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唐宋时期的八个有杰出成就的散文作家的合称。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成集刊行的,是明初朱右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作家的作品。明朝茅坤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我们将唐宋八大家的精华之作辑录编译,详加校勘,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
为了帮助读者毫无障碍地阅读和鉴赏作品,鸿雁主编的《图解唐宋八大家(全彩图解典藏版)》不仅从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作者生平等方面对所选作品作了简洁生动的题解,而且还对原文进行了精准的译白,并对一些生僻字、繁难词句作了详细的注释。
鸿雁主编的《图解唐宋八大家(全彩图解典藏版)》精选唐宋八大家的经典著作,不仅从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作者生平等方面对所选作品作了简洁生动的题解,而且还对原文进行了精准的译白,并对一些生僻字、繁难词句作了详细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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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臣论
本文围绕“争臣”的职责,对阳城在位日久,不问朝政的不负责态度提出了批评,指出圣人贤士应以匡救时弊为己任,“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在其位,谋其政,“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闯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日:“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日:‘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日:‘谏议也’;问其禄,则日:‘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日:‘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日‘会计当而已矣’,必日‘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日:“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日:‘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日: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日:“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日:“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日:“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石乞石=乞,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孑L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日:“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日:“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日:‘睢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日:‘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译文】
有人向我问起谏议大夫阳城:“可以认为这个人是有道德的人吗?他学问渊博,见识也广,又不想出名。学习古人的立身处世的道理,隐居在晋国的边境上。那儿的乡人,有近千人因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变得品行善良。大臣知道了这件事,就荐举他,天子命他当谏议大夫。大家都觉得荣耀,而阳子却没有得意的表情。他任职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如同在野时一样。他怎么会因为富贵就改变自己的意志呢?”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长久地保持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这是妇人之道,不是大丈夫所遵从的。怎么能够说是有道德的人呢?在《易经·蛊》的‘上九’上说:‘不愿去侍奉王侯,只求自己道德高尚。’《易经·蹇》的‘六二’上说:‘王臣屡次劝谏,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君为国。’这也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实行的道德就不相同。假如像《易经·蛊》的‘上九’所说那样,处在不被重用的地位,却表现出不惜自身的节操;像《易经·蹇》‘六二’所说那样,处于大臣的地位,却将不侍奉天子和诸侯作为高尚的事,那么忧患就要产生,旷废职守的责难就会兴起,这样的志向不能效法,而他的过失也终究不可避免。现在阳子身居官位时间已不短了,对朝政的得失也不是不熟悉了,天子对待他,也够重视的了。可是他没有一句话关系到朝政。他看待朝政的得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一点也不在意,在他的心中引不起什么高兴和忧愁。问他的官位,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官俸,就说下大夫的俸禄;问他朝政情况,却说不知道。有道德的人,难道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有官职的人,不能尽职就该辞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提出规劝意见就该辞去。阳子能够提出规劝意见吗?能提出规劝意见却不说,和不能提出规劝意见而不辞去,都是错误的。阳子是为了俸禄做官的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是有时是因为贫穷。’说的是那些为俸禄做官的人。应当辞去高位而担任卑贱的职务,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的生活,像当个看门、打更的小吏就可以了。孔子曾当过管粮仓的小吏,曾当过饲养牲畜的小吏,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还说‘财物账目相符才行’;‘牛羊顺利成长才行’。像阳子的等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这是很清楚的,可是他这样办事,难道是对的吗?”P25-27
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不可胜计。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霞,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散文。唐宋散文,上承先秦汉魏六朝,下启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时名家辈出,各具个性,文体大备,丰富多彩,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又多有传世名作,可谓盛况空前,震古烁今。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明初朱右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其文多涉及“道统”之类,追往圣,继绝学,为复古张目,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柳、欧、王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旋涡,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其笔触所及,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丰富。而“三苏”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文立足现实问题,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多史论之作,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摇旗呐喊。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王安石之显赫,仕途亦不如柳宗元、苏轼之多坎坷,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劝诫后学上进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之纵横雄奇,尤长策论;曾巩之醇朴平实,深切往复;王安石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宛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应该说,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文学的自觉”、艺术的追求上,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虽力反六朝颓风,对其文笔之辨、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在散文理论的构建、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上述诸大家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此八大家之作,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于是,我们将其精华之作辑录编译,详加校勘,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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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