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旁白》收录了资深媒体人高昱过去10年创作的社论作品。这里面有作者透过采访，亲身感知的中国法制、法治进程，以及“艾滋病村”、官员“化公为私”等政府、社会万象，他通过犀利、瑰丽的文笔，形象地为读者再现了不曾公布于众的真相；书中另有对商业世界中“富士康悲剧”、慈善基金，社会百态中教育荒芜、住房矛盾等问题的独到解读，以及更深层问题的剖析。

整本社论集，文章虽前后跨越10年，但作者对各个热点问题犀利、独到的剖析风格始终如，是道重新认识身边的中国的新窗口。

由高昱著的《时代的旁白》正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国家与人民，第二部分政府与市场，第三部分改革没有浪漫曲，第四部分商业与人生，第五部分商业的新逻辑，第六部分教育与居住。内容全部选自作者在《商务周刊》、《财经新世纪周刊》上已发表的社论等文章。

自序 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引言 当体制成为挡箭牌

第一篇 国家与人民

 人民需要放鞭炮

 艾滋病人死于谁手

 届政府的“怕”和“爱”

 我们需要有担当的政府

 刑讯逼供救了黑社会老大刘涌？

 黑老大刘涌死了，法治不能死

 矿工之殇，中国之殇

 为什么是纪委查出了陈良宇

 推迟退休对谁有利

 媒体是对丑恶的约束

 《建国大业》与托克维尔

 庶民的“被胜利”

 李庄“被伪证”和法律“被提问”

 疫苗事件的1/1000000和1000000

 官员贪污刑罚，由死缓改判60年监禁如何？

 日本地震的中国回想

第二篇 政府与市场

 喝狼奶的垄断

 国人苦“三桶油”久矣

 政府监管靠得住吗？

 人民为什么抛弃“人民”医院、“人民”铁路？

 谁为被拆迁者自焚负责

 被告上美国法庭的辽宁省政府

 为什么“以法治国”成了笑话？

 种龙种、得跳骚——《行政许可法》缘何被异化

 在立法过程中“设租”，是寻租的更高级别

 政府被大产业寡头集团“俘虏”了

 警惕又一轮政府投资分肥——“四万亿投资”公布前的不祥预感

 经济危机时期，政府不应鼓吹民众消费

第三篇 改革没有浪漫曲

 投资热潮几乎都发生在政府换届年

 郎咸平质疑私人侵吞国有资产，错了吗？

 是否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官员们“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的世俗智慧

 “母猪补贴”与政府改革

 国企“走出去”，身份由蜜糖变原罪

 不要庸俗化自主创新

 孟加拉人民给中国人民银行上的一课

 致西方人的一封信

 疯狂的单行道——论躺在自然资源废墟上的求财之道

 跳出北京治拥堵

 改革亟需重建的共识

 战胜重重艰险的力量何在?

 改革之路为何越走越难——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忧思

第四篇 商业与人生

 没有英雄，只有职业

 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关于“非典”、伊战以及张国荣身故的记忆

 保卫传统！保卫春节！

 10岁的新香港有“身份认同危机”吗？

 做坚定的自己

 让我们再次相信爱——关于2008年冬南方冰灾的感悟

 明天更漫长——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反思

 赈灾与伤害——汶川地震一周年祭

 寻找身份的中国人

 台湾老兵的力量

 迈克尔·杰克逊的哀荣与宛如处女的世界

 富士康悲剧真的无解吗？

 让我们站着把钱挣了

 审视壹基金，宽容陈光标——写在“郭美美事件”前的慈善基金反思

 诛心的生活智慧：小惠可以给，大恩不能施

第五篇 教育与居住

 当教育也开始“看人下菜碟”

 北大传统的“与时俱进”及其问题

 大学校长们应该告诉毕业生什么

 社会精英更需要教育

 “年度汉字”不是“涨”，就是“拆”

 经济适用房挡了谁的财路

 请给任志强松绑

 房子“薄利多销”，是解救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棵金稻草

 降房价，终结“土地财政”才是纲举目张

这个月初，我突然接到一个两年前采访对象的电话，那是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位姓程的村民打来的。他希望我能帮着呼吁一下社会，救救村里越来越多父母双双患艾滋病死去的艾滋孤儿。

我很吃惊，这个今年该有36岁的男人还没有死去。两年前我到河南郑州、开封、驻马店、信阳等地采访的几十位艾滋病人，我后来零星打听过的几个人都死了。我当时向因卖血而患病的村民们散发了一盒名片，两年来没有一个人找过我。我以为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社会了，希望你能帮帮我们。”这个男人说。我知道他和他的爱人都卖过血，都是艾滋病人，他们只有一个刚刚上学的孩子。正常情况下，这个孩子也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但父亲不敢让他去检查。

在电话里，我没有问他和他爱人、孩子以及邻居们的任何情况，只是尽可能地寻找词语安慰他几句。我没有直接答应给他们帮忙。

上个月末，我还接到了郑州高耀洁医生的信。这位一直在帮助艾滋病人的78岁老人，希望我能联系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把一份艾滋儿童救助建议递交给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

我当时给几个在中央新闻单位的朋友打电话，但结果是我只能放弃。我至今没有给老太太回信答复。两年来，我只给老太太寄过一笔钱，请她用这钱印了1万份资料，散发给那些需要的农民，这是我——一个记者能做的。

《圣经》里主说，你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情，千万不要答应别人。

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些问题，确实有些不合时宜。我们正在召开一次继往开来的“两会”，欢呼“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在对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的同时，我们也在欢送人民的好总理光荣退休。在几乎所有的媒体，包括在互联网的BBS上，都充满了人们对朱总理的尊敬、称赞和依依惜别。

正直，清廉，智慧，渊博，幽默，感性，直爽，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疾恶如仇……用这些词来形容朱镕基，都很贴切。但抛开这一切感情，我想提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在赞扬一位以济世为己任的政府总理的劳苦、功绩和赤心时，却发现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一些人身上，政府却是失能的呢？

没有人否认，朱镕基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然而，一个现代政府的总理，不仅是官员们的总理、企业家的总理、学者们的总理，也是艾滋病人和他的亲人、乡亲们的总理；他不是宰相，不是财政部长，也不应该是孤胆英雄。他的根本任务，是塑造一个高效政府，带领它与所有公民一起，努力建构一个法治的、理性的、自由竞争的民主社会。

99.9%，的中国人没有亲眼见过一位总理，他们看见的，是自己身边、由这位总理领导的政府。因此，真正在社会里起主导影响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和它的公共管理机制。

当5年前的朱镕基说出那句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当5年前的温家宝力排众议，决定固守荆江大堤，900平方公里的公安县免受炸堤分洪以至无家可归之灾，他们都有着超人的担当和勇气。正是在领导者身上有着这样的担当和勇气，中国的改革才能在深水区里不懈前行，中国的社会才能在越来越深的阵痛中一年又一年地期待着转型结束的那一天。可是，一个现代的“专家一信用”社会体系，不需要个人英雄，一个人、几个人的担当根本不解决问题，就像贪官杀了一批又一批，个人的意义——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显得无济于事。

朱镕基勇敢地承认自己有失误，在我看来，他最大的失误不是国企改革、三农问题，而是他太符合我们心中清官的形象了。以至于看到他观看话剧《商鞅》潸然泪下的报道，看到他怒斥官僚市长“我要撤你的职”，我们都有一种悲剧英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支手扭转乾坤的感动。但中国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少数英雄仅靠悲壮就能解决的，而英雄，恰恰是因为以个人之力无法改变宿命而魅力四射。对整个社会来讲，这不是悲壮，而是悲哀。

清官，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里代代都有，但是“千古忠贤，途竞一辙”。一个人、几个人、几百个人做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让亿万人一起去做？中国的很多事情，苦不在太超前，而在于太落后；错不在无法可依，制度不完善，而在于有法不依，拿法治当工具；难不在不可为，而在于全能主义的权威以为什么都可以为。

一个做军事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对伊作战，任何一个将军都可以挂帅，因为仗该怎么打，早已经过一个系统的精密计算和沙盘演练确定下来了。伟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套用林达的话说，“总理是靠不住的，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能自动运转的人民政府，建立一个依靠有效的政府职能来保卫这个社会的机制”。一届政府的怕和爱，莫过于此。

P12-14

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2002年——2011年在《商务周刊》杂志担任主编时撰写的部分文字，以及2011年下半年转到财新传媒工作后，写下的些时代记录。

我不算是个勤奋的作者，但十年下来居然也写出了200多篇文章。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同仁，他们不嫌粗陋，鼓励我由这200多篇中整理出部分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失去生命力的文字，从guo家与人民、政府与市场、商业与人性、改革没有浪漫曲等几个方面，给过去的十年做个总结，或者说，个交代。

我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到《商务周刊》的2002年，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是“胡温新政”的开端，亦是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个重要里程碑。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明确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场涉及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商务周刊》应运而生，参与了市场化纸媒由生到盛再到衰落的十年，应该说始终站在中国经济时事报道的线，也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自入世后时而高歌猛进、时而于停滞中失衡的十年。我撰写的这些文字，正是这十年里我们与中国经济社会大变局“同呼吸、共命运”的所思所想。回看这些文字，总能想起那些杂志付印前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光着脚敲字的日子，有喜悦、有愤怒、有期盼、也有忧虑。那确实是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岁月。

我曾对同事们说，记者就是时代的“异教徒”，他不能躺倒在任何既有的主义、思想、理论乃至事实的怀抱。他没有投降的幸运，交出自己的大脑和灵魂，让自己沐浴神迹的光辉，不管是镜子这边的，还是镜子那边的，即使那里曾经布满我们绚丽的想象。这是我贯的职业观。在写这些评论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不人云亦云，提供给读者的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自由思想、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

然而，这无疑又是困难的。我这十年写作生涯，些文章发表后，在网络上被万众叫好的时候有，被汹涌网友骂成五毛、走狗的时候也有，被斥为西奴、带路党的时候更不少。这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单向度教育制造的悲哀。我们的教育多少年希望塑造的都是肯定性的文化和驯服型的社会人；乌托邦被现实粉碎后，则像钟摆样滑上相反的方向——彻底否定性的文化，以及民粹主义的暴躁与戾气。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悖论：信息和信息来源虽然空前的多，但也空前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这个社会已经能同时存在多元的声音，但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并都从无数周边琐事和媒体报道的新闻中，选择性吸取符合自己偏好、强化自己观点的信息；我们可以容忍与己不同的观点，但对于持相左观点的人，则非常容易以诛心之论，言之凿凿地揣测别人的险恶动机，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很难完成；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交互工具极大拓展了我们发表观点和听取观点的渠道，但收听、拉黑、朋友圈等功能又使我们的耳目越来越内卷化，所有zui初热火朝天的网络论坛，zui后都会沦为小批精英人物的讲坛；大V知识分子们热衷于给自己或对手扣上标签，不断地拉帮结派，却稍有相悖就无情切割……

这所有的悖论，其实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写照：它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作为媒体工作者，这是我们常有的无奈，却也是我们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莎士比亚写道：“不要害怕，这岛上众声喧哗。”人们不再相信，并非没有需要，而是缺乏可信的信息内容。无论事实真相，还是基于事实真相的分析评论，都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现在不仅政府官员，专家、教授、媒体都身陷“塔西陀困境”又称“塔西陀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公信力遭遇危机，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那如何重建公信力？别无他法，坚持说真话、做好事，总有天，人们会重新聆听你的声音。所以，很多人对媒体的未来感到悲观，很多人离开这个行业，我不这样想，我还会坚持地写下去。

但是，我不同意，也不敢于自矜这些写作离真理有多么近，对社会有怎样的教化功能。民众不再需要灌输，他们需要的只是尽可能客观的事实真相，以及思想超市里可供他们挑选的观念。他们需要独立思考，同样，我们这些专职的信息提供者也需要独立思考和独立写作，哪怕现实依旧逼仄，前程坎坷晦暗。

要感谢过去十年陪伴我沿着这条崎岖小路直走来的人们。我的《商务周刊》的同事们，他们是我很多文章的批读者，并且在《商务周刊》有限的生命里，始终忍受着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多重压力而无怨无悔。还有我的父母、爱人和我的女儿，家庭的爱和温暖，是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笔耕者心底里那团不灭的火光，足以让我们在任何短暂的迷惘之后，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不倦地呼号。

胡舒立：

高昱的文字秉心直言，本书犀利之中又有几分反讽。如何尊重、保障乃至强化民众的表达权，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必要解答的问题。

王巍：

高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带领的《商务周刊》杂志团队是中国市场经济启蒙与破晓的啼血子规，不屈不挠地鼓与呼。这本书的许多文字都给我们留下了时代的记忆，重温便是体会社会的进步，或是心痛。

赵汀阳：

高昱对公共话题的反思性分析，构成了这些社会问题的一种历史备案。

赵楚：

有洞察力的社会观察，节制而坚定的公共批评，本书是一个典范。

刘军宁：

这本书告诉我们，国人苦“体制”二字久矣，而当体制成为挡箭牌的时候，媒体就是对丑恶的终极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