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于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党委书记等职，经历了新中国电影的诞生、发展、曲折和重新崛起，书稿选取了汪洋所发表的写影人影事、别人笔下的汪洋与北影、汪洋在北影的工作文件、往来信件、北影厂所拍影片拍摄阐述等全位展示汪洋作为新中国电影的亲历者的方方面面。

《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由汪林立主编。

　　汪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受命创建人民电影事业，组建了“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即华北军区电影队）。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35年，经历了北影的创建、第一次辉煌、“文革”时期的低潮、新时期第二次辉煌。　　由汪林立主编的《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收录了汪洋在北影任职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其他影人回忆汪洋的文章以及汪洋在北影的讲话/发言、工作总结、工作汇报、部分影片的拍摄经过等，展示这位同新中国电影一起成长的红色电影事业家的方方面面，也折射出新中国电影的创立、发展、高潮、跌人低谷、再次崛起的曲折历程。

序：红色电影“大亨”——记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汪洋

第一部分 战火洗礼中的汪洋

 初入明星公司

 战争年代的汪洋

 沙飞、汪洋和卡尔逊

 培养我们成长的抗敌剧社

 与汪洋战斗在《日出》

 人民剧院闪光的足迹

 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我在华北电影队的日子

 我的回忆

 汪洋同志和华北电影队

 为庆祝华北电影队成立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申请

 华北电影队成立50周年讲话

 接收“中电”三厂

第二部分 创“金字招牌”的汪洋

 一、讲话／发言／059

 学习苏联电影加强中苏电影合作——在中国电影工作者赴苏实习团见面会上的讲话

 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的讲话

 以更新更美的影片向党献礼——在北京市教、文、卫，体等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北影50条

 告全厂职工书

 加深理解珍惜友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首映庆功会上的讲话

 广州电影人聚会上的发言

 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3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荒煤文艺生涯60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二、工作汇报

 关于舞台剧《万水干山》的改编问题——绐聂荣臻副总理的信

 关于《东方歌舞》的拍摄——给陈荒煤、夏衍同志的信

 关于电影《水上春秋》的修改——给夏衍同志的信

 关于解决北影职工宿舍问题——给夏衍同志的信

 关于影片《大破天门阵》的拍摄——给陈荒煤、夏衍同志的信

 关于影片《红岩》的修改——给陈荒煤、夏衍、司徒慧敏同志的信

 关于《芦荡火种》的拍摄——给夏衍、陈荒煤同志的信

 关于电影改革——给中央书记处的信

 目中有人——对电影怎样为“四化”服务的一点浅见

 关于改革电影试点的想法——给王任重同志的信

 关于改革电影发行体制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关于北影队伍建设的报告

 关于申请成立“夏衍电影文化中心”的报告

 三、工作总结

 我在北影三十五年

 中国电影工作者赴苏实习团工作总结

 三次出国考察学习情况的汇总

 北影1958—1960年三年总结和1961年基本总结

 1960年第一周工作总结(1月4日一10日)

 1963年成立生产指挥部的经过

 北影四个创作集体的形成过程

 1980年17月牛产情况总结

 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团访港工作小结

 四、汪洋论影人影事／177

 火一样的文艺战士——悼无产阶级艺术家崔嵬同志

 痛悼电影艺术家瞿白音

 星光不灭阿丹永生

 孙道临与北影的天然之缘

 奉献与超越——悼人民电影艺术家朱今明

 怀念袁牧之同志

 赞田华

 祝于蓝的艺术青春永远芳香

 清明忆筱璋

 应当永远记住他的功绩——写于陈荒煤80寿辰

 忆田方

 三言两语话夏公

 《吕宪昌同志纪念文集》序

 纪念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史东山先生

 回忆沙蒙

 荒煤去了

 追恩水华——《水华集》序

 谈谈水华的“慢”

 回忆导演凌子风

 怀念丁里同志

 李凖的北影缘

 忆往事——回忆周巍峙同志

 怀念彭真同志

 忆周恩来总理对北影的关怀

 五、部分影片拍摄始末／253

 《祝福》拍摄的前前后后

 《上海姑娘》的拍摄经过

 《林家铺子》的拍摄经过

 《青春之歌》的拍摄经过

 《水上春秋》的拍摄经过

 《革命家庭》的拍摄情况

 《红旗谱》的拍摄经过

 《杨门女将》的拍摄经过

 《洪湖赤卫队》的拍摄经过

 《野猪林》的拍摄情况

 《红河激浪》拍摄始末

 关于《早春二月》的一些问题

 《青年鲁班》拍摄前后

 《草原雄鹰》的一些拍摄情况

 《千万不要忘记》拍摄始末

 《烈火中永生》拍摄前后

 电影《红楼梦》的答问录

第三部分 影人忆汪洋

 汪洋同志与田方及我——深情的怀念

 智者汪洋勇者汪洋

 汪洋代表组织培养我

 我和北影厂长汪洋

 痛忆老战友汪洋

 北影，每一次心跳都为你!

 他心目中有群众——深切悼念汪洋同志

 杰出的电影事业家汪洋同志

 汪洋，你听见了吗?

 悼汪洋

 “金字招牌”的缔造者——深切怀念老厂长汪洋同志

 汪洋与敌后戏剧

 汪洋厂长二三事

 一个好大的声音没有了

 亦师亦友忆汪洋——汪洋百年诞辰有感

 给在天国的老领导一封信

 永远记住汪洋

 深切的怀念

 汪洋厂长，您走好!

 怀念汪洋

 忆汪洋同志

 附录一：汪洋生平年表

 附录二：北影影片获奖一览表(1954—1989)

后记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的注意，陈伯钧找到我，他说他很欣赏善于观察、善于思考、有想法的年轻人，并提出任命我当抗大二分校文工团的副团长的想法。我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不，不。我不想再搞文艺了，我想当游击队长，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而且最近也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陈伯钧被我一本正经的孩子气逗笑了，他说：“游击战很重要，文艺宣传工作，可以教育人民，鼓舞军队士气。而且你又在赫赫有名的救亡演剧队工作过，我们这里可就你一个内行啊。”我一时辩不过陈校长，只好答应暂时放下游击队长的梦想，先把文工团的工作担负起来。

当时的我怎么会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自己会带领文工团深入敌后巡回演出，会组建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拍摄战争场面……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陈伯钧校长所说的话，才明白了这些艰巨使命的意义。

在抗敌剧社

1939年4月，我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副团长。7月，抗大二分校文工团部分人员合并到抗敌剧社，我也随之进入抗敌剧社并任副社长。由于先前在救亡演剧队历练过几年，排演话剧、深入敌后演出对我来说得心应手，设计雾雨雷电这样的舞台效果更是我擅长的，我渐渐感到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

原先抗敌剧社每到一个地方演出，都要先拆当地村民的门板、床板搭建舞台，非常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几个同志发明制作了便于在敌后进行巡回演出活动的“蓬帐舞台”。在行军时，可以把“蓬帐舞台”折叠起来，放在马背上，演出时，几个人就能够把它展开，形成一个巨大的舞台，而且有前台、后台和边幕之分。这不仅为我们的演出带来了便利，受到广大官兵的赞誉，也令其他演剧队羡慕不已。某日，周恩来同志参观“蓬帐舞台”时，还夸奖了我。

从1939年到1945年的那段时间里，我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担任副社长、社长期间，亲自指导了《火》、《丰收》、《日出》、《大雷雨》、《前线》、《子弟兵与老百姓》、《两年间》等数十部剧目的排演，除了一些中外名著的改编作品之外，其中也不乏自编自导的、反映敌后军民抗战斗争的新剧目。这些剧目都是在这个“蓬帐舞台”里演出的。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剧社的同志们经常一连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在排练、演出之余还要帮助当地的百姓开荒种地，在巡回演出的途中还要与敌军周旋。尽管如此，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为晋察冀军区的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排演了70多部剧目，演出场次超过700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表扬了我们这种不怕困难、敢于创新的实践精神。

1945年，我奉聂荣臻司令之命接收了蒙疆伪政府的“公会堂”，然后着手把它改造成剧场，并更名为“人民剧院”，寓意着这是我们广大人民自己的剧院。组织上任命我做人民剧院的第一任经理。这时，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也纷纷赶来，我们在一起排演了许多剧目，如《戎冠秀》、《子弟兵与老百姓》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歌剧《白毛女》。

在华北电影队

1946年，我任人民剧院经理期间，聂荣臻司令员再次给我下达了命令，让我去东北把伪“满映”的部分电影器材调拨来支援华北解放区。当时的东北尚处在兵荒马乱的局势下，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土匪残余四处流窜，我与调往东北解放区的30多名干部和警卫一起出发，遇到小股土匪就打，遇到大部队的顽敌就隐蔽在老乡家。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将一些设备和12名技术人员带回张家口。

1946年10月15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正式成立，我担任队长。电影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给华北地区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放映电影，也给迁至西柏坡的党中央领导放映影片。华北电影队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被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大车上的电影队”。

这时，我脑子里又萌生出一个想法：我们这些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能不能自己动手拍电影呢?我知道，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认知当中，电影从拍摄到制作都属于现代化的工业生产，需要精密的设备、宽大的厂房和先进的技术。我内心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解放区应该拥有自己的制片厂，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付出智慧和辛苦去尝试。

我们从伪“满映”带回来的、可以用于电影拍摄的器材设备，只有一台摄影机、一台录音机、一套电瓶和手摇拷贝机等，而且大部分设备过于老旧，还有一些设备干脆就不能用了。于是，我们发挥想象力，各施所长自己动手修缮和改装现有的设备。没有洗片槽，就用木槽包上铁皮代替；没有显影药水，就自己配制……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的“制片厂”初具规模。我们改装的器材被大家视为珍宝，为了防止这些器材在辗转行军拍摄途中受到颠簸，或被枪炮声震坏，我特意找来蓝色厚绒布，把每一个装器材的木箱内部都严严实实地垫上一层，这不仅更加结实安全了，而且还特别美观。

我们电影队的所有设备器材一共有1200斤重，装在一辆胶轮大车上，正好可以运走。于是华北电影队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1947年初，我带着刚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摄影师苏河清和队员方文、韩生义、顾荷等同志，带上设备，前往第三纵队所在地，拍摄三纵八旅“钢铁第一营”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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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初春，一个美国电影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谈笑风生地引领各位代表在阳光明媚的厂区漫步，给他们介绍那条人工搭成的明清风情街，请他们观看录音、剪接等设备，顺便又请他们到各个摄影棚里看看拍戏。然后，坐到小放映室里，请他们看几部新近摄制的影片。这些走南闯北、见过大阵仗的电影行家们吃惊了：

“啊哈，原来你们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制片厂。”

“上帝啊，我要到这儿来拍片。”

“我觉得我现在是个中国人了，怎么样，先生们，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吗?”

一位白发苍苍的电影艺术家拥抱着汪洋，激动地说：“先生，您是位大亨，红色的电影大亨。”

这位“大亨”哈哈大笑，亮起粗嗓门说：“我欣赏这位先生的幽默。我领导着一个大电影厂，可我不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也不是制片商。我这儿从剧本创作到制成拷贝，配套生产，还有一个演员剧团，外加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是艺术创作基地，又是生产基地，很像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制片公司。可是，现在你们那儿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制片厂了，导演、演员、编剧都组成公会，由制片人和他们订合同，人与人都是以金钱为纽带。我这儿不同，是五脏俱全的电影厂，有雄厚的创作和生产能力，人和人之间不是金钱的关系，大家共同努力生产影片。每一部好影片的诞生都给全厂带来荣誉感和自豪感。我以为这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同不少欧美及日本的电影家们谈过，他们都很怀旧，留恋过去的制片厂，喜欢像我们这样的一条龙生产的制片厂。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同他们一样怀旧，但我愿意同每一位真诚的艺术家合作，提供强大的技术条件，各位以为如何?”

他的话引起一阵热烈掌声，几位自称“小导演”的女士、先生激动地流下热泪，感谢这位电影“巨头”，如此了解他们念旧的心，让他们度过了“来中国最激动最有收获的一天”。代表团团长宣称，汪洋的外交家风度征服了他，特意赠给他导演公会的象征——一只导演的小板凳，说：“汪洋先生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导演。”艺术的感觉往往是准确的。那位外国同行对汪洋有点敬畏的评语，虽然带有他那个国度的特点，但却相当深刻地描绘了汪洋的本色。不错，汪洋确曾实梦想并且也亲自做过导演，但是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导演的“板凳”，当了三十多年厂长。50年代，我国文艺界的领导就称他为“电影事业家”。物换星移，岁月同经验与气魄同长共进，在电影事业上，汪洋确实当得起“大亨”二字了，而他本人，却依旧保持着一个普通红色战士的本色。

“大亨”而又是红色，足以说明他曲折的历史和曾经的成就。看看他走过的道路，也许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因为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毕竟也需要大批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红色事业家。  1916年2月19日，江苏镇江染坊主添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汪洋。父亲并没有预见到这个新生儿会是日后的电影事业家，他本人对文学艺术没有丝毫的兴味，在他看来最能使家人填饱肚皮的东西便是染缸。所以，在儿子读过几年“子曰诗云”之后，便送他去专为商界子弟开办的镇江润商学校读书，希望他能成为新一代的染坊主。然而汪洋做医生的哥哥汪惠仁却和中国现代史上著名学者李公朴是换帖的盟兄弟，这微妙曲折的关系改变了汪洋的生活之路，使他最终步入了电影界，并且在这个领域里展现了他运筹经营的才干。生活给他打开了他从未想到过的另一扇大门。

1934年，18岁的汪洋来到上海，李公朴推荐他到当时颇负盛名的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作实习生，汪洋从小喜爱美术、雕塑，那时就常给教育馆的杂志画些地图和统计表格，他的才能受到人们的称赞。谁知道，有一次他打罢篮球归来，征尘未洗，赤膊短裤，正好遇见教育馆的主持人。这个迂腐的官僚，认为汪洋的样子有失儒雅之风，便命令这位未来的“大亨”“开路”。李公朴又介绍他到自己主管的申报图书馆去做练习生，专司图书借阅之职。在那里他绘制统计表格的才能再次受到同仁一致的赞羡，图书馆、阅览室，处处张贴着他画的形象化的生动精致的图表。他白天埋头工作，夜晚，参加读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这是他青年生活中一段颇为愉快的岁月。可是，代替李公朴的一位临时总管，看不惯李公朴的“新政”，要重整“朝纲”，把几个爱好新知识的青年开除，其中便有汪洋。李公朴是一位伯乐武的人物，他第三次伸出援助的手，介绍汪洋去找沈兹九。沈的弟弟沈西苓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赫赫有名的大导演。但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能跻身电影界并非易事，尽管有李公朴、沈兹九这些名人的举荐，汪洋还是以非凡的耐心和执着，一趟趟地求人、催问，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的允许，进入了明星影片公司美工科任美工助理。在那里，他的绘画与设计才能又一次得到展示。他经常清晨到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办公室去，勾出摄影棚里每部戏的布景地位图，使得张石川每天都清楚地知道有几部戏在拍摄，布景占了摄影棚多少位置。他在汪洋的劳动面前流连沉思，却不能理解这位年轻人。

汪洋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地方，不是明星公司，而是在赵丹等人组成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舞台上。业余剧人协会要上演俄国名剧《大雷雨》，请明星公司的摄影助理朱今明(朱今明与赵丹、顾而已同为江苏南通人)来搞舞台照明。朱今明就拉汪洋去助阵。这两个雄心勃勃的青年，竟然“土法上马”，自己制造了云灯、风车，在上海舞台的天幕上，第一次出现了闪烁的星光、弯弯的新月、流云飞逝、电闪雷鸣。

……

他的心里翻腾着怎样的波涛，我不敢猜测，但这句话却勾起了我酸楚与敬意。没有了官职的重压，也许他会变得比先前更加聪明，可以冷静地回顾一生。他将有自豪，也将有遗憾，或许同他所献身的事业一样，是永久遗憾的艺术。但他将会尽可能地把心力与才智贡献给新的电影机构，使后来者干得更好。岁月总有一天会中止汪洋在电影事业中的奋争，人类也总是一代又一代地前行。他的功过，后人和历史会加以评断，后来者或许干得更加出色。然而，所有后人的功业，无一不是建立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开拓者的业绩是谁也不能磨灭的。当过了许多年之后，人们特别是北影的群众，一定会怀着深切的思念与敬意来述说这位电影厂的负责人，北影厂的开创者之一，这位优点与缺点都同样明显地袒露在群众面前，这位雄心勃勃的电影事业的实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汪洋。

1996年，他80岁。一个明媚的春夜，他在前门烤鸭店请几个朋友、下属吃饭，算是为自己庆生。客人是谢铁骊导演、才汝彬大制片、汪洋的秘书费俊和一位联系吃这顿饭的北影工友和我。这顿饭一开始有点庆生的意思，却没有鲜花、蛋糕。因为事先汪洋通知只说吃饭，没说庆生，而且当时谁也闹不清他的生辰具体日期，他也从未在厂里过生日。这顿饭始于强做的祝贺与高兴，接着转为淡淡的忧虑和哀愁。他对于即将在实践中被消逝的管理经验而痛惜，有剜心之痛，却无奈于连干预和建议权都全盘“扫地出门”。汪洋在席间仿佛快乐地高声宣布：今后他只有休息，“吃喝玩乐，不犯法!”我总觉着那声音里有隐隐的心痛和压抑的呜咽。他的“吃喝玩乐”其实很一般：无非是北影大食堂的炒饼炒饭，此后怕再也难吃到。他吃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北京的烤鸭和他家乡的红烧狮子头，以及司徒慧敏先生独创的“司徒鱼”，经他改创命名为“汪氏鱼”而已。他的底线“不犯法”宣布在90年代，应当说是走在时代风气之先，其自觉与严格要求，今天依旧值得肯定。

谢导和汪头性情相投，共同为北影的未来命运担忧。汪头退了，谢导依旧还挂着艺委会主任的头衔，但早已被架空，他甚至在厂委会上声明为了保证影片剧本的质量，应当加强对剧本的把关，不能厂长一人说了算。艺委会的文学部代表应有一定发言权和决定权。他甚至说文学部代表来开会，他可以付出租车钱。于蓝大姐也同声附议……

三年后的冬天，汪洋病倒在协和医院。鼻孔插着管子，昏昏沉沉地走向幽冥。假若盘点一生，我想他应了无遗憾。但从历史来看，我以为在抗战相持阶段他和刘白羽、卡尔逊等人拍摄的200多张战斗照片，因为环境的恶劣，其中大部分未能留存，是个遗憾。否则，就成为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牵制和抗拒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兵力的铁证。但这遗憾属于历史，罪在侵略者。

他在弥留之际，唯一一次睁眼告别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竟然面对的是和他同属龙、小他一轮(12岁)的于洋。两位北影旗帜性的艺术家、事业家的告别，那深沉的、颇具哲学意义的目光的闪耀，令所有的人深长而思。

汪洋走了，去和天上的故友、同志会合。唯愿那些先贤在云端俯视时，能够欣然而泣，洒下润物和育人的春雨，让我们昂然前行。

是为序。

2015年12月11日

于京华寤斋

父亲汪洋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三十五年之久，他是中国电影界一位备受人们尊重的电影事业家。

1998年12月28日，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七个年头，然而，在我的心中父亲却未曾离开，我会时常想起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大声呼唤着朋友们的样子；时常想起深夜里，他房间的书桌上仍然亮着的那盏台灯；时常想起他沉思时，手中的烟斗……

父亲是一个对电影工作充满狂热的人。

对于父亲来说，北影就是他的家。他待在厂里的时间远远比待在家里的时间多得多。在那里父亲从来没有停歇过追求理想的脚步，在那里有他一生的朋友、伙伴和知已。他与他们一起研究工作，讨论作品，一起吃饭，一起彻夜看片子……北影厂的摄影棚、录音车间、剪接室、食堂、花房……到处都留下他的身影。父亲和他同事们的关系甚至胜似家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烦恼和喜悦，无论何时都是休戚与共，即便是为了某一件事争执得面红耳赤，彼此心中也不会产生嫌隙，很快又亲密无间起来。

对于父亲来说，家并不是什么私人的空间，而是办公室的延伸。父亲在家的状态基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动静相宜。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客厅的大门就是永远对外敞开的。父亲喜欢在家里接待各方的朋友，每到周末，家里的人总是进进出出，所以我们从小就习惯了高朋满座的场景。其中，有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也有厂里的普通职工，最多的是那些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和电影电视中的导演和演员。此时，父亲总是神采奕奕，用他那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和他们畅快地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一拨人还未走，一拨人又进来了。父亲若是心情好，还会挽起袖子下厨房，给友人们做一道清淡可口的司徒鱼与大家一起大快朵颐。然而，父亲很少有时间和我们几个孩子坐下来闲聊，待客人们一走，他就会虚掩上卧室的房门，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他那磨得斑斑驳驳的旧皮圈椅里，一边看剧本，一边抽烟斗，门外我们的聊天声和孙子孙女们捉迷藏的嬉笑声，都不能打扰到他，彼时，他已经完全投入而忘我地沉浸在手中剧本幻化出的世界里了。只有当我们叫他吃饭的时候，他才会从一摞一摞堆积如山的剧本中抬起白发稀疏的头，对我们疲倦地笑笑。

父亲是一个拥有无私大爱的纯粹的人。

在我们几个孩子的眼里，父亲离我们很远，他总是不停地工作，工作。我们年幼的时候，父亲不曾像寻常家庭中的父亲那样带我们去逛公园，逛商场，下饭馆，我们知道，父亲明明满脑子都是好听的故事，可是他总是行色匆匆，没有时间把我们抱在膝上，给我们讲故事听。只有父亲出差时，才会在给母亲的信中只言片语地提到我们，偶尔会带给我们小小的礼物，我们觉得父亲在心里还是爱我们的。总是盼着父亲忙过了这一阵子，可以好好陪陪我们几天，但是，当我们渐渐长大才发现，父亲一天比一天更加忙碌了，越来越顾不上照管我们。父亲经常忘记我们在什么学校上学，上几年级了，也不清楚哪个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好，谁的身体更好，甚至，很长时间里，父亲都叫不出我们几个孩子的学名，每每称呼都以小名代替。尽管如此，他对北影的每一部个剧本、每一部影片、每一位同事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我们家里除了四个兄弟姐妹之外，姨妈家的三个孩子从小也和我们一起长大。父母的工资虽然不低，但是，要赡养上海的奶奶和北京的姥姥，加上七个孩子，生活也需要处处精打细算。同那时大部分家庭一样，我们家的大孩子穿小了的衣服也会传给弟弟妹妹们继续穿，所以，上衣、裤子和袜子都是一补再补。每当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因不理解，带着疑惑的眼光问东问西时，我们也会感到不自在，回来向父母抱怨，父亲总是给我们讲，他们在战争年代是如何的艰苦，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父亲还经常要求我们，再破旧的衣服也要穿得干净整齐，这才是对别人的尊重。他自己就是这样，即使是洗得泛白的衣服，也能穿得有模有样。

银幕上的光与影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诱惑的，作为生长在电影之家的孩子，当年，我们七个人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也热爱电影，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踏足这个神秘而神圣的领域。但是，父亲不允许家中任何一个孩子学电影相关的专业。弟弟汪洪被父亲送到新疆建设兵团，一去就是十年，妹妹林珊和小弟弟汪冲都学了医学，而且，妹妹大学一毕业，就被送到西藏支边一去又是十年，表弟、表妹们也都分别去了东北、内蒙和山西插队。经常，我们会因为父亲对我们关心不够，而心怀失落。

作为家中的长女，我从小就酷爱电影，又经常听父亲在家里和导演叔叔、编剧阿姨们讨论电影，上小学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电影院里待整整一天，反反复复地看一部电影，先看情节，再看服装、布景道具，再细细琢磨细节。每次一回到家，我就把电影里面的每一细节都添枝加叶地给弟弟妹妹们讲得精彩纷呈，看着他们那一双双闪着崇拜光芒的眼睛，我总是非常得意。我能把父亲他们拍摄过的每一部电影的内容、编剧、导演、演员等倒背如流，父亲有时候，一时想不起来某一部片子的某个细节，就会问我，看着我对答如流的样子，他总是开心地叫我“电影小百科”。

十七岁那年，我在大学志愿表里填写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名字，父亲看到后，很严肃地让我去掉这个名字，我小时候比较叛逆，是家里唯一一个敢和父亲顶嘴的，我愤愤不平地问父亲为什么，父亲没有解释，母亲温言软语地对父亲说：“妮妮是真心喜欢电影，她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天赋……”父亲固执地说：“听我的，去学其它专业吧。我不会同意你去考电影学院的，如果你自己一定要去考，我会和电影学院打招呼，让他们不录取你。”我大哭着跑出家门，心里满是气愤和不理解。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考，父亲为什么这样做。过了很久，我才觉得自己似乎懂了那么一点点：其一，是因为电影在父亲心中是片神圣的净土。在父亲的心目中，电影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他与那些和他一样真正为电影痴狂的入朝夕相处，也见到过太多真正在电影方面拥有极高天赋的大师和大家。在父亲的眼中，我对电影小小的喜欢和小小的天赋远远没有达到他心目中那个崇高的位置，所以，宁可不让我涉足其中。其二，父亲的亲人不止我们几个，那些年轻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在父亲看来都是他的孩子，而和他并肩奋斗过的同事们都是他的亲人，他要把自己的爱分成无数份：哪位编剧创作上遇到了瓶颈，哪位导演思想背上了包袱，哪位职工生活上碰到了困难……他都要一一记在心里，和他们一起寻找方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给予他们最大的关心和支持。作为家人，我们已经得到了他身教胜于言教的达观、正直和脚踏实地，并因此而在各自的领域里自强不息，这已经足够了。

父亲1984年退休，从电影事业的第一线下来，这时，我们才渐渐走近了父亲。记得当年，有很多人建议他出一本自传体的书，他总是一口回绝，这件事就拖了下来。直到后来，还是苏叔阳先生多次找到父亲，反复强调：“你不能把出书仅仅看成自己的事情，其实，这是对电影界有益处的事情，你创立的金字招牌，提倡的精致考究，你的改革精神和工作方法，还有你的爱才如命，甘当伯乐的精神对电影界都有现实意义，你应该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父亲终于同意出书了，但是他说：“我在北影做了三十五年厂长，充其量是个实干家，不要吹捧我，更不要夸大我的个人作用，要写事实。”这时，父亲已经八十岁了。

为了这本书，我们几个孩子配合作家苏叔阳等收集资料，进行分类，还沿着父亲走过足迹，来到了河北涞源、阜平、安国、石家庄、保定，又去了父亲的老家镇江、兴华、上海等地，采访了父亲的同学、同事、好友及电影界知名人士近百人。我们才了解了父亲，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拜。这本书最后定名为《燃烧的汪洋》，寓意父亲像熊熊燃烧的火温暖着他周围的人，也感染着他周围的人；父亲人如其名，有海纳百川的博大的胸襟。这本书在他最热爱的北影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付梓出版，这时，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他并没有看到这本书，这是最大的遗憾，这本书也成为我们对他最好的回忆。

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在众多导演、剧作家、演员及北影的退休干部职工的倡议下，由中影集团发起组织，北影参与执行，为父亲举办了“汪洋同志百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举办追思会、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一本纪念画册和一部专题片，在电影频道的网站上对此次活动进行宣传。

作为本次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一书收录了父亲生前的大量文章以及根据父亲的录音手稿整理改编的文章和电影人怀念父亲的文章，寄托了人们对他深切的怀念和追忆。

本书的编辑整理及“汪洋同志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举办，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影集团、北影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父亲生前的好同事、好朋友们的无私帮助。在这里，我谨代表全家对大家表达衷心的感谢。

父亲是一个为中华民族电影事业肝脑涂地的人，是一位电影艺术的通才和知行家，用自己的心血默默浇灌着新中国电影艺术之花。他像一条不知疲倦的蛟龙，在电影艺术的天空中叱咤风云。

祝愿父亲最钟爱的、为之奋斗毕生的中国电影事业更加辉煌。

汪林立

2016年2周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