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多怪(司徒伟智杂文自选集)(精)》的作者司徒伟智早年的作品与近年的作品秉承了他一贯的文风、文格——正直、尖锐、悲悯、包容……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那颗火热跳动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和他对文学，尤其是对杂文的虔诚与热爱。本书包含《过于“精确”的意见》、《“奶奶考生”召唤非功利学》等作品。

《少见多怪(司徒伟智杂文自选集)(精)》收录了杂文家司徒伟智的几十余篇杂文精品，时间跨度从1979年到2011年，其中包括：《在知识结构上不要“画地为牢”》、《过于“精确”的意见》、《如果成不了才》、《“非正规”辨》、《李泌论“官”与“爵”》、《左宗棠留下的笑话》、《“我们从前都是乡下人”》等作品。

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注意人还是注意事？

到耻为止

服老和不服老

在知识结构上不要“画地为牢”

李泌论“官”与“爵”

贝多芬在“劳动”

只有一味药

“介绍信”之研究

梭鱼水中歌

不如怨自己

“体统”正解

唯有识者能重才

过于“精确”的意见

如果成不了才

“非正规”辨

第五个烧饼

论长生不死

“现管”何在

我们需要创造

勇士的观念

“叔叔”无愧

少见多怪

同是碳原子

左宗棠留下的笑话

母子篇(二题)

谈“知人论世”

龟兔赛跑的另一种结局

读两首爱情诗

猜猜看

太炎先生又一事

世界容得下你我他

太实惠

“一块牌子主义”

即使夜深人静时

虚名儿

外国人与中国事

要悔且待青山烂

外婆的年龄

为一个好人作传

来自佛罗伦萨的玩笑

两个好孩子

告别“杰茜现象”

数字的“捶打”

瞧，那个遥远的邻居

说不过去

量化就怕简单化

最后的棚户

拒绝“老熊哲学”

高兴过后还叹息

闻一多画像该修改吗

“我们从前都是乡下人”

名人脾气

莫让流血英雄再流泪

一份百年答卷

缺了“应变”这门课

然而，孩子们在笑

从强盗到“弱者”

为官当知足

该为“放大效果”惊叹

因“海外兵团”而忆及两员

女将之出走

健身热须防“中间冷”

“无用”的少年宫

温柔陷阱谁家挖

不该忽略的准确

遥念天涯沦落客

像赵鑫珊那样写文章

更是人家的“骄傲”

毛泽东缘何赞赏马周

健儿退赛考问民众生命意识

对罗格名言如何诠释

有些是非不辩也罢

“杂文惹祸”之历史变迁

又见“法外施恩”

学者也需要“作家化”

球星恋爱新规折射出什么

“奶奶考生”召唤非功利学习

“批评部分失实”两面观

来个费尔马式“隔离带”

想到“一罪不两治”格言

李连杰何须困惑

给“奇事”设几道戒律，如何？

记住一句珍贵的赞语

当心“谢本师”现代版

非理性同情很可怕

中国人的“遗嘱忌讳”

名家矫情未可信

落马者缘何想念舆论监督

细节也是你

“视吾家所寡有者”

撒切尔不需要怜悯

别奢望慈善家“纯而又纯”

对不起契娘

看“灵异崇拜”的娱乐化

留点“空间”

佩服点点

因“鬼戏复活”重温廖沫沙名文

一种容易忽略的素养

不止是“文盲书法家”之羞

转基因争论岂可“泛政治化”

天上不会掉玛瑙

记住“等距离”原则

与霸道公子说“换气”

功夫在“语”外

名记者尽是苦出身

学外语有“笨办法”

巴金那一声赞叹

英雄的“保质期”

“第一流人物”的道德担当

事无两样人心别

到耻为止

不知从哪一年起，“随地吐痰可耻，讲究卫生光荣”一类标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贴得举目皆是。随地吐痰有什么“可耻”？标语日：“小小一口痰，病菌千千万”——方便自己，祸害他人，所以为耻。

然而，倘若有人见标语而不“耻”，照吐不误，又怎么样？对不起，不考虑。这也是不知从哪一年起的老规矩：到“耻”为止！

到“耻”为止，似乎并非仅此一事。诸如学校里为制止某些学生打架而贴出标语“动手打人是流氓习气”，公园里为防止某些游客攀折花枝而竖起牌牌“爱护绿化人人夸，破坏绿化人人骂”等等。所有这些标语口号，其目的无非都是要违犯者觉得“可耻”。然而，也不过到“耻”为止，别无措施。

一个“到耻为止”竟在这么多地方被奉为圭臬，据说理由都是充分的：“要相信群众的觉悟”，“要相信群众会自己教育自己嘛”。无奈，这个“相信”常常要落空。只要看看前些年的劝阻打架的标语旁边依旧大打出手，和至今犹存的“随地吐痰为耻”标语与满地痰迹共存共荣，便可知了。原因，我想不用到别处去找，它就在这个以为一切人都能够以“耻”相劝的思想本身。

所谓“可耻”的宣传，即道德观念的宣传，碰到那些有某种陋习却讲道德、知羞耻的人，是可以使之知耻而止的。可惜，哪里会人人都知耻？李汝珍在《镜花缘》中，确实写过一个人人知耻明礼的“君子国”。但“镜花缘”者，“水中月，镜中花”之谓也，连作者都承认是假的。至于当今之世，想来那些陋习已深故而很难纠正的人，和那些恬不知耻的人，更是少不了。对这些不可能或暂时尚难于以“羞耻”奏效的人，来个到“耻”为止，结果当然是陋习“可耻”而不可止。

“到耻为止”行不通，出路就在于“到耻不止”。“不止”，就是不满足于感化部分人的道德教育，而迈向强制一切人必须遵守的法律措施，做到有“法”有“耻”。像有些国家那样，用严肃的法令来对付随地吐痰之类，就很有效果。问题是，我们这里，破除这个“到耻为止”可真不容易。比如在大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我们也终于第一次有了对付随地吐痰的法规：犯者罚款5角。可街头的情况有目共见，这条法规更多的不是被执行，而是被宣传。一个新事物的出现，诚然需要大喊大叫。但倘若大喊大叫不伴之以切实的实行，那么，所谓“随地吐痰违法”的喊话跟“随地吐痰可耻”的标语又有什么区别呢？原来，还是跳不出、离不开“到耻为止”！

自从孔夫子提出“远人不服，则 文德以来之”，用道德空谈代替切实工作的风气，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就不曾断过线。看来“到耻为止”得以盛行不止，也似乎跟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存在某种联系吧。然而，为了社会主义法制切实实行，从而也为了各项工作胜利开展，这个传统不是确确实实应当来个“到此为止”？

原载《解放日报》1980年1月10日P3-5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

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

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

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已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灭。

——朱铁志

文章里提出的主张，自己要践行；自己准备实行的，才去写。这样的风格，我们该像。

——司徒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