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杨苡女士，以及著名画家、作家、杨宪益先生的外甥女赵蘅女士主编，共分《魂兮归来》《宪益舅舅百岁祭》《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去日苦多》《五味人生——杨宪益传》《金丝小巷忘年交》六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并展现了杨宪益先生沧桑坎坷的一生：丛书除完整地收录了杨宪益先生生前的译余作品外，还从妹妹杨苡、外甥女赵蘅，以及好友范玮丽的视角出发，展现了杨宪益先生在公众视野之外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书中还公开了大量展示杨宪益先生生平事迹的照片，以及图片资料，许多珍贵的手迹都是首度公开出版，具有极强的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

本册由李伶伶、王一心所著。杨宪益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不可思议。在那样颠沛流离的生活里他是怎样用那一支笔译出一篇篇精彩的作品？《五味人生（杨宪益传）（精）》会告诉你答案。

李伶伶、王一心所著的《五味人生（杨宪益传）（精）》介绍了杨宪益传奇的一生，杨宪益是一位德披天下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还集传统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品质于一身。他娶英国妻子戴乃迭，成就了一段异国婚姻佳话，本书还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展现了杨宪益性格中的热情、勇敢与真挚。

小引

白虎星下凡

 官商家族

 童年丧父

 中学时代

留学，游学

 彩色的生活

 异国之恋

 国族意识

与权贵相疏

 罗家伦及中央大学

 朱延丰及中印学会

 杭立武及中英学会

跨国婚姻

 一婚定终身

 来自政治的考验

 和谐中的小杂音

 忍见病妻撒手去

 恨不同死怀愧疚

译事

 与卢冀野的友情

 在国立编译馆

 独特的翻译观

 狂译之季

牢狱之灾

 清水血水碱水

 铁窗风味

 沾妻子光被释放

 蔑视苦难

 痛失独子

诗人

 诗人出少年

 诗情总被风吹去

 喜欢活用毛诗

 打油心声

读书人与学者

 一生至爱是读书

 做了一半的学者

酒仙

 嗜酒始于留学

 煤油当酒招待梁宗岱

 “我是喝酒的”

 最后的日子

后记

参考文献

官商家族

杨宪益父亲叫杨毓璋，字霁川，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杨家的故事可以从杨毓璋的曾祖父杨殿邦讲起。虽然可以查到杨殿邦的曾祖父叫杨东明，祖父叫杨世锦，父亲叫杨果亭，但他们的事迹不详。

杨殿邦生于1773年，死于1859年，活了八十七岁，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岁数可以说是非常长寿的了。在如此漫漫人生中，他所担任过的职衔有记载的就达三十七项之多，做官从嘉庆十年一直做到咸丰九年，连跨三朝，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山西布政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尹、礼部右侍郎、漕运总督等职。

在他的晚年，太平天国轰轰烈烈，他曾与太平军交过手，地点在扬州东北面邵伯镇一带。在中国历史上，官军往往不敌“匪军”。杨殿邦在与这帮农民军的较量中，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军事才能，所以也耻辱地战败了。清廷降罪，将他革职，戴罪留军以观后效，后来就郁闷地死在军中了。

杨殿邦子嗣不旺，只生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肢体一直有病，因此无法走上仕途。也仿佛是老天有意使他弥补父亲的遗憾，他竟接连生了八个儿子！做不了运动员，就做教练员。他悉心培养儿子们，终使杨家日后出现了“五子登科”的壮观景象。

长子杨士燮是光绪甲午进士，先后在淮安、杭州任知府，还任过浙江巡警道等职；老三杨士晟是光绪壬辰进士，历任无锡、崇明知县、芜湖米厘总办，民国时任芜湖关监督、苏州关监督兼交涉员。1920年春，上海太田商会职员角间孝二等几个日本人到苏州虎丘游玩，在冷香阁午餐，适遇我第五团三营九连士兵十余人也到此用餐，角间孝二看不顺眼，竟用猎枪射杀了新兵胡宗汉，引起社会愤怒，杨士晟曾为此代表江苏地方当局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针对日本驻苏州领事百般抵赖事实、把射杀说成误伤致死，杨士晟也复照予以驳斥。

这一年，杨宪益年方五岁，是个顽皮的孩子，也许他在顽皮中，会听到一点家里人谈三叔公与日本人交涉的事情吧。在他年幼的单纯意识里，可能会印刻下些微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吧。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老四杨士骧是光绪丙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历任直隶通永道道员、直隶按察使、江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接替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杨士骧为人随和幽默，生活上不拘小节。有天他赴一个叫马龙标的回族人的宴请，席上都是鸡鸭做的菜肴。酒酣之际，杨士骧对马龙标说，今天这桌酒席可以用“鸡鸭杂”对你的名字。席上众人都大笑不止。

或许杨宪益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日后当他遇到一个在他看来名字有趣的老师的时候，立刻如法炮制。

老五杨士琦是光绪壬午举人，先受李鸿章器重，曾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李鸿章死后，又受袁世凯重用，任洋务总文案献，是袁世凯的智囊人物，为袁世凯效劳不遗余力，在袁世凯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甚至袁士凯复辟帝制，据说也是杨士琦的主意。光绪之死，一种说法是被袁世凯下毒，而那剧毒药水是杨士琦花重金从洋人手中购得。后来杨士琦也就是被自己的小妾小白菜用同样的药水毒死的。他历任农工商部右侍郎，邮传部大臣，钦差大臣，上海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总办，政事堂左丞，参政院参政等职。

老七杨士铨是光绪癸巳举人。老八杨士骢是候补四品京堂，广东补用道，京奉铁路总办，放山西巡盐道，在民国1913－1917年、1922－1924年，两次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与袁世凯做了儿女亲家——袁世凯的第三个女儿袁叔祯是杨士骢的儿媳妇。

许是身体生来有亏，后天又操劳过度，杨鸿弼死得太早，不仅死在他父亲杨殿邦前面，也死在他的儿子们都有出息了之前。在杨殿邦身后，杨家开始衰落，身为长孙的杨士燮责无旁贷地负起了持家与照顾弟弟们的责任，一度颇为辛苦，后来当他娶了吴棠的女儿之后，生活才有了转机。

吴棠系晚清封疆大吏，先后任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等。早年，杨殿邦对吴棠有知遇之恩。吴棠是安徽盱眙人（当时盱眙属于安徽，1955年划归江苏），杨殿邦本是安徽泗州人，后迁居盱眙，又年长吴棠整整四十岁，所以把吴棠视为同乡晚辈，关爱有加。吴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江南乡试中乙未恩科举人，之后五次赴京参加会试，有三次杨殿邦都叫他住在自己府邸内，照顾饮食起居，予以谆谆教导，帮他复习功课，关怀殷殷，犹如对待子侄。吴棠后来将次女吴述仙许配给杨殿邦的长孙，该有报答师恩的意思。

吴棠一生有两大传奇。一件事是道光年间他在清河县任县令时，湖南道员刘某去世，他的儿子扶棺回原籍，船经清河时，刘儿便派人向父亲故交吴棠报信，吴棠包了三百两银子，派人送去。

谁知此时河上还泊了一条丧船，是两个女儿送她们去世了的皖南道父亲的灵柩回乡。吴棠的仆人一见丧船就上去了，一问，不错，是位道员，就把钱递给了两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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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分开考虑，不去考虑自己留在一个和平安宁文明现代的环境，享受适意高雅快乐的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理所当然”的心归来，安心地生活在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中，遭遇挫折不快也不大会有出走之意。

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独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他们有历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己而应成就事业的意识；他们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与进步，较少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是非界限，有嫉恶之心，有批判社会的意识，平日一团和气，一旦遇有大恶大非，敢怒敢言。

这一群人身上的这些优点，杨宪益差不多也都具备，甚至于有些优点更加突出。比如民国前期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过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杨宪益归来于抗战烽火正炽、民众流离转徙之时，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即使在中曰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思想境界当然不一样。

虽然杨宪益回国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干疮百孔，四面透风，甚或摇摇欲坠，可杨宪益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人，一个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却能安之若素。他也时有埋怨，但从未真正埋怨过自然环境与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环境，是喜欢权术与阴谋的人。

1949年当国民党政府由大陆往台岛撤退的时候，对无数的人来说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是跟着去还是留下来？杨宪益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至死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当时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甚至愿意冒着危险为它收集与传递情报，在它打下江山后，又积极为它工作连家也可以不顾。但当它一度出现了病症时，他却也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加以嘲讽，在他的打油诗里、他的自传里，都时有表现。比如在自传里，写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怪状，就有：“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还有：“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尽管这些批评社会的言论有时像是一种牢骚。杨宪益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气佬，一个好好先生，一个没有脾气的蔼然长者，一个心如止水豁达一切的人。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至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时常表现出会被视为情绪化的东西。

他写自传时，也已七十五岁，早该是心平如水、气和如风的年纪了，可他在自传里，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厉害。

可是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老了都还未将棱角磨圆的人，一个弃虚伪如敝屣喜欢讲真话的人。

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一些人受人尊重，但被人尊重的人和人是不同的。有些人，人们尊重他，其实针对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职务，是他头顶上的桂冠，是他手中的权力，是他在这个社会中所占的位置；另一些人，人们尊重他，是折服于这个人本身的品德和能力。杨宪益就属于后一种人。

在受人尊重的杨宪益身后，许多人怀念他，纪念他的长文短章很多，扬其善，颂其德，读了很使人心生崇敬。但作为一个传记作者，要写一个人，仅有崇敬是不够的，还要有更多的对传主的了解和发现，否则就传达不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带着这种思想，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二字。

这本书动笔于秋天，而将要搁笔时，心急的花树已怀揣苞芽，预备要有所动作了，善感的诗人见了也许要说：这是怎样一个看了使人心猿意马的景象哟！收获永远是一个诱惑，促使贪恋它的人不辞辛劳地进行下一轮的播种培育。

杨宪益的一生，可以洋洋洒洒，写成一部大著，而想用如此一本小书瘦仄的篇幅来表述传主人生的丰厚，在作者，挂一漏万，遗珠之憾自是难免。倘若这本小书能勾起读者对杨宪益这个人更多的兴趣，而去读他更多的著作，去读与他相关的更多的文章，那么遗憾也就雪化了。

很高兴本书有再版的机会，在此要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们；尤要感谢传主亲爱的小妹杨苡先生，她以九五高龄，仔细阅读书稿，对所涉及的史实与人事反复回忆，对措辞也一再斟酌，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意见，老人家对后辈的宽容与关怀令人感动，做事的认真态度使我们非常受益。

作者

2014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