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冰兄——方成口中的“漫画界一把手”,20世纪中国漫画的杰出代表,他热血澎湃的性格,他所处的地方文化浓郁的生活环境,集成于他的漫画表达出来的大雅大俗的气质,是至今为止,中国当代漫画仍难以达到的高峰。漫画,它有别于其他画种,它最大的作用不是用于装饰、欣赏,而是引人思考,启人智慧。所以,漫画家他首先要是个思想家。廖冰兄,20世纪最伟大的平民思想家,他采用最民俗,最具地方色彩的文字,以漫画的形式去引领大众思考社会的各种问题。而在女儿廖陵儿的《野生动物(我的父亲廖冰兄)》中,你将了解到更立体、更有人情味儿的“悲愤画神”廖冰兄,感受一代大师不为人所熟知的一面。
廖陵儿著的《野生动物(我的父亲廖冰兄)》52篇文章,写作跨度长达23年(1991-2014)。从最初记录父亲的日常言行趣事的《冷巷斋》,到《“我要回家”——爸爸最后的日子》对生命的终极反思,廖陵儿越写越情深隽永,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味。她着意还原一个真实的廖冰兄,没有美化,更没有去神化父亲,因此她的笔下的廖老是一个思想活跃、言语风趣、没有距离感的老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做完功课,就会趴在爸爸的画画台(事实上,爸爸几十年也不曾有一张像样的办公桌或绘画桌)旁边看爸爸画画。爸爸有时边画边讲,我似瞳非懂,就是喜欢看。
但是,看爸爸画画的好时光,到我读四年级就戛然停止了。1957年夏天,《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批判爸爸的漫画,爸爸就不能再画漫画了。爸爸受批判,茫然好一段时日之后,就被遣送到白云山农场劳动改造。
我知道这是一件大事。爸爸临去农场之前,跟妈妈和我们姐弟开了家庭会议。爸爸给我们制定了一张表格,内容有学习、家务劳动分工、评比。要求我们形成制度,他每次回家要逐一检查。爸爸要离开家,我的心情和爸爸一样沉重。好在爸爸每周日是可以放假回来的。
因为有个当了“右派”的爸爸,却使我们几姐妹的周末和寒暑假有一个好去处。
我们三姐妹通常在周六下午出发去白云山农场找爸爸,是乘几分钱票的公交车先到广州的小北,然后步行上白云山。因为弟弟陵四(陵思)年幼体弱,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妈妈也不放心。
从金液池(后来叫麓湖)通往白云山的这条路留下我们少年姐妹多少足迹……这条路很美,沿路两旁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左边是碧波涟涟的麓湖,湖的尽头就是白云山。这条路有十公里,对于体质不太好而且还是小孩子的我们,走起来是蛮吃力的。但是望着前面的山,将要见到我们亲爱的爸爸,也就不觉得太辛苦了。我们渴望到达的第一站是这一路中段的白云仙馆,几姐妹一定要在这里休息一下。这是一间幽静的古寺,门前有一棵参天的木棉树,沿着洁白的石板阶梯可上白云仙馆,记得我们倒是没有进去过。这儿有石阶、石凳可以坐一下。围墙内外攀满各种各样的植物,郁郁葱葱,又开满大大小小、色彩各异的野花。
我们忘情地采集花花草草,各人手上捧着红的、白的、黄的、紫的花儿,那份喜悦足以使我们消除了大半的疲倦,于是又继续上路……
走着,走着,远望前面半山腰的房子,墙壁上有我爸爸写的字(标语),画的画。那是中国搞“大跃进”的年代,标语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之类,至于壁画大概是大丰收、大肥猪之类。那是农场领导派给爸爸的任务,写标语、画壁画。看着这山,房子上爸爸的字和画,我感到很自豪,在我这颗年少的心里,这是我爸爸的农场。总之,我觉得这儿充满阳光,比起爸爸刚被划为“右派”,受批判,未知何去何从时的沉闷好得多了。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到了,终于走到了,我们几个小姐妹走了半天,说辛苦又不辛苦,见到了爸爸和叔叔们,多快乐!我们来这里度过小学生的假日。农场的叔叔们其实都是爸爸的难友,待我们都很好。 来到这里,我们赶紧脱了鞋,迫不及待跑去不远的一条小山涧,清澈流动的溪水里有雪白的小石子,我们管它叫石英石。我们光着脚丫,在流水中捡啊捡,捡那雪白雪白的小石子,捡回一大堆,当作宝贝。
玩够了,回到爸爸的宿舍,有爸爸和叔叔煮的番薯、豆粥、菜汤之类,比在家里吃得还香甜。在那个年代,能吃上番薯也很不容易啊。
通常我们是周六来的,周日爸爸放假,有时可以搭上农场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回家。我们双手抓着卡车前面的铁杆,迎着扑面而来的风,觉得好爽、好神气。大卡车又沿着我们步行而来的这条漫长漫长的路奔驰,两旁的山山水水和树木花草飞快地往后掠过,我们小孩子觉得最快意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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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陵儿开始记录她的父亲漫画家廖冰兄先生的思想火花时,没有想到要写什么文章,最初把廖老的工作及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写成文章时,也没有想到会写这么多。这些文章如今集在一起,就是这本精彩纷呈的《野生动物——我的父亲廖冰兄》。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它让读者因此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位有大爱的人道主义践行者的思想境界,加深理解他的漫画艺术所承载的历史的民族的苦难。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平?”
廖陵儿从小跟父亲最亲,与父亲心连心,父女两人精神契和,更似无话不谈的朋友。廖老的晚年,特别是在廖陵儿退休之后,许多工作、社会活动和日常起居都有赖于她帮助打理——收集流散四方有关廖老的创作和史料,编辑出版廖老画集文集,陪同廖老外出访友或旅行,接待川流不息的采访,更不用说他们最看重的助学扶贫等公益活动。廖老告诫儿孙,既不要做物质上的贵族,也不要做精神上的贵族。他自奉菲薄,对别人却是大爱无疆,从来本色做人,没有空洞的说教,知善行善,合二为一。廖老尽其所能地把自己的作品和存款捐赠给社会,通过成立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的形式,帮助社会上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失足青少年。廖陵儿就是这些慈善行动的执行者。她现在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曾为了一个无亲无故、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甚至不知何处是家乡的流浪失足少年,一次又一次跑公安局、信访局、民政局,挤在那些最是无助的人群中间,同时调动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网,帮他找到故乡,最终上了户口,领到了身份证。一切的努力,就是不想让回头浪子再被恶势力夺去。秉承着父亲最质朴的信念“能拉起一个是一个”,廖陵儿和她的团队帮助过的失足青少年,有好几十个。廖老所践行的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就是这样一种担当。她是用笔,也是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廖老的故事。
廖陵儿继承了廖冰兄幽默的基因,那些貌似的神圣经不起用小指头一戳,因此读她的文章常收获一种别样的快意。她下过乡,当过工人,后来当过美术编辑,虽有转干(干部)机会,但她一直保持工人身份直至退休。在~个“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这样的坚持只是因为她不想被扭曲。她曾说过:“难道科级、处级、厅级这一把把尺能量度一个人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转干,我说我会游泳,不想与人挤在桥上走。而且不善争斗,还容易被人挤下河,不如趁早学游泳,也没有了等待提升的烦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还是领导阶级呢!不过这镰刀斧头已经是落后的生产力代表了。”她有个朋友过去被污为“反革命分子”,她写信给狱中的他:“听说你是反革命,你为什么要反革命呢?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你为什么要反对解放生产力?”那些拆看他们通信的狱警是不是也哭笑不得?
这本书52篇文章,写作跨度长达23年(1991-2014)。从最初记录父亲的日常言行趣事的《冷巷斋》,到《“我要回家”——爸爸最后的日子》对生命的终极反思,廖陵儿越写越情深隽永,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味。她着意还原一个真实的廖冰兄,没有美化,更没有去神化父亲,因此她的笔下的廖老是一个思想活跃、言语风趣、没有距离感的老人。廖老曾说,别人对他的评价中,他最看重的是说他像一个人,是个肺肝可见的“真人”。不过,他说他顶多算个“八折真人”,不是完美无缺的真人。他也是一个凡人,一个有弱点的人。何为“真”?廖老这样解释:“社会求真理,朋友讲真诚,治学穷真知,艺术贵真情。真者,正也。故日:真无邪。”求真不只是廖老夫子自道,也正是廖陵儿文章的特色。
有一年(1993年11月)从澳洲回来的老诗人陈卢荻请了陈残云、韦丘等老作家饮早茶,廖老和廖陵儿也在邀之列。廖老指着廖陵儿,开玩笑地向人介绍说:“这是廖冰兄研究专家。”廖老接着说:“我自己也在研究廖冰兄,我们在座各位当初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追求仍未实现,所以廖冰兄还有市场。这是历史的悲剧。到人们不需要廖冰兄了,历史才算真的进步了。”韦丘点头称赞:“这就是禅悟的境界。”我们称廖老为大师,叹其作品超越时代,赞其精神不朽,可是在他本人看来,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这样的赞誉不仅不足道,而且很可悲。超越自我,情系众生,才是廖老过人之处。子日“仁者必有勇”,廖老一生,当之无愧。
父亲的朋友,我称叔叔。20多年前,广州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的总编黄伟经叔叔约我写父亲。与其说“约”,简直是“迫”,这个黄叔叔向我约稿的来势是不容你不答应。奇怪他又未见过我写文章,就要一言为定,还要限时限刻交稿。黄叔叔说,你爸爸为人特有魅力,你在你爸爸身边,随时随地记录爸爸的一言一行,多有意思,不写下来就太可惜了。
记得当时黄叔叔是带着录音机来,还当着我父亲的面,不约定誓不罢休。
于是我诚惶诚恐地开笔,第一次三篇短文被逼出来了,发表在《随笔》1991年第6期。之后,黄叔叔继续催稿,我列出一组题目,一篇一篇地写下来。
1992年我陪父亲上京参观父亲称为兄长的叶浅予的画展,并拜访了德高望重的夏公(夏衍)。抗战时期,是夏衍在《救亡日报》以专版介绍初出茅庐的廖冰兄抗战漫画。来到夏公家,爸爸介绍我是他女儿。92岁高龄的夏公问,是不是在《随笔》发表文章的廖陵儿?我爸说:“是的,但是她不会写文章,是被人逼着写的。”夏公说:“好,写得好。就是不会写文章的人,才会写出好文章未。”我惊讶于我写爸爸的文章竟被夏公看到了。
此后,我陆续收到认识不认识的人鼓励我写下去的信件,还有《人民政协报》、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等刊物发表我写父亲的文章。我深知,不是文章写得好,实在是父亲的感染力、吸引力、辐射力太强了,我稍能如实的,像写素描地把父亲的一个面一个面写出来,使人可以走近廖冰兄。我也深知,廖冰兄不仅是我的父亲,廖冰兄是属于人民的,属于社会的,把我所知道的廖冰兄写出来,就成了我的责任。感谢最初逼我开笔的黄伟经叔叔。
至于结集编成书,还不敢想,因为回首看,觉得这些文字太粗糙,太多瑕疵,真不好意思拿出来。今年是父亲百年诞辰,我先生又提起我写爸爸的文章应该结集,可是忙于出版《廖冰兄全集》,腾不出时间整理这些文字。幸有远在大洋彼岸的挚友纪红及时出手梳理了这几十篇文章,又有幸有互联网沟通无障碍,通过电子邮件好办事。纪红是当年继黄伟经叔叔之后催我写父亲的《人民政协报》的编辑。我又补写了《爸爸最后的日子》等三几万字,遂成了这本可以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献给父亲的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