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音，你要是想有出息，就得反潮流。”
当年大队“财粮”肖维新的这一句话，使我当上了泰宁县著名的“知青扎根派”，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是1975年2月的一天，天上飘着冰冷冰冷的细雨。上青公社崇际大队的代销代购店里空无一人，我坐在柜台内吹着笛子《扬鞭跃马运粮忙》，大队“财粮”肖维新踅进门来，翻看了一会儿当天的报纸，对我说了以上的话。
如今看来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当年却像晴天霹雳，一下把我给怔住了。我放下手中的竹笛，呆愣在那儿，货柜的玻璃映出我惨白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脸。
那时，正是二十四岁的我最苦闷的时期。
我是在1969年2月8日，随我哥哥李田青的福州三中同学，一起到崇际大队大坪生产队插队落户的。那年隆冬，我十七岁的妹妹李百梅，带上辍学的十六岁的弟弟李密密，也到大坪来投奔我们，当上了知青。那时小小的大坪村，一下子有了八名知青。日子虽艰辛，但有同类做伴，倒也不觉得苦闷。
我哥哥李田青已于1972年招工去了三明林械厂，弟弟李密密也在1974年进了泰宁县合成氨厂。到了1975年早春，妹妹李百梅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大坪生产队的知青已人去楼空。更令人难受的是，当年同来崇际大队的三四十位知青全部都已离去，仅仅剩下了我一个孤家寡人。
记得1974年秋天，最后三位知青离去时，他们结伴到代销代购店来看我。林立、张绍周、刘焰，他们都是顶替父母亲的工作，“补员”回福州的。在上青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和林立、刘焰是后台的“铁三角”。我吹竹笛，林立拉手风琴，刘焰则是京胡、板胡、二胡样样会。每年入冬，我们都不能回福州过年，我们集结在公社排练节目，到各个大队去巡回演出。常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我们参加了几次全县的汇演，曾轰动过县城。我还因此被选入三明地区的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并参加1973年的省城大汇演，曾在福州人民剧场和台江影剧院吹奏过，留下过值得夸耀的回忆……就是在没参加宣传队的日子里，我们也经常相约，各带乐器，跋涉数里山路，聚在一起，演奏古今中外的名曲，让顽强的乐声灌满萧瑟的知青小楼……可是，他们这么一走，公社的文宣队就得塌台，我也从此失去了知音，我心中的悲凉是无人能够体会的。
按理说，本大队的知青都走光了，下一个上调的人应该是本人了。但是，我妹妹李百梅在公社文化站，也在等着上调，我应该让她先走。然而在公社干部心里，不免这样想：你们李家兄弟妹四个，已走了一半，而上青其他大队的知青还有许多没走哩。如此等下去，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哇？再说，我是个高度近视，原先的四百度近视眼，在大坪几年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写作、替山里人读报、记工分，度数已翻了一倍多。县医院的医生曾恐吓说我将瞎眼，真要被推荐招工，哪个工厂会要？
我是经大队党支部支委会讨论，决定让我进大队代销代购店的。那时，我还在三明业余文宣队，参加赴地区各县城的巡回演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决定我的命运的。我只记得，我们巡回到泰宁县城时，有本大队的知青告诉我，叫我演出结束后，尽快从三明返回，大队有好事安排我去做。没错，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大队开办的代销代购店的确是人人向往的好地方。进店工作不仅意味着每天都有大队计给的“脱产干部”的最高工分，还意味着你控制着全大队人口(包括支书以及支书的家庭和亲友)的烟票、糖票、布票的供应，同时把持着所有鸡鸭蛋、草药材、山货、皮毛的收购。崇际大队的代销店，位于大队所在地的际下村，设在马路边上的一幢旧粮库里，还有电灯，是当时全公社惟一的“双人店”，还是三明地区的模范店。我揣想，推荐本人进店的，一定是大坪村的肖毓崇和肖其名。肖毓崇是大队的民兵营长，我参加地区文宣队前，是大坪村的保管员。有一天深夜，肖毓崇到知青小楼找我，劝我拿出一些当天生产队收摘的“水”(即还未完全成熟的)花生，和我弟弟李密密三个人一起偷享了；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被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尽管我暗暗咽着饥饿的唾液，但也因此给他留下了忠诚老实的强烈印象。肖其名是大队的会计，我曾和他一起承接过大坪最偏远的地块的收割。在那个名叫南排的山垅田里，我挑过一百四十来斤的稻谷，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小路挑回村里，他足以证明我能吃苦耐劳。
果然，我从三明一回到大坪村，就被叫到大队去谈话。他们叫我带上行李铺盖，第二天就到大队的代销代购店报到，接受店长肖九廷的领导，我就这样成了一名“店小二”。当年三十来岁的肖九廷，是际下本村人，曾在县城读过中学，在山里人眼里绝对是个精明人，这个店铺就是他经手创办的，并稳坐在这把交椅上。平心而论，肖九廷对我挺不错的，他不仅教会了我全套经商之术，还经常非常诚恳地教导我不要和那些落魄的没有前途的人交往。从歌舞升平的文宣队，一下来到油盐酱醋之中，我刚当“店小二”时十分不习惯，不久就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在这里，我学会了每当有人进店，一眼就看穿他兜里揣着几文钱，想买什么，能有几多利润；学会了用剪刀不出声地宰杀鸡鸭，并吃得点滴不剩；还学会了每晚将鸡蛋塞进开水瓶的本领，第二天早晨取了吃的绝技。在这里，我知道了人为了活下去还要活得滋润，都能干出些什么来的真谛。可是，衣食无忧的我，更感到了思想上无法排遣的痛苦。难道，我就这样随俗下去，默默等待着别人对我命运的安排？
“海音，你要是想有出息，就得反潮流。”
是肖维新的这一句话，给我指出了一条道路。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反潮流”的英雄张铁生、黄帅正如日中天，知青“扎根农村”的热潮正风起云涌。是肖维新提醒了我，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当一个名符其实的知青“扎根派”！
就这样，我去撺掇几位老知青，试图创建一个能让我们终身待下来的“知青点”，我们的“太阳城”，我们的“乌托邦”。
于是，便有了“上青公社五四青年林场”。
于是，便有了陶金峰的那十几亩瓜园。P3-5
2014年1月2日《福建老年报》唐希报道：
由老知青编写的福州知青文档《插队往事》一书近日出版。……《插队往事》共两册，上册《蹉跎岁月》分为“山乡往事”“难忘农友”“重返故地”口述实录；下册《岁月见证》分为“知青日记”“往来书信”“知青诗词”“笔记文稿”“实物资料”等。全书文章打上知识青年插队的烙印，饱含甜酸苦辣，充满时代特征。
2014年1月13日《闽北日报》闽北人报道：
2013年12月18日上午，“福州知青文档《插队往事》首发式”在福建省图书馆举行，老知青及作者代表50余人参加。施晓宇(插队顺昌县)和唐希(插队建宁县)两位主编先后讲话，介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知青回忆录的曲折与艰难。福建省档案馆、福州市档案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州市图书馆等单位分别派代表出席并接受了赠书馆藏。这意味着头尾组稿、编辑、审批、筹款8年多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令广大知青喜出望外。
由此，掀起了全国媒体的报道热潮。其中以2014年1月22日《文艺报》发表评论家石华鹏撰写的评论《当知青生活已成往事——读<插队往事>(上下)》影响最大：
由知青施晓宇、唐希主编的”福州知青文档“《插队往事》(上下)是一部厚重的大书——1030页，110万字，可谓洋洋洒洒，皇皇大著，拿在手中颇有分量。当然，一部书再厚重，与福建省30万知青耗尽10年青春时光以及一生的影响相比，又显得轻逸了些。毕竟这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仅就福州来说就有多少家庭卷入其中：分离、思念、困苦、彷徨……
不过，当时间的流水不断冲刷那段生活的河床，在昔日踪迹行将模糊甚至消逝之时，用永不磨灭的文字定格那一刻，这部回忆录终究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石华鹏撰写的评论《当知青生活已成往事——读(插队往事>(上下)》在《文艺报》发表后，中国文坛最具权威的网站中国作家网当天就在“精彩评论”加以重点宣传、推荐；2014年2月11日《福建日报》及时予以转载；继而光明网、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报告文学网、中国网络文学、博客中国、网易博客等权威网站也在第一时间予以转载。结果，《插队往事》(上下)出版后，广大读者——尤其新老知青争相阅读，重温那段被人淡忘的“编辑花絮”“插队往事”，一时间洛阳纸贵。请看2014年2月15日《福州日报》专文报道：
参与(《插队往事》)编撰工作的老知青们分工合作，利用业余时间以纯粹“志愿者”的身份，以出“义务工”的方式完成稿件的初审、二审和终审。知青文化是一个永恒的大话题，福州的知青文化是中国知青文化的一个篇章……每个知青的人生故事和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这便是知青群体中的个体“差异性”。家庭背景的不同，文化教养的不一样，造成了性格的不同和经历的差异，对生活的感悟也不可能相同。我们不能要求知青作者都写某种模式的文章，发同样的感慨，表达同一情感和见解，我们只能在众多的作者来稿中选择编辑，将较具史料价值的文章收录其中。
说起《插队往事》(上下)的问世，起因于2002年8月，由唐希和本人主编的78万字《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在海风出版社的出版，当年同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尤其广大知青奔走相告，争睹为快。
知青，乃知识青年的简称，属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广义指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狭义指从1968年开始(更早在1953年已有知青到农村劳动)，到1978年结束的——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插队当农民的初中、高中学生及少数社会青年。福建近30万知青(全国近3000万知青)，许多人要求出版知青回忆录续集，以加深了解、纪念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于是，就有了《插队往事》(上下)于2013年10月的艰难面世。
也正是因为这两本福州知青回忆录的结集出版，反响巨大，评价上佳，才有了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房向东先生——也是知青一员的慧眼识荆，主动约稿，催生出了这本《插队往事——致我们不朽的青春》的呱呱坠地。
《插队往事——致我们不朽的青春》仍由唐希和本人主编，系从78万字的《永远的脚印》和110万字的《插队往事》(上下)中有代表性的知青回忆录精选而成，分门别类将之分作5个栏目：岁月如歌、蹉跎青春、山乡往事、难忘农友、重返故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最高领袖一声令下，由此掀起了从1969年开始的(极少数从1968年开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的10年间，全国共有1800万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劳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生近3000万知青)。这相当于当时全国城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上山下乡、插队劳动去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改造群体。今天回想起来，“十年动乱”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过是中国“十年浩劫”中的权宜之计、应付之举。不过是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将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的广大城镇青年打发到农村山区去“修理地球”。因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决不值得提倡的。因为这是在开历史倒车，违背了人类发展的正常规律。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全国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城市——也有部分知青因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留在了农村。
而今回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艰苦的插队劳动，却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坚忍不拔意志的国家栋梁，至今还在忍辱负重支撑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恰如2300多年前的“亚圣”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里所预见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但是，苦难过后，对经历苦难的广大知青固然是一种意志的磨砺，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决不值得歌颂，更不应该事后津津乐道，成为某种炫耀的资本。 今年适逢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5周年。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广大知青兄弟姐妹。
更以此书祭奠那些英年早逝——埋葬在异地他乡荒郊僻野的众多知青兄弟姐妹！
施晓宇写于58岁生日
2014年3月30日
由施晓宇主编的福州知青回忆录精选本《插队往事(致我们不朽的青春)》反映了知青们的青葱岁月。
作者的文字固然朴实，却充满真情实感；知青的语言虽不华丽，读来催人泪下；真的是一笔一画饱含甜酸苦辣，字字句句打着插队烙印，大小篇章充满时代特征。
由施晓宇主编的福州知青回忆录精选本《插队往事(致我们不朽的青春)》反映了知青们的青葱岁月。
知青的语言虽不华丽，读来催人泪下。要想真切了解历经苦难、更加坚强的知青一代，了解轰轰烈烈、始乱终弃的上山下乡运动，请读《插队往事》。也以此书祭奠广大知青消逝的青春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