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珍，苏州弹词女演员，因嗓音亮丽，有“金嗓子”之誉。50年代起与蒋月泉拼档，长期合作演出《玉蜻蜓》、《白蛇》，红遍了江南，誉满书坛，成为书坛上著名双档之一。这本周巍的《唯将心语寄弦索(朱慧珍传)》记叙了朱慧珍的艺术发展历程和艺术特色，以及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

朱慧珍(1921～1969)，苏州弹词女演员,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苏滩艺人家庭。16岁随其姊学唱苏滩。18岁起，从电台广播中学唱弹词，私淑蒋如庭、朱介生，以唱“俞调”为主。后又从周云瑞习琵琶，不久即在苏州电台播唱开篇。1946年起与夫吴剑秋拼档说唱长篇弹词《白蛇传》、《玉蜻蜓》。1947年进入上海，并在各家电台播唱开篇，因嗓音浏亮清丽，有“金嗓子”之誉。周巍的《唯将心语寄弦索(朱慧珍传)》从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两方面展示这位“金嗓子”的不凡历程。

总序 吴宗锡

引子

第一章 名字相矛盾，阿多与慧珍

第二章 私淑蒋朱档，兄妹首合作

第三章 结缘吴家郎，终定鸳鸯盟

第四章 复出做冯妇，电台金嗓子

第五章 夫唱又妇随，立足上海滩

第六章 扑朔迷离意，多舛夫妻情

第七章 日月换新天，评弹革新路

第八章 评弹妇女组，撑起半边天

第九章 组评弹公会，庆上海解放

第十章 竞说新评弹，获奖《井儿记》

第十一章 献策妇代会，参加讲习班

第十二章 大爱本无疆，公益活动忙

第十三章 窘境传统书，自觉斩尾巴

第十四章 评弹体制化，加入上海团

第十五章 治淮文艺队，思想再改造

第十六章 锣鼓响连天，淮河定修好

第十七章 赴朝慰问团，枪林弹火里

第十八章 双目望青天，演活刘胡兰

第十九章 长亭送郎别，燕子集画梁

第二十章 强强蒋朱档，接尾传统书

第二十一章 翡翠玉蜻蜓，难割骨肉情

第二十二章 政治觉悟高，加入共产党

第二十三章 郊区演出队，参演二类书

第二十四章 评弹界整风，大演现代书

第二十五章 曲艺会演中，姑苏好风光

第二十六章 建国十年庆，慰问演出季

第二十七章 世事波中舟，延回安得住

第二十八章 身葬花叉岭，魂归乡梓间

附录 朱慧珍年谱

后记

1969年7月5日，一位著名的评弹艺人在离家一街之隔的淮海路与雁荡路交接处，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对面的永业大楼，于中午十一时左右从五层高楼坠下，结束了自己49岁的生命。她就是朱慧珍。一位著名的评弹艺人采取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实在让人唏嘘不已。非正常的死亡方式，总是让人浮想联翩，是为文化而殉道如王国维？是因人言可畏而自杀如阮玲玉？还是……？似乎都不是！朱慧珍的死亡，有多年疾病的折磨，有时代和人为的逼迫，种种心理压力累积成山，是控诉也好，是无奈也罢，抑或是逃避，纵身一跃似乎成了最好的解脱方式。无论如何，死亡都轻而易举地令人畏惧，发人深省，当我们回头掂量造成死亡的各种因素，一切的一切又都连接在一起，变得更加清晰可辨。

因为处于那个人鬼不分的时代，去世之后，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非但不许举行任何追悼仪式，还要对她进行严厉批判，话语无非“叛党行为”、“自绝于党”。直到1973年5月，朱之骨灰匣方埋葬于吴县洞庭东山镇陆巷山坳花叉岭上，墓碑上题写“先室朱慧珍之墓”。“文革”结束后，上海评弹团方能召开追悼会，总结其短暂而辉煌的评弹艺术成就。

2004年，朱慧珍雕像及其纪念馆在其故乡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落成，而今成为当地社区书场所在地。纪念馆公园里的朱慧珍雕像，一头短卷发，身着旗袍，怀抱琵琶，似乎依旧把“往事今朝重提起”，望广大听众“明日早些来”。作为政府的文化工程，犹记得朱慧珍纪念馆初建时，阵势搞得轰轰烈烈，媒体争相报道。这些行为无非想借助“朱慧珍”的名头凸显唯亭一地的文化底蕴；而今，领导的一时去留，或文化选择，又成为朱慧珍纪念馆未来命运的决定因素。纪念馆到底“纪念”什么？是发自民众的文化自觉，还是出于政府的文化主导？

终其一生，朱慧珍由解放前的评弹票友而跻身为解放后的名家响档，被誉为“金嗓子”，日后其参与的评弹作品还获得“金唱片奖”。这种成就的取得，既有朱慧珍的自身努力，更有新中国建立前后评弹体系发生巨大改变所带来的时代语境的影响，或者说她是“时势造就英雄”的典范。她没有开创弹词流派唱腔，虽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却被许多书迷高度评价为“俞调正宗”；另有一些书迷无论出于真心欢喜还是其他原因，冠之以“朱慧珍调”；还有些新老听众或搜求其音像资料，或征索她的遗像玉影以资纪念、缅怀。搭档蒋月泉先生褒扬她的艺术特点为“正、纯、真”；而上海评弹团原团长吴宗锡称赞她的艺术风格为“圆美工致”，虽无鲜明的个性风格，但能常唱不衰，“恪循正道，遵奉严谨的法度，取法乎上”是其成功的关键：

朱慧珍的艺术风格特征不很突出，但她艺术的圆美工致却为很多人难以企及。鲜明的个性风格能给人以乍然的新异感，但如果没有深厚坚实的功力作底蕴，就难有恒久地吸凝受众的魅力。正是由于朱慧珍具备着以坚实功底为基础的艺术的圆美工致和纯真，虽不以张扬的个性风格为特征，但却赢得了听众久久不衰的称赏和钟爱。……她还信奉着唱曲唱情，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从思想感情出发的准则，以规范的艺术技法为塑造人物形象，表现真情实感服务。……没有低俗趣味的杂质，没有个人名利的杂念，这就保证了她艺术的纯净和纯真。……今天我们再忆及朱慧珍表演的刘胡兰、王秀英、黄淑英乃至女尼志贞、白娘娘等人物，由于她在这些人物身上灌注了从生活中得来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寄托了自己的爱慕、理想和豪情，尤其她所塑造的革命英雄人物身上，闪耀着她自身修养的纯真正的人格力量，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切的印象。规范的传承，正宗的维护，并不就是亦步亦趋的仿效。不张扬个性并不就是抹杀自己的个性特点。

P2-4

总序

吴宗锡

评弹发源于文化古城苏州，得其人文精华的滋养，经历代艺人的耕耘，在清代中叶，艺术即趋于成熟，书目累增，人才辈出，形成了独创的美学和表演体系，流传于长江三角洲各城镇乡村。上海开埠以后，进入这一新兴都市，随着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受“海纳百川，改革创新”的文化精神的熏陶，融会进其都市文化。到20世纪30年代，名家荟萃，书目繁茂，流派纷呈，艺术登临于高峰期。

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党的领导，创办了国家经营的评弹团，天时地利人和相际会，评弹迎来了艺术繁荣的鼎盛时期，上海成为了其艺术发展的中心。当代杰出的艺术家云集上海。这门家底深厚、丰赡、精熟的艺术，造就了诸多名家翘楚；同时，也是众多才华横溢、勇于创造而又勤奋敬业的艺术精英，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提高。人才出书目，人才创艺术，人才的作用是大的。

在灿若群星的艺术精英们成长发展的道路中体现着评弹艺术整体的发展史。可是对这些为艺术作出终身成就和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却还没有详尽全面地立传，以记述其经历和业绩。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编过一本((评弹艺术家评传录))，为十余位当代评弹名家著录其传略，既叙述其生平经历，又评介其艺术成就，每篇一万余字，受到读者欢迎。但为篇幅所囿，尚欠详尽，且仅出了五百本，影响有限。这次，上海评弹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编写一套近现代评弹艺术家的传记，应该说，这对弘扬评弹艺术，为后起人才传承发展评弹艺术，树立楷模，为广大评弹爱好者欣赏艺术，提供资料，都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50至60年代，评弹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了艺术革新发展、推陈出新、生面别开的又一个创业期，产生了大量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思想的优秀节目，发展了多种适合当代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演出形式，提高了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素质、艺术品位，从而也大大提升了评弹在文艺界的地位。这些艺术名家正是艺术开拓、实践的功臣，也是这些集结于国家评弹团的艺术名家形成了发展提高评弹艺术的主力。

他们的出身不同，性格各异，学艺的经历也各殊。他们特点鲜明的强烈的艺术个性，使他们形成了卓尔不群的风格流派。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相同，事业相同，尤其在进入了新中国后，接受了党的教育，处身于宗旨、目标一致的评弹团群体以后，使他们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有了显著的共性。从其共性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新中国评弹艺术，在党的领导下，从卖艺江湖的民间艺术升华为雅俗共赏的高雅艺术的发展轨迹。

从其共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艺术人才在学艺之初，都曾经历过勤奋刻苦、艰辛崎岖的学艺道路，在激烈的竞争和坚毅的努力下才攀登上艺术高地，进入名家的行列。而成名之后，有些人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一度沉湎于声色享乐，尤其是男艺人们，其风流韵事时有传闻。只有了解了他们的这段经历，我们才更能认识到，新社会中这些艺术精英，接受了党的教育，建立了为人民服务，为事业献身的价值观之后，一心敬业，为评弹事业奋力进取、竭诚奉献的难能可贵。也就更能认识到，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下，成功打造的艺术核心，对于改进提高艺术和推动艺术发展所起的卓越作用。

他们也正是在进入了由党直接领导的团队群体之后，认识了人生的价值和艺术的真谛。他们不仅提高了文化学养，更建立了自己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晚年，经历了“文革”劫难的冲击，不顾衰病的困扰，依然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求，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为艺术经验的记录整理，或为传统书目的传承，或为编演新的传世精品，或为艺术的发展乃至乐器的改革，孜孜不倦地写作、录音、钻研和教学授业。更有的身罹癌症，在与疾病顽强抗争的同时，仍时刻以艺术为念。应该说，是艺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也是高尚的人生理想，提升了他们的艺术境界，而其高尚的艺术境界和人生理想成为了这些艺术精英们的卓然共性。他们是受到人民群众热爱的，他们也深爱着广大的评弹听众，深爱着人民大众。也可以说，对艺术，对人生的热爱也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热爱。

因此，为新中国的评弹名家立传，记述他们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我们希望传记作者们在记述他们作为人民艺术家的不平凡的人生和艺术的历程的同时，并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彰显他们的艺德艺品、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当然，也记述下他们为新中国的评弹事业所作的卓卓建树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刘厚生同志在为《菊坛名家丛书·京昆系列》作的总序中提出了传记必须真实的警示，十分重要。真实是诚信，真实才有意义，真实才有价值。真实是对历史，也是对传主的高度负责。但要真实是不易的，须得传记作者踏实和艰辛的努力，深入调查研究。即使是当事人的口述，也还需要作认真的核实。此前，我就遇到过多起口述不实的事例。真实，还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只有理解，才能透过表象，接触并反映本质的真实，由形似而达到传神。

衷心祝愿丛书获得成功。

2015年5月20日

时年八十有九

第一次听说朱慧珍这个名字，似在八年前刚接触评弹之时。博士论文虽以女弹词为研究对象试图建构评弹界细腻的性别关系，今日看来似乎缺乏对个体生命的感温和理解，即使当时被告知治史应以“人”为主体。七年后，承蒙导师唐力行教授的推荐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唐燕能老师的厚爱，原本已成记忆、渐行渐远的朱慧珍，再次进入笔者视野。她生于民国年间，经历了时代更替和政权更迭，感受着社会地位改变带来的巨大喜悦和伤感，艺术上非凡的成就与家庭生活的不幸构成的反差，不失为“知史阅世”的极佳素材和媒介。直觉归直觉，一旦着手研究，才发现“绝非易事”，也让我们对历来艺人入史传之难，除世俗偏见或士人偏好外，多了一个角度加以理解，即资料的缺乏。纵使奇才如王国维写就(《宋元戏曲考》，也只能旁搜文集笔记中的零星记载。

为朱慧珍立传，还是应尽量多地占有史料，以史学研究为基础。史学研究是通过激活史料的内在因子，从历史事实里寻求“意义”的阐释，这样才足以还原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朱慧珍。可惜的是，缘于评弹艺术流动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加上影响力仅限于江南地区，相关文字记载付之阙如。评弹艺人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朱慧珍也参加过建国后的扫盲班，自述性文字很少。对“求真求实，不落空言，言必及义，义不离事”才是根本的史学工作者而言，这反倒成了最大的难题。没有办法，只有改变思路，用“口述资料”加以弥补。“观念一变，天地宽”，有关朱慧珍的大量信息，还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些记忆没有行诸文字，也让我们轻率地作出判断，认为朱慧珍是“缺少故事性”的人物。但是收集这些记忆却又不是一件易事，在此期间，苏沪两地奔波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个中辛酸，唯有自知。”最深刻的是七月七号子夜时分，眼看着时钟滴答走过最后一秒。坐在火车上思绪翻飞、整理获得的信息，竟然毫无睡意。听着坐在旁边的淮北某君诉说着大学食堂的种种内幕，某女士畅谈着六个孩子的苦恼。我想这就是生活，看似无聊透顶，却又暗含哲理。凡事经历过，且没有获得期望的结果，心里才会泛起种种不平和悔意，正如我写朱慧珍。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看着酣睡的幼儿，坐等着我回家的妻子和母亲，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家庭的温暖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采访和写作，而这也恰恰是朱慧珍所欠缺的。

不过，由记忆所组成的口述资料，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较强的“主观性”意图。纵使口述史家建议我们在文字记载和口述资料做出区分，究竟哪一个更能体现真实的历史。毋庸讳言，“真实的历史”已随风飘散，文字记载也好，口述资料也罢，都是建构“真实的历史”的史料而已，同样带有“主观性”。即便成文成书，也仅是“描述的历史”，离“真实的历史”的远近，取决于资料占有的多寡以及史识水平的高低。采访过程中，有的受访者的回答琐碎、重复，有的受访者离题万里，有的受访者对笔者更是有诸多“指导性意见”，有的受访者则“讳莫如深”，有的受访者又极其配合地道尽“所谓真实的朱慧珍”，有的是试图进行“遮盖”。种种心态，笔者深有体会，也抱以“同情之理解”，但更相信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珍妮特·温特森在《橙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说过：“每个人讲故事的方法不同，这提醒了我们每个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真相可以发现，有人认为一切都可以被证明。但我不相信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就像一团系满了结的线，一切都呈现在眼前，但很难找出哪里是开始，而结尾更是玄妙莫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欣赏这像搭猫翻绳儿游戏一样丰富的可能性，你还可以多加一些结使它更复杂。”

笔者庆幸与朱慧珍有一定的距离，尽量减少“当局者迷”的情感左右：朱慧珍固然有书写的必要，因朱慧珍而引发的现象和反映的社会心态却又构筑了另一番美丽的图景，更有大书特书的价值。另外，史学研究本来就是要下苦功夫的，将捡拾的文字、口述碎片细心串联，慢慢拼接在一起，归纳综合、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方能形成较为清晰的面貌。有些资料由于人为因素无法阅读，虽看似遗憾，也不失为一种“完美”。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立论，这样做还可以减少“空泛大言”的情况，比如笔者曾被告知“朱慧珍的作品怎么怎么好”。笔者不否认朱慧珍在艺术上的成就，就此论调进行反问：“如果一本传记，只写传主怎么怎么好，就不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了？如果这样空洞地写一本书，绝对没有读者的，对朱慧珍也是不尊重的。”另外，朱慧珍呈现的作品再好，也仅是一个“结果”，千万不要忽略作品产生的“过程”和“时代”，如此方能领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真谛。不过，以人物反映一个时代，或者描写时代影响下的人物很难，这需要考虑性别、职业、阶层、文化层次等方方面面。为其立传，非只叙述朱慧珍与其他人之间委曲微细之事实，更须揭示这些事实内在的精神实质，暗寓褒贬扬弃，尽力做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在撰写过程中，虽然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也收获了感动。导师唐力行教授的极力推荐、主编唐燕能先生的信任，以及俞约瑟先生提供的大量朱慧珍先生的照片和生活信息，是传记能够完成的保证。另外，吴晓珍女士、马黎女士提供的朱慧珍先生生前的笔记本和部分照片，是不可多得的感性材料和内心独白。采访过程中，还得到吴宗锡先生、王柏荫先生、陈希安先生、彭本乐先生、何学秋先生、潘关勋先生、高美玲女士、江文兰女士、鞠秀芳女士、李荫女士、周云华女士等的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苏州大学的李明老师、上海师范大学的解军博士，冒着高温陪同笔者采访，感激之情深埋心底。朋友陶春敏、同事严万祺，或提供撰写建议、素材，或帮忙修补照片，为传记增色不少。此外，我的研究工作还得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指导项目“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以女弹词为中心的研究”(2010SJD770001)的部分支持。

妻子的理解，父母、岳父母的支持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强大后盾。期间，笔者经历了为人父母的喜悦，深知宽松、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才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谨以此书，献给你们！

周巍于姑苏

201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