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冰藻光禅师(844~928),又称扣冰辟支老佛,姓京兆翁氏,法号藻光,福建崇安县新丰乡吴屯里翁屯东村人,诞生于唐朝武宗会昌四年(844年)。13岁出家为僧,先后拜谒雪峰义存、鹅湖大义禅师。广明元年(880年)卓锡于崇安瑞岩,创瑞岩寺,徒众云集,“一时瑞岩道场,遂与天台、曹溪并峙千古”。扣冰古佛在世时,民间流传许多有关他驱邪镇妖、捍灾御寇的神话传说。天成三年(928年),他去世后,被闽王谥为“妙觉通圣大师”。朝廷的屡次册封,扩大了扣冰古佛信仰,更使扣冰古佛成为了当地的保护神,得到当地人们的世代膜拜。扣冰古佛所在的时代正是武夷山佛教禅宗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黎晓铃著的这本《扣冰藻光禅师》旨在揭开扣冰古佛的神秘面纱,试图透过扣冰古佛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对宗教、文化乃至社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包括历史中的藻光禅师、传说中的扣冰古佛、历史上活动寺岩和武夷山遗俗、扣冰古佛信仰与漳州三平祖师、安溪清水祖师等神僧崇拜的对比研究、扣冰古佛药签与保生大帝药签对比研究等章节内容。
扣冰藻光禅师是唐末五代时期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高僧。其禅法曾风靡全国,却师承不详,独悟成佛。晚年被闺王延请为王师,后世被民间尊为辟支古佛。黎晓铃著的这本《扣冰藻光禅师》就是他的一本评传。
偶遇的这位异僧教给藻光的是“休心见性”的道理。所谓“休心”当是指让心灵休息,这是针对藻光原来的日夜辛勤、不暇暖地钻研佛学的状态。这是禅宗的修行方法。所谓“禅”,即用宁静、安详地思维方式进行的修持,换句话说,是人的心理处于无浮动躁乱,无暗昧昏沉,能够保障明睿深沉地进行观察和思虑的那种状态。
藻光得到异僧的指点之后,忽然顿悟,其修行方法也发生很大转变,不再咬文嚼字地钻研佛典,而成为信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大师。更特别的是,这位异僧还教给藻光“驱魔利人之术”。从此以后,藻光禅师开始展示神奇的迹象,后来甚至被人当成神来崇拜,此异僧是何方神圣,可以让藻光禅师发生如此巨变?其实这也与当时的禅宗特征有关。当时的禅宗有很多具有禅密结合的特质。所谓密教,是佛教中秘密教的略称,是相对于显教而言的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大智度论》说:“佛教有两种,一秘密,一现示。”密教作为佛教的一支,于公元七世纪左右在印度形成系统。然而它的一些组成部分,如某些咒言、仪轨、密经等等,几乎是伴随着佛教的壮大而发展。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极力排斥咒术,但后来咒术还是被吸收进佛教里来。咒术陀罗尼在佛教中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密教。密教中的种种经咒、仪轨在3世纪以前就传入汉地。唐玄宗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期间将体系化的密教传入中国后,密教正式成为佛教的一个宗派,被称为密宗。唐武宗会昌年间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废佛运动,正处于发展巅峰的密宗首当其冲,成为主要打击的对象。但是,事实上,晚唐之后的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由于其相当浓郁的巫术色彩,它从中原的殿堂走向了南方山区的民间,并且在民间拥有了大量的信徒,成为民间信仰、民间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密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世俗信仰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即运用手势和身体的姿态)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与诸佛之身、口、意相印,即可成佛。密教强调即身成佛,认为通过法身三密的加持,佛的力量就会显现到自己的身上,使自己成为佛的化身。佛有神通,掌握此佛密法的僧人顺理成章地也有了神通。因此,修密的僧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展示其异于常人的一面,显示古佛的迹象。
据汉传密教史专家研究,密教内容很早就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固有的民间巫术和道教法术相结合相激荡,密教的咒言法术和道教的符咒法术及民间信仰的巫术融合混通。这种情况在素有浓厚巫鬼文化氛围的江南地区尤为明显。汉传密教在唐代开元时形成高潮后,虽经唐武宗“会昌灭法”的打击,但至宋代又掀起新的高潮,“在经典的翻译,皇室的尊崇,民间的普及等方面,与唐代相比,可以说各有千秋”。宋代密教更深入地向社会的四面八方进行渗透,在佛教内部表现在与天台、华严、禅、净土诸宗的结合,“几乎是无宗无密”。可见,唐末的藻光禅师偶遇的这位异僧接触过汉传密教不是没有可能的。
就禅密结合来说,“导致‘神通’的产生是它们间的一大结合点。其一是通过修禅得到神通,其二是都把止观当作修行的主要手段”,密教的身、口、意三密,手结印契为身密,诵颂真言为口密,心入本尊三摩地为意密,其中意密修持之法与禅定最为相近”。禅宗由慧入定,并藉此获六神通,同时与密宗一样重视对语言文字的应用,所以涌现出很多禅密兼修的特殊僧人,他们一般还是被称为禅师,像马祖道一、天王道悟禅师、仙溪(即福建仙游县)正觉禅师、崇德县的真觉禅师等著名禅师,都以擅长祈雨、驯龙、煽火、预言祸福、治病等神通知名于世。
因此,藻光禅师偶遇的这位异僧很可能就是一位禅密兼修的特殊僧人。而藻光禅师后被人当作古佛和神明崇拜,与这次偶遇很可能也有很大关系。
偶遇异僧的史料除了《古佛传》,其他史料均未记载,我们是有必要对这段经历是否真实存在怀疑。然而,扣冰藻光禅师确是在福清回武夷山之后忽然具备了典型的禅宗特质,并开始逐渐展露神迹,遇异僧指点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古佛传》有这段记载,恐怕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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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早在三国时期,佛教就已传人这块充满生机的土地,并与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出现了诸如百丈怀海、黄檗希运、雪峰义存等杰出的佛门巨匠,而近代之太虚大师、弘一法师、虚云老和尚、圆瑛法师等以福建为道场,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纵观福建佛教的历史发展,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寺院建筑规模宏大。譬如泉州开元寺、福州怡山西禅寺、鼓山涌泉寺、厦门南普陀寺、莆田广化寺等,皆雕梁画栋、错落有致、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二、丛林道风严整有序。自百丈禅师创立清规以来,丛林生活的规范即成为僧团和合共住的信条,一直延续至今,仍为僧团必须遵守的制度。
三、重视教育,培养僧才。佛教教育一直为福建各名蓝古刹的大德先贤所重视,早在唐宋时期,即有各种形式的讲学活动。近现代的佛学教育则应首推太虚大师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圆拙长老开办的福建佛学院,当今国内外住持佛教的许多大德多为两院毕业生。
四、弘经布教,法音周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福建佛教历来重视经典的传布与流通,宋代福州开元寺历40年雕刻出版《毗卢大藏经》(俗称“福州藏”),明清时期鼓山涌泉寺即刻版印刷佛教经典。斗转星移,现代由圆拙老法师发起和创立的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所印行的佛教典籍,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福建的法师,足迹遍及东南亚与港澳台地区,这些地区至今仍与福建佛教法谊绵延。
五、慈善救济,福利人天。经云:“佛心者,大慈悲心是。”本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思想与精神,干百年来,福建佛教积极开展济世利民的慈善事业,诸如兴建桥梁、施医施药、赈灾济厄等方面,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感人事迹!
六、通俗信仰普及民间。佛教在福建的不断发展,与传统的儒家、道教结合,从而形成各种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干百年来,广泛融入到福建人民生活之中。
萧梁古刹——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法师,年富力强,嗣法明肠长老,秉承佛心、师志,集国内专家学者之力,精选出古今中外50名闽籍(或闽地)高僧,编撰“福建历代高僧评传”丛书,此举不仅是福建佛教界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界的盛事。丛书的出版,不光为彰显福建自古为佛教文化之重镇,更期追踪古圣先贤,为中华佛教界树立崇高典范,其拳拳赤子之情,令人感佩不已。
是为序。
断断续续历时将近五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本书的撰写。资料少、文笔拙劣、学识肤浅都使笔者一筹莫展,迟迟不敢动笔。幸而在谢重光教授的指导,李积庆、陈海平和马海燕师兄的帮助下,本书得以形成雏形。特别感谢认真负责的评审专家——福州大学甘满堂教授与福建师范大学的王岗峰教授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与甘老师、王老师不断地探讨中,本书终于从由极其幼稚的初稿变为了今天所能看到的作品。
要感谢的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瑞岩寺的道航法师、法弘法师、法龙法师等众多法师都曾非常热情地提供帮助,令笔者非常感动。武夷山问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策划、《问道中国茶》杂志主编邵长泉先生将其多年田野调查资料情况无私奉献,令笔者极大地受益。武夷山档案馆馆长王国材先生给笔者提供了其多年研究武夷山文化的资料,令笔者受益匪浅。武夷山吴屯江明和先生是当地一位研究扣冰古佛文化的资深专家,他的耐心解答让本人茅塞顿开。吴屯九会代表杨仁忠先生对于古佛民俗文化十分熟悉,他的帮助给予本人很大的力量。还有可爱村官翁建玲、刘莉的热心陪同指引,让笔者有幸认识了多位专家。好友王珊珊、彭炜都曾热情地为笔者考察调研提供帮助。
还要感谢武夷文化研究院吴邦才院长、武夷学院姚进生副书记对于本人的鼓励与支持。武夷学院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张品端教授、陈国代老师、曾素平老师都曾陪同笔者一同考察调研。大家的支持与帮助,都给予本人很大的力量。
感谢福州开元寺本性法师给笔者提供写作机会,感谢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张善荣老师始终关注本书出版进展,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薛鹏志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劳作。
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再苦再累也默默无私地帮助我照顾家庭、照顾我的幼子,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工作。想到父母的劳累苍老,真的心酸自责。愿佛祖保佑他们健康、长寿。还有我的爱人,他的关心与爱护也会一直温暖于心。
能够参与福建历代高僧评传的撰写,能够结识如此多的善知识、遇到如此多的善因缘是本人莫大的福分。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黎晓铃
2014年9月于武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