋节一片一片地数，看它到底有多少节，发现每只笋的笋节都不一样，十几节、二十几节、三十几节都有。

上了中学以后，不知道从哪一本书上读到(或者就是《植物学》吧，我读初中时有这一门课)，这冬笋的节数也就是它以后长成竹子的节数，如果笋子是三十节，长成竹子以后，就还是三十节，不多也不少。所以由笋的节数就可以算出它长成竹子以后大概有多高。比方说三十节吧，成竹以后，每节一尺，这竹子就是三丈高。如果只有二十五节，那么长大后它就只有两丈五。所以竹子的高矮在它长成笋以后就已经大致确定。我说“大致”，因为这只是粗略的说法，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每一节能长多高，虽然有一个基本的范围，却不是十分精确的定数。如果营养、阳光、水分都很充足，那每一节就会长到它本应长到的高度。但如果营养、阳光、水分，有一样不够充分，每一节就长不到充分的高度。如果三者都不足，每一节的长度就会更短。所以这竹子的高度还要取决于它长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土壤，是肥是瘠，合不合适；长在什么样的年成，是旱是涝，缺不缺水；长在什么样的环境，根能不能充分地伸延，枝叶能不能充分地舒展，周围有没有其他的巨物遮蔽阳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细估的其他因素，例如虫害、人害(砍伐、移栽)、山火、雷电……所以一棵成竹的高度从笋子的节数可以大致判断，却不能精确算定。某些极端的情况甚至可以导致巨大的差别。例如我们家乡常见的楠竹，如果长在一片肥沃的土壤中，生在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成，又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并且没有意外的灾伤，最高可以长到七八丈。但如果你把这样一棵竹苗移栽到一个瓦钵里，放在案头上，就算你精心照顾，大约也只能长成高不满三尺的小侏儒。

作为一个生命，竹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充分发挥它的生命潜能，把每一节都长到最粗最长最壮，每一片叶子都长到最圆满最苍翠。这样的竹子就叫做完成了自我、实现了自我。至于一棵竹子究竟有没有机会“完成自我”、“实现自我”，一部分取决于这棵竹子生命力是否强旺，一部分则取决于外在的因素，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一棵竹子，凭着它的生命本能，努力向上成长，它大概不会想到，它对森林有什么贡献；但是显然的，一棵实现了自我的竹子，对于森林的贡献无疑比一棵没有充分实现自我，甚至半路夭折，或者长成侏儒的竹子要大。这是不用怀疑的。

人也就是棵竹子。

P1-4

用点状结构代替线性结构——关于“阅江楼清谈”答玉立

我正在写些东西，不敢称之为文学创作，因为创作意味甚少，它绝大多数都取材于我自己的生命经历。至于是不是文学，则需要读者去评论。每天写一到两篇，少则千把字，多也不超过四千，平均在两千字上下。因为家住长江边，每天俯瞰江水川流不息，常常想到孔子，便把这些文章统统称为“阅江楼清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作的博士论文就是《魏晋清谈》，对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上延续了四百余年、起过巨大影响的魏晋清谈窃好慕之。后世清谈被误认为是空谈、虚谈，坐而论道，议而不行，虽属误解，我亦不嫌，我也没有指望自己的文章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空谈便空谈，有何不可？自己高兴，朋友读了高兴，斯亦足矣。

我一生颠沛流离，几起几落，又转徙多地，出生于湖南，成长于武汉，留学美国十年，又在台湾教大学十八年，可谓东西南北之人。儿时做过几年贵公子，后来放过牛，砍过柴，插过秧，种过田，当过反革命，关过牛棚，教过中学和大学，也做过报纸主笔。许多朋友说我阅历丰富，不妨写写。其实我自己一直也有个文学梦，十几岁就以文学青年自命，先后发起和组织了两个文学社团，后来虽然走的是学术研究之路，实未能忘情于文学。假我数年，七十以圆梦，可以无大憾矣。

写什么？如何写？是我近年来常常考虑的问题。我在大学里开过小说选读与小说理论的课程，对于现代虚构小说、传记性小说，尤其是长篇，很有一些“异见”。我赞成韩少功在《马桥词典》<枫鬼>条中对传统小说的“主线霸权”的批判，他说：

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性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的独霸了作品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主线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我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一边教学生读小说，一边却越来越厌烦如今数以万计地出现的长篇小说。虚构变成人为的造作，尤其当它们在某种意识形态规范之下的时候，不仅变成了霸权，简直就是滥调，写法也大都千篇一律，堪称创新者实在很少。我一向觉得人的记忆并不是线形的，而是点状的，甚至意识流也不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流”，乃是无数个点组成的“泥石流”。甚至连时间本身也是点状的，而不是我们习惯上想象的线性的。扩而充之，宇宙的万事万物，莫不以点状存在，所谓整体只是点状的集合而已。所以用符号来表现世界(包括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时，也以点状为宜。比如电影，如果拆开来，它则是无数张照片，快速地、连续地放，就成了电影。又比如梵高一派的印象画，也是以点状来描绘物体，东一个点，西一个点，初不成形，无数个点合而观之，便栩栩如生了。我由此产生一个构想，就是，与其跟着前人的足迹，以大家习见的模式，来写一部长篇的自传性的小说，何妨以无数的短篇代之。兴之所至，思之所至，不拘格式，不计题材，凡我生命之所关涉，或述、或忆、或记、或议，怎么合适就怎么写，怎么高兴就怎么写，不做作，不扭捏，不宣传，不粉饰，不玩弄技巧，不遵循什么特定的法则，不服膺什么特定的理论，只牢记三条古训，一曰“修辞立其诚”，二曰“辞达而已矣”，三曰“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写，还打算再这样写下去，东一篇西一篇，乃至一百篇、两百篇、五百篇、一千篇。初看不会有什么头绪，但积到一定的数量，你就可以看出一个生活在二十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与思考。

我活过，我想过，我写过。如此而已。知我罪我，其唯《阅江楼清谈》乎？

我拥有一段长江(代序)

上辑

 笋、竹、人

 算命

 上学的路

 在老家的最后一个除夕

 抓鱼摸虾的乐趣

 乡下孩子的点心

 鞋子与潜意识

 妹妹的死

 伯父

 虱子

 谷满爹

 初中回忆

 诺贝尔梦

 何校长

 收泼油的老妇人

 一夕成名

 荒谬的刹那

 当学生的脚踏在老师背上的时刻

 一个耳光

 党司令

 乌龟刃

 人生的滩头

 茶壶是方的还是圆的

 全力以赴过滩头

 走进武大

 关于外语

 买衣启示录

 到美国去

 空前绝后的硕论答辩

 走进哥大

 关于忧郁症

 再谈忧郁症

 三谈忧郁症

 美的记忆

 水饺生涯

 一个进不了天国的基督徒

 没有我不肯乘的飞机

下辑

 人生的马车有两根缰绳

 人是一只蜘蛛

 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重要

 人生不可规划

 人生不可不立志

 论朋友

 好德与好色

 谈送礼

 论“淡泊名利”

 论人之相处是处意见不是处身体

 如何维持激情过后的婚姻

 出名未必要趁早

 如何卖自己

 借不望还，施不望报

 人不可自满，但可以骄傲

 我的人生八字经

 宁作我

 卸下面具作自己

 岂为小伤沮豪兴——说病

 博与专

 在日本洗澡

 每天都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学书片想

 赠字与卖字

以点状结构代替线性结构——关于“阅江楼清谈”答玉立(代跋)

我拥有一段长江

我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祖籍是湖南衡阳，出生在耒阳，十五岁初中毕业就到了武汉，一住就是二十四年。一九八一年春去美国，前后待了十年。一九九零年九月底去台湾，到二零零八年退休，一共十八年。退休以后定居武汉，迩来又一年有半矣。

如果有人问到我的家乡，我会回答说：武汉。不仅因为我在武汉待的时间最长，也因为想来想去我还是最喜欢武汉。我对武汉最熟悉，也觉得武汉最亲切，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学生也大半都是武汉人。虽然武汉刁蛮粗野的码头文化我不敢苟同，然而这刁蛮粗野的背后也自有一种机智侠义的底色，是我所欣赏的。

在地理上，武汉最特别的是她处于中心中国的中心。“中心中国”是我自创的一个名词，指两三千年来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文化最发达、中央政权控制最稳固的一块地区，基本上也就是古人说的“三江”(黄河、长江、淮河)流域。从武汉坐飞机北到北京，南至广州，东达上海，西抵重庆，基本上都在两个小时左右。以武汉为中心，航程两三个小时的这一块地区，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中心中国”。

气势磅礴的长江从唐古拉山山麓过关斩将奔腾而下，到了武汉，又大度地接纳从古中原地带流下的汉水，形成一片浩瀚汪洋的水域。两江之间，夹着三块富饶的土地，于是有了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共同组成中国唯一、天下无双的雄伟的“大武汉”。位于世界第三大河的长江的中游，地处江汉两江交汇之处，四周湖泊星罗密布，这无疑是武汉最优越也最诱人的地方。

长江流经武汉的部分，常人都以为是自西徂东，其实真正住在武汉的人就知道这一段江水实际上是自西南流向东北，长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正如李白形容安徽当塗的长江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翅”，武汉也一样。所以武昌并非在汉口的南边，而是在汉口的东边。如果清晨你从汉口渡江去武昌，这旭阳正好迎面而起，照在波澜壮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令人没法不感动。我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清早渡江，正好看到壮丽的日出，写下一首《长江日出》的诗：

万里蓝天一点红，旭阳起自大江东。

金波浩浩千帆过，无限光芒满穹隆。

那时候我还年轻，虽然已经尝到了两次高考落榜的苦果，但对未来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英锐勃发之气，洋洋溢乎诗中。十年之后，我尝到了更多的苦果，“文化大革命”将我打进牛鬼蛇神之列，两进牛棚，被囚三载，又是长江激发了我绝不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勇气，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一首《长江远眺》的诗：

苍茫天地阔，开辟一江流。

百折气未减，丘山空阻留。

“百折气未减”，这是长江给我的启示，也是我自己给自己写的座右铭。

我爱武汉，因为在武汉，我可以常常有长江做伴。所以退休以后，我不仅选择在武汉定居，而且特别在汉口长江边上买了一套公寓。这公寓在十六楼上，正好面对长江，过了马路就是江滩公园，所以再不会有任何建筑在我的公寓面前矗起。我可以在公寓里常常俯瞰着浩浩荡荡的江面，我因此将它命名为“阅江楼”。

我的公寓有一个大阳台，这阳台有将近四十个平方米，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清晨，可以目睹旭日东升，金波浩荡，舟楫往来，朝气勃勃。人夜，对岸是万家灯火，圆月初上，令人想起苏东坡的《赤壁赋》。想起“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想起“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真有一种“浩浩乎如冯虚御风”之感。白天坐在阳台上，入目也尽是美景。如果是春天，你看着江上舟桥如画，岸边垂柳成行，江滩公园繁花似锦，燕飞莺鸣，你会知道“春和景明”到底是什么模样。如果是深秋，你看到长空一碧，突然有成百只的大雁排成人字，越江而去，你会想起王勃“雁阵惊寒”之语。即使没有雁阵，只有几只水鸟，你也会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

我爱武汉，我爱长江。长江曾经激起我青春时代对美好未来的展望，磨砺我中年时节百折不回的斗志。现在到了晚年，我居然拥有一段长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她时时警醒我加倍珍惜不多的余年，鼓勇前行，继续赶我的路。是的，我知道，远方还有更神奇更壮阔的大海。

唐翼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魏晋文史专家，书法家，中国新时期第一位硕士，在台湾开讲大陆当代文学第一人。

这位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长于大陆、留学于美国、执教于台湾，历经坎坷、饱尝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用直见性情、坦滅鲜明、简洁优美的文字以及宏大开阔的视野，回望六十余年曲折多艰的人生路程，追忆生命中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与读者分享他独特而宝贵的心灵体验。

作者厝身艰难却“百折气未减”的奋斗人生，对于他的同龄人，是风雪同行的温暖，是阴雨过后的彩虹；对于年轻人，则不仅是一次阅读的撼动，更是心智与精神的滋养。

唐翼明先生是集学者、书法家、教育家于一身的人。作为学者，他的主攻方向是魏晋思想与文学，也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几十年来，他著述丰富，成就巨大，是业内人士公认的学术权威。

唐先生的博客是一本厚重的回忆录，这位“阅江楼主”通过博客记录了他的童年、他的亲友、他走过的人生，以及他在生命的每一阶段里的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天带来了《阅江楼清谈》第一集《宁作我》，书中收录唐先生的回忆与感悟六十余篇。有人说，唐翼明先生就是一本大书，无论打开哪一页，都能吸引你读下去，而且有所感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