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宏著的《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以文学的笔调始终聚焦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全景式地梳理了它在茶马古道上的前世今生，细致入微地辨析了它在茶马古道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具体深刻地揭示了茶马古道及其文化对其文化个性塑造的决定意义，并开具了重振龙蟠雄风的良方妙药。

如果没有茶马古道，龙蟠可能至今仍是一个偏僻的边地乡村，毕竟地处丽江的边缘，境内雪峰连绵、天堑汹涌，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一直匪患不绝、番汉杂居，矛盾重重，其地方命运可想而知。而有了茶马古道后，它的历史命运由此改写，利用地处大理、丽江、藏区交汇区的地缘优势，从边缘末端成为“丽境大渡”，一跃而成为中国西南面向藏区、南亚的桥头堡，南来北往的藏族、白族、汉族、汉族商人携带而来多元文化基因在此汇聚、融合，沉淀生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杨杰宏著的《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对这样一个茶马古道的“点”进行民族志书写，是从内观外，由外观内的视角融合，由此既可从龙蟠一地的文化、生活、记忆的深描来反观茶马古道文化的内在肌里构成，也可从茶马古道的宏观层面来观照地方与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多元文化是如何互构、博弈、融合成生动鲜活的历史图景。从这个意义而言，与众多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乡村一样，龙蟠与茶马古道相互交织的历史命运并未结束，而是在时代语境中不断延续着。

潜龙在天，飞龙在地（序一） 白庚胜

走进茶马古道的新田野（序二） 杨福泉

茶道可道（序三） 木霁弘

引言

 本书缘起

 书名旨归

 壮哉！茶马古道

第一章 茶马古道文化述评

 何为“茶马古道”

 纷争中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文化圈

第二章 茶马古道的丽江记忆

 丽江史略

 丽江与茶马古道关系史略

 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

 丽江古城与茶马古道

 丽江马与茶马古道

第三章 龙蟠档案

 龙蟠前世

 龙蟠档案

 反观历史

 数字史观

 义田风云

第四章 龙蟠记忆

 渡口记忆

 马帮行规

 古道土匪

 金江枪声

 龙蟠庙会

第五章 古道地名

 龙蟠村名

 龙蟠山名

 虎跳峡名考

 地名价值

第六章 古道线路

 古道文献

 阿喜线路

 鲁南线路

 渡口兴废

 龙蟠价值

第七章 古道人家

 白云生处有藏家

 悬崖上的傈僳村

 妙明故里读华章

 问道石头城

 东巴村里探东巴

 忠义耕读人家

第八章 古道风流

 万华一瞬

 王煊不宣

 诗僧妙明

 谛闻四凡

 孙诺喇嘛

第九章 古道苍莽

 太子已归苍茫外

 从长松坪到福国寺

 从阿喜到三股水

 从丽江到丽江

 百年青龙河

第十章 龙蟠突围

 龙蟠文化构成

 龙蟠困境

 龙蟠突围

结语：茶马古道启示录

附录

 附录一：龙蟠乡情概况

 附录二：《妙明诗草》序言四篇

 附录三：《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龙蟠节选

 附录四：茶马古道遗产文化保护、建设项目报告

 附录五：纳西文与汉语拼音、国际音标对照表

参考文献

后记

五、茶马古道研究范式：宏观理论构建与民族志探微

“茶马古道”的提出已有20多年，“茶马古道”已由学术命题成为实体文化，并在遗产热的推动下，这一文化品牌日益成为各方争抢的文化资源。毋庸讳言，茶马古道的品牌热背后，也不掩虚热、炒作成分。究其深因，除了不同地方、政府的利益、政绩之争外，与茶马古道的深层研究不足也有关系。从茶马古道研究现状考察，迄今仍未对茶马古道的线路、定义、内涵、文化价值、特点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茶马古道研究理论体系仍未形成，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对这一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及完整性的认识、保护，遑论开发利用？任何一个学术命题的提出，都需要坚实的理论构建，而这一宏大理论构建离不开长时期的资料积累、田野调查、文本分析。茶马古道宏观层面的理论建构的滞后，以及深入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不足成为茶马古道研究的瓶颈。

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副会长张楠认为，21世纪的前10年里，“茶马古道”从一个纯学术概念，发展为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普洱茶的“大涨”“大落”中，学者应认真思考和总结，重新审视“茶马古道”及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宏观理论研究上应有更深层次的研究与拓展，才能避免这一遗产品牌的虚热及开发后劲的不足。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周重林认为，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将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加凸显，而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影响将体现在诸多领域，包括学术研究、文化品牌、旅游开发、商业贸易以及中国多元一体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等等。因此，如何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国西部茶马古道遗迹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并提出明确的保护措施，构建科学有效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博士强调，茶马古道研究必须要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基于宏观的历史视野，深入到茶马古道沿途的古镇、村落、宗教、民俗，才能促进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层拓展。他认为，只有基于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茶马古道的保护与利用才有坚实的基础。他还以丽江为例，阐述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现在所有游客都挤在丽江，感觉在丽江已经把纳西族的文化看透了，那是一种误区。游客还没有真正走进去，看到丽江对于整个周边以及在茶马古道沿途的文化辐射。明代以来，在茶马古道沿途形成了一些很有特点的村落，这些都是丽江纳西族文化对其他地区的辐射。所以在茶马古道未来旅游发展模式方面，可以构架一条带着游客寻找纳西文化的线路，这样就可以让游客全方位地感受到丽江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互动，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到丽江与茶马古道的深刻联系。”  笔者认为，茶马古道作为地方文化而存在的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经济等多元文化因素构成了这一文化遗产的共同“文化语言”。地方文化本身的多元性文化，可以为不同族群、地方、国家的人们所共享，而这种文化为这些“他者”所欣赏、接受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族群、地方文化身份。由此，如何通过厚重的民族志“深描”，还原这些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碎片、社会生活的地方文化，成为深化、提升茶马古道品牌的必由途径，由此民族志成为研究茶马古道文化的重要学术利器。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当下茶马古道研究，在茶马古道起源、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线路范围、区域经济等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成果迭出，学人辈出。毋庸讳言，茶马古道研究中，也存在着猎奇化、神秘化、庸俗化、功利化的弊病，加上不同地域的经济利益之争、旅游商品竞争等因素，表面上茶马古道研究热闹非凡，但大多著述仍以浅尝辄止、浮光掠影式的介绍性、普及性读本为主，甚至混淆了茶马古道的研究主体与方向。

由于民族志的不足，导致了对茶马古道历史脉络的深层梳理的欠缺，对生活其间的民众生活与心灵世界的探微明显不足，制约着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也是当下茶马古道研究仍举步维艰的原因所在。

P11－12

潜龙在天，飞龙在地

白庚胜

继《溪村社会》《纳西族民俗概论》《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当代转型民族志》之后，纳西族青年学者杨杰宏先生的又一部纳西学力作《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即将出版。对于它的问世，我谨致热烈祝贺，因为它为纳西学送来一股清新的风，为纳西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于纳西文化研究而言，田野调查并非始自今日。较近的如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俄裔美籍作家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我国学者周汝诚的《永宁见闻录》，赵银棠的《东巴圣地——白水台访问记》，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李近春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戈阿干的《滇川藏考察实录》《滇川藏纳西东巴文化及源流考察》，鲍江的《象征的来历——叶春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推远者有徐弘祖于明代写成的《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片段、余庆远作于清末的《维西闻见录》局部内容。它们有的关注纳西族社会历史全像，有的热衷于摩梭人家庭婚姻形态，有的聚焦东巴文化艺术，有的倾心于民间风俗习惯，分别从不同的视野对纳西文化的存在状态做了或整体，或局部，或专题，或全景，或定时定点的记录，给当世及后人留下记忆深刻的学术遗产。可以说，杨杰宏先生的《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首先是对纳西学这一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对纳西学这一正确方向的严肃坚守。

纳西文化固然被象形文封存于千卷经书之中，固然被汉字书写于大量的正典野史之内，但需要纳西学学者始终清醒认识的是：纳西族不是已经消亡的历史民族，她依然生机勃勃地生存于横断山脉深处；纳西文化尚未湮灭，她依旧自我演进，并正在经受外来文明的冲击与洗礼。因此，纳西学的生长点存在于回答纳西族生存、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中，纳西文化研究不能离开田野，不能离开现实。而这正是杨杰宏先生新著《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不同于以往同类成果之特色所在。更何况，其中还交叉使用了文献、考古、统计、比较的方法。这是他对纳西学田野作业学术传统的一种发展与提升。他的学术目的不是为了记忆而记忆，不是为了认知而认知，而是充满了变革的精神、发展的诉求，并始终根植于自己的土壤之中。

《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以文学的笔调始终聚焦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全景式地梳理了它在茶马古道上的前世今生，细致入微地辨析了它在茶马古道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具体深刻地揭示了茶马古道及其文化对其文化个性塑造的决定意义，并开具了重振龙蟠雄风的良方妙药。它使我想起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更加确信人类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只要尊重传统、关心地域发展、关怀人的主题始终贯穿于整个学术构建，责任心、使命感、良知就必然贯彻于全部理论思维——这就是《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的基本价值及其留给读者的强烈印象。当然，龙蟠的振兴是否仅有旅游或主要靠旅游一条路则另当别论。因为切不可忘记，旅游虽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但它也是文化遗产的主要杀手。

无疑，作为茶马古道丽江线段上的关键点之一，龙蟠乡曾经有过辉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这是遗产，但也是桎梏，对于当今的丽江、玉龙、龙蟠的子民来说，重要的是审时度势、继承传统、活化遗产、转化资源，作有效的战略转移、战役设计、战术实施。遗弃传统固然十恶不赦，但沉湎于历史不能自拔也是自欺欺人。

对我而言，阅读《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除了审美龙蟠的奇山丽水、漫游烟雨袅袅的村村寨寨、细括土风社情的林林总总、检点历史现实的斑斑迹迹，更主要的意义还在于用现代视野审视古文化孑遗、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学思、以人文情怀光照经济社会发展。如果说从《江村调查》《三下江村》走来的费孝通先生最终解决了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对立的矛盾，大大推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并达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化境，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杨杰宏先生通过继续深化对茶马古道沿线社会文化的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成功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文化振兴与产业繁荣、继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我们期待着。

对于纳西族及纳西学来说，茶马古道及其文化是重要的存在。故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有一批批纳西族干部、群众及学者投身于探讨其秘密、揭示其精神、利用其遗产的社会、经济、学术活动。如，云南大学中文系木霁弘先生不仅首次成功组织对其全线的考察，提出了“茶马古道”的学术概念，而且在其后组织多种论坛、研讨会、丛书，创办文化研究所，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丽江不仅修复了有关线路、驿站，开辟了有关徒步旅行线路，还建立了有关博物馆，举办了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艺术节，创意了茶马古道商队过古城的旅游表演项目，目前又在配合云南省人民政府申报茶马古道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作种种努力。这一切都卓有成就，也难免教训多多。主要的遗憾是学术积累不足、学者参与有限、学术武装缺失，导致功利性明显，浅尝辄止比比皆是，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茶马古道文化精神，降低了茶马古道文化品位，亟待扭转其方向、深化其内涵、提升其质量、推进其建设。杨杰宏先生之《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正有将此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

目前，除了对丽江古城、束河古城、龙蟠乡几个节点有所了解外，我们对茶马古道丽江线段的客观情况依然所知甚少，并大都满足于文学性的浪漫、零零散散的忆古、旅游开发的冲动。我认为，要振兴茶马古道及其沿线，尤其是丽江线段的社会、经济、文化，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譬如，我们应当抢救性记录茶马古道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历；抢救性收藏茶马古道形形色色的文物；抢救性修复茶马古道及其有关关隘、驿站、店铺线路；系统开展对金沙江两岸茶马古道线段历史、民俗、语言、宗教、地理、动物及植物的田野调查，并将此与鹤庆至丽江、剑川至丽江、丽江至维西、丽江至中甸、丽江至永胜、丽江至宁蒗几个线段的有关工作相衔接，尤其不能将香格里拉县境金沙江东岸的纳西文化视如“化外之区”永远不闻不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得上整理、利用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并建立起有关学术体系。这表明，杨杰宏先生之《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只是迈开了可喜的一步，而不是穷尽了茶马古道丽江线段及其文化研究的一切。对于他及其同仁来说，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尤其是面对旅游业之冲击、金沙江开发热之裹挟、城市化进程之提速，抢救性保护、传承这笔文化遗产更显迫切。

好在继戈阿干先生开启这项艰苦的事业之后，已经有杨杰宏先生接踵走上了这条坎坷且光明的学术道路，而且走得异常踏实，更具社会意义，更加富有成效。目前，在他的周围还集聚起了一群纳西学俊秀，他们从历史学、语言学、体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此集体攻关，一个群雄逐鹿、各领风骚、全面振兴纳西学的时代正在到来。对于这个学术群体的成长，我的期望是：始终关注纳西族的生存发展，促进纳西族社会的进步繁荣，成为纳西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智者、良心、道德，为人类文明及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龙蟠是丽江境内最令我难以释怀的乡镇之一：我曾在与之一梁之隔的文海任教；我有许多同学挚友至今在那里生活、工作；我曾在龙蟠新尚村受教于天才歌手和成典大师并记录下近40部纳西族民间长诗；我曾十余次穿行在它的土地上前去迪庆调研。因此，龙蟠壮美的山河、勤劳智慧的人民永记我心；龙蟠近30年来的踽踽前行、鲜少变化常令我牵挂；龙蟠未来的生路、发展方向总让我忧思。所庆幸的是，在乡党委及乡政府的领导下，龙蟠人民已经开始一场以保护、利用茶马古道文化为切入点的大突围，并正在致力于解放思想、重建精神、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建设一个绿色、文化、富足、和谐的新家园。令我感动的是，在杨杰宏先生的引领下，纳西学青年力量正在悄然移师江边、移情龙蟠，配合、参与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我相信，内外力量的互动、政经文化行为的结合，必能让茶马古道及其文化遗产再次造福于它的创造者、传承者、发展者。

衷心祝愿龙蟠“潜龙在天，飞龙在地”！

是为序。

2012年4月5日

本书的田野调查是在丽江完成的，而文本的整理与撰写是在北京的通惠河畔完成的。在大运河边写茶马古道，想想也很有意思。

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的终段。大运河，连接了权势威严的帝都京华与繁华富庶的江南苏杭，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通过这一大动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突显了其显赫的地位。丝绸之路，也是以当时的国都长安为出发点，一路向西，直至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成为中国与中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通道，丝绸本身流光溢彩，瓷器精致名贵，加之磅礴沉雄的汉唐气象，这条古道在国史中的描述已经成篇累牍，并一直强烈地吸引着国内外的目光。

千百年来，也有一条古道在西南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褶皱深处低回迂折，但因雪域茫茫，云遮雾笼，加上“瘴疠”“蛮夷”等旧念流弊甚深，这条古道难以吸引史家们的目光，致使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偶尔提及的“蜀身毒道”“进桑麇泠道”“剑南道”还是属于不入王道的“旁支小道”而已；到了21世纪，国内外学者才有所察觉这一古道的脉络，就划在了“南方丝绸之路”的范畴中。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木霁弘等一批云南学者对它举行了命名仪式后才有了“茶马古道”这一名称。

当然，笔者无意于为茶马古道抖一回精神，争一口气。这本书，只是写了茶马古道上很小的一个点——龙蟠乡。记录了一些这条古道在此沉淀下来的一些记忆，包括一些名字，一些人，一些往事，仅此而已。如果能够通过这里面的记录，对茶马古道有所了解、感受，并有前往一探的想法，则善莫大焉！

茶马古道在史籍文献中零零碎碎不成体系，龙蟠一地更是“一穷二白”，所以在调查期间，目光转向了广阔丰富的民间文本，从断碑残碣、宗谱墓志、口述记忆中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田野资料作为“野史”自有其价值，与茶马古道的文化秉性也是一脉相承的，从里面更能感受到历史深处的脉动与呼吸，并感悟到茶马古道并未远去。

并不是我一个人走完龙蟠境内的茶马古道，也并非一厢情愿就能与之结缘。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书，与龙蟠乡党委、政府的高瞻远瞩、倾力支持分不开，他们本着为龙蟠可持续发展大计，为龙蟠父老乡亲及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把龙蟠文化的抢救、整理当作乡党委、政府的重点来抓，这种胆识与情怀使人起敬。和顺英、李江涛、王世逵、和文军、刘军、张寿光、赵金群、段雪兰、和寿义、木瑜、王志刚、和学盛等人予以了诸多关怀、帮助，包括至今想不起名字的两个炊事员，她们做的饭菜至今余香萦怀。

当众多赶马人、高僧、东巴、名流已经远去时，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记得他们故事的后人，是从他们记忆中还原了历史，弥补了文化黑洞。特别让人感怀的是这方水土还有一批执着坚定的乡土文化人，他们大多农民出身，并无分文报酬与职务，只是牵系于此，以此养心，养浩然之气。他们挥毫运气，或写回忆录，或吟诗写赋，从骨子里散发着一种根脉不绝的文化气质，他们既保鲜了龙蟠记忆，也构成了立体的龙蟠活文化。谨向李怀先、严子藩、和耀星、杨学文等老先生们致敬！他们才是真正的龙蟠文化坚守者！

严子藩是最早认识的龙蟠本土文化人，多次访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手头多年辛苦收集的资料慨慷相送，掌握的线索、知识倾囊相告，并不辞劳苦地与我们奔波于荒草墓碑间，一同辨识风雨侵蚀的碑文，回忆逝者往事；老人一再强调“文章千古事”，要对得起历史与后人。

和绍尧老书记珍藏着一批已逾两百余年、一百二十卷的龙蟠地方档案卷宗，这可能是国内村一级中最为丰富的历史档案，他为茶马古道留住了记忆，为龙蟠文化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乡文化站老站长和崇兴、龙蟠村老书记和绍尧、新尚村老书记和积华、兴文完小校长和元兴、兴文村书记和杰林等基层干部，向笔者介绍了丰富的地方文化；鲁南村大学毕业生杨春志、乡文化站管理员赵婧帮忙整理、打印了部分文稿；杨金山、王德炯对文稿进行了审稿、校对；杨福泉、白庚胜、木霁弘三个老师对本书予以审阅，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并拨冗写序。杨国清、杨一奔、李锡、和仕勇、和凤昭、和红阳、杨树高、周廷伟、年建生、杨金山、和卫芳、杨林军、肖煜光、和华璋、李占恒等师友对龙蟠及本人予以了诸多关爱。感恩于心，难以言表。

和丽刚先生与笔者为同村人，他多年致力于茶马古道的保护、宣传，尤其对拉市海至龙蟠古道的保护、弘扬居功至伟。笔者的多次调查也受和先生倾力相助。可惜天不假年，这位保护茶马古道的先行者不幸于2014年1月22日去世，享年52岁。谨在此表示敬意与沉痛之情，唯愿逝者安息，天佑茶马古道！

读者可能在文中已经知道了刘军这个名字，在龙蟠调查的每一天，他都跟随左右，开车带路，安排食宿，联系访谈对象，一同攀爬于悬崖峭壁间……一同备尝田野的艰辛与沉实，成为患难之交。从长松坪到白沙那次徒步考察，从早晨八点半一直走到夜晚八点半，到福国寺时天黑路难辨，山下丽江城已是万家灯火，二人夜行山道间，一种真诚坦荡的友情在黑夜中弥散，历久弥新，至今犹存心底。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写成的。

民国时期的丽江《商业劝工会纪念碑》有载：“知识之增长，必由于交通交换。”交通对于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丽江古城是马蹄踏出的辉煌。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的关系非同一般，没有茶马古道的开拓就没有丽江与滇川藏的商贸往来，也谈不上古城商业的繁盛，古城在滇西北高原上的崛起。基于这样深刻认识，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丽江市交通运输局、丽江古城博物院、龙蟠乡党委、政府对本书的策划、调查、出版自始至终予以了鼎力支持。在此特别感谢和仕勇先生、杨晓敏先生、黄乃镇先生、陈桂云女士、和顺英女士、李江涛先生的理解与支持。

感谢与此书有缘者，有幸一同走过这么一段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并未远去，它仍在历史时空中延伸……

杰宏谨识于北京通州

2012年5月11日

只要尊重传统、关心地域发展、关怀人的主题始终贯穿于整个学术构建，责任心、使命感、良知就必然贯彻于全部理论思维——这，就是《龙蟠故事》的基本价值及其留给读者的强烈印象。

——白庚胜（国际纳西学会会长，研究员）

这不只是一本单纯的地方文化读本，而是一本关于茶马古道意蕴深远的、融纪实与理性思考为一体的力作。

——杨福泉（云南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龙蟠故事》并非是停留于传奇故事的导游读本，作者更多是通过茶马古道与龙蟠的深层关系梳理来解析这条古道的运行机制、生成动因、文化功能与意义所在，同时对龙蟠，乃至丽江、茶马古道的现实境遇、选择路径予以深沉思考，彰显作者的学者本色与学术使命。故，此书不仅是当下茶马古道研究的力作。也将开启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木霁弘（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所长，教授）

茶马古道有多少条，谁也说不清，正如其间的故事，永远说不尽。《龙蟠故事》超越地方性迷障，以古观今，以小见大，还原叙事语境，逼近历史真实，揭示传统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复活的价值所在。其叙述手法融合了随笔、日记、传记、调查报告、影像志等多种文体，无疑具有实验民族志意义，契合了茶马古道本身蕴涵的多元文化特征，同时达成了悦读性与思辨性的有机融合。

——吴晓东（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