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不少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救亡图存。
第一，解救国家危亡。
一种情形是危难已显但尚未形成实际危害，在此时刻他们挺身而出，将危险因子消灭在萌芽状态。春秋时期的弦高可谓典型代表。
弦高是郑国的一位商人。鲁僖公三十二年冬，西方的秦穆公为了谋求向东发展，为参与中原争霸赢得更多的筹码，决定偷袭郑国。秦穆公时期，秦国与郑国相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要强于郑国，一旦偷袭成功，郑国必定伤亡惨重。但是，从秦国到郑国，路途遥远，全副武装的秦军浩浩荡荡地远行千里，必定会引人注目，要想偷袭郑国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师之所为，郑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十二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0页）。果不其然，当秦国军队行进到滑国这个地方时，他们的行动被郑国人发现了，这个郑国人便是弦高。弦高经常来往于各地经商，那次他从郑国赶着一大批牛去往周王室所在地，恰巧也到了滑国，很快便发现了秦国的意图，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与责任感，弦高决定想办法阻止这场国家灾难。
弦高是个生意人，脑子活，他知道解决问题首先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秦国偷袭郑国，“偷袭”是关键，如果郑国知道秦国的意图，有所准备，秦国的偷袭便不攻自破。然而，偷袭不成，劳师动众的秦国也或许会孤注一掷，直接来个明面上的战争，这对于郑国来说也非好事，如何说动秦国也是一个问题。
弦高思索一番之后，决定兵分两路：一方面派人快马加鞭赶回郑国，向郑国国君郑穆公报信；另一方面自己伪装成郑国的特使，送给秦国四张熟牛皮，又送去了十二头牛，让秦国犒劳将士。弦高在送去礼物之时，以特使的口吻“转述”郑穆公的意思，当然，这是弦高自己杜撰的郑穆公之语，他说郑穆公听说秦国行军要经过郑国，便特意派自己来犒劳秦军（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十三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5页）。弦高这是告诉秦军，郑国已经知道了你们的行动，你们再想偷袭是不可能了。接着弦高又说，郑国贫乏，为秦军在滑国准备了一天的军需供应，如果秦军停止行进军需供应就会给他们，而如果继续往郑国前进，郑穆公则准备了一天的军事防备（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十三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5页）。此番话刚柔相济，不卑不亢，也就是说，你们不打，好酒好肉供着你们；你们要打，我们也不惧你们。如此一来，秦军便被动了。再加上远在郑国的秦国内应因为弦高的送信而被郑穆公发觉了，秦军认识到此番偷袭是不会成功了，正面攻击又没有后援，所以最后终止了既定计划，灭了滑国班师回朝了。
弦高用自己的胆识与智慧，无声无息地为郑国免除了一场致命的灾难。他冒着相当的危险，自掏腰包为秦国送去财物，主动为国出力，如果不是出自对国家的热爱，怎么会有如此举动？弦高犒师之后的表现，也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本心。郑国上下知道弦高的义举之后，对其甚为感激，郑穆公给予弦高高官厚禄，以示奖赏，弦高拒绝了。他说自己是郑国的一员，国家危难之时，自当挺身而出为国纾难解困，他做此事是因为心中有国，而不是为了得到国君的赏赐。他是生意人，但他不会拿着国家命运做生意。如果接受赏赐，不仅不合自己本愿，而且还会败坏郑国风俗，这不是仁者所为（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八《人间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72页）。
解救国家危难，还有一种情形，便是危难已经切切实实发生了。是甘愿做亡国奴，还是奋起抵抗，救亡图存？这是必须面临的抉择。历史上，卫青、霍去病、李广、辛弃疾、岳飞、宗泽、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等人，面对外敌入侵，坚决抵抗，奋勇杀敌，或者让外敌伤亡惨重，保护了国家百姓，或者减缓了外敌入侵的步伐，挺起了中国的脊梁。在他们身上，对国家的热爱，以及主动的担当精神，是他们共有的特性。
第二，谋求国家生存。
在历史上，还有许多英雄人物，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只为了谋求国家的生存，维护国家的利益。这类人物，其图存也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在大国夹缝中图存。
此类型以春秋时期的子产为代表。子产是郑国的执政大夫。郑国在春秋时期是个小国，只有初期郑庄公时期光辉过，之后便渐趋衰落。再加上郑国在地理位置上也不太占便宜，它处于中原地带，地势平坦，是“四战之地”。诸侯争霸，无论是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还是西方的秦国、北方的晋国，扩张势力时都会将触角伸到郑国。因此，春秋时期的郑国经常挨打，霸主们揍了郑国一顿之后，便让郑国做他们的小弟。这个小弟做得还很委屈，左右为难：跟着晋国走，楚国不愿意；跟着楚国走，晋国就发怒，随时都有被灭了的危险。
P33-36
1934年10月，鲁迅先生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题名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鲁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中弥漫着“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的类似论调。在文章中，鲁迅先生说，如果单据一些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因为先是自夸地大物博，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寄希望于国联，再后来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信“地”，信“物”，信“国联”，唯独没有相信过“自己”，所以早就失掉自信力了。同时，鲁迅先生认为，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因为“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刚刚完成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非攻》（写于1934年8月），对墨子为民众利益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性格与精神深有了解，对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不但认为中国人并没有失掉自信力，而且从古至今都不乏脊梁式的人物，所以他一口气列出了四种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
短短的几十个字，鲁迅先生从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之中，发现了中国的脊梁。虽然仅是举例的性质，却将中国脊梁的核心与特质抽出来了。今不惧辞费，不避画蛇添足，尝试赘述之。
埋头苦干的人
鲁迅先生讲的第一种人是“埋头苦干的人”。所谓“埋头苦干”，实际上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一是“埋头”，二是“苦干”。如果要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埋头”是前提条件，意思是平心静气、排003除干扰、“咬定青山不放松”、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不务虚名。“苦干”，意思是不怕艰苦、不畏艰难、不避艰辛、任劳任怨、尽力工作。能不能埋下头来，决定着能否苦干；只有埋下头来，才有可能苦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从古至今，中国就不乏埋头苦干的脊梁。
鲁迅先生思考中国脊梁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他刚刚完成小说《非攻》一个月之后。所以说，有理由相信，鲁迅对墨子的了解与理解，对其中国脊梁问题的叙述是有直接影响的。 先秦时期有两大显学，一是儒家，二是墨家。儒家在先秦是显学，先秦以降，还是显学，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破例将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编入“世家”之中，写了《孔子世家》，而且对孔子的弟子也做了梳理，写了《仲尼弟子列传》，对其他儒家学者也写了不少传记，如《孟子荀卿列传》等。比较而言，墨家就没有那么“走运”了。墨家在先秦是显学，先秦以后，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给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设立专传，仅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附记了二十四个字，算是最终没有完全忽略这个先秦的显学。司马迁的记载是：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
或曰在其后。（《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中
华书局2014年版，第2855页）
……
无论过去，抑或现在，这些“中国的脊梁”，他们埋头苦干，他们拼命硬干，他们为民请命，他们舍身求法，他们救亡图存……他们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满怀正气改天换地，谱写出一篇篇被后人传颂的时代壮歌，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在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崇高理想，他们的坚定信心，他们的顽强意
志，他们的进取精神，他们的奉献意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他们的担当精神。他们心系国家，情系民众，变法图强，济世安民；他们不惧挫折，脚踏实地，前赴后继，直面死亡。他们，没有理由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鲁迅先生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历史的书卷在不断翻动，时代在不断前进，中国脊梁的具体形象也不断在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其精神是不变的。在新时期，走在前列的开拓者当然是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不甘落后而奋力直追的人，同样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共同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坚力量。
收入本书的数篇文字，是我近些年在央视《百家讲坛》参与集体选题中承担的部分以及在其他一些场合讲演的部分内容。此次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时，竟然发现，它们均指向一个主题——中国的脊梁，由此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文章，于是围绕这段文字，略微做了一点解释，稍加一点扩充，放在前面，权当为序。
王立群2015年冬于北京
《中国脊梁--王立群解读华夏历史人物(精)》为“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先生在央视的讲座文字整理稿，集中讲述了中国历史上10位圣贤英雄，讲述他们为民请命、马革裹尸、一往无前推进改革等的英勇故事。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历史，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启迪了民众，他们用自己的脊梁撑起了民族的脊梁。
关于孟子、屈原、岳飞等先贤英雄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和学术出版物不乏其见，但《中国脊梁--王立群解读华夏历史人物(精)》与市场上常见的同类题材图书大不相同之处显而易见，一是该书是知名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教授的力作，文笔优美，文中所引用的材料丰富、鲜见，再加上王立新先生的妙解和精彩点评，读来让人大有裨益。另外，该书写法上很有创新和特色，可谓别具一格，既有文史读物的严谨和考据，又不乏通俗读物的行云流水和轻松活泼，为王立群教授所独创的“王体”，相信读者开卷后，定有眼前一亮的别样阅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