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吴永喆、乔万民选注的《唐宋八大家(曾巩)》是对曾巩作品的收录和集中注释。
曾巩,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吴永喆、乔万民选注的《唐宋八大家(曾巩)》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散文选注本。
曾巩至齐州的第二年,一代文宗,曾巩的恩师欧阳修在颍州去世了。曾巩闻耗后十分悲痛。他写了一篇催入泪下、感人肺腑的《祭欧阳少师文》,称欧阳修“学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发,醇深炳蔚。体备韩马,思兼庄屈。……绝去刀尺,浑然天质。”感情饱满地叙述了欧阳修的文学、政绩、人品。他“闻讣失声,皆泪横溢”。叙述师从之恩说:“戆冥不敏,早蒙振拔。言由公诲,行由公率。戴德不酬,怀情独郁。”他对欧阳修的感戴之情是发自肺腑的。他少年时期即闻欧阳修的大名,渴慕不已。庆历三年,他带着文章赴汴梁游太学,拜访欧阳修,深得欧阳修赏识,并欣然将他收在自己门下,对文学创作给予具体指导。对欧阳修的教诲,他终生服膺,虽未能及时考中科举,但欧阳修的热情奖掖,苦心延誉,使曾巩在未取功名之前已名噪京师。回到抚州以后,师生间还不断通信,或议论国事,或请教为文,或叙师生之情。
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后,曾巩给欧阳修写信,对欧阳修的处境表示同情,对朝中保守派的做法表示愤慨。曾巩于庆历六年(1046)病居临川,欧阳修之子归觐滁州,特地过临川拜访曾巩。曾巩第二年奉父进京,路过滁州,探望了欧阳修,在滁州与恩师共度了二十个日夜,两人促膝谈心,甚为相得。在此期间,他受恩师之命所作的《醒心亭记》,便将他对欧阳修的理解、仰慕述之以文,可见两人之默契。
离开齐州之后,曾巩来襄州任知州,此时,正值襄州大旱,旱情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作为一州之长,他十分焦虑,他求助于上苍,希望天赐甘霖,膏泽斯民。他一连写了几篇谢雨文,称他与百姓诚心祈雨,“果蒙隆答,乃戊辰云起西北,至夕大雨,达于甲戊。四境告足,麦则滋荣,稻可播种。民得以托命,吏得以窃食”。祈雨、谢雨之举不免迷信,但由此可见曾巩为官一州的忧民之心。
襄州这地方治安案件较多,官府办案也不能掌握尺度,致使监狱人满为患。曾巩到任以后,仔细审查每件案子。在审阅送呈的卷宗时,他发现一起案子处理失当,认为在没有交足证据的前提下,不应盲目判人死罪,而按律令不该治罪,当天就纵囚还家。与此同时,有百十来名类似的囚犯被释放。百姓们说:“襄州以前类似这种情况被处死的多了,那些人该多冤枉呢?”
熙宁九年(1076),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这年他已五十八岁。此时任江西转运副使的是吕升卿,而他本人却是知洪州军州事,充江南路兵马都钤辖。他感到很不合适,就向朝廷写了《奏启遛避吕升卿状》。文中称:“伏缘臣先任齐州,得替后,吕升卿为京东路察访,于齐州多端非理,求臣过失,赖臣无可捃拾。兼臣弟布与吕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监司,洪州在其统属,须至陈乞迴避,伏乞指挥检会。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东南一般州郡。”曾巩请求迴避吕升卿是有原因的。直接原因是曾巩离开齐州不久,吕升卿去齐州搜罗曾巩为官的过失,虽然一无所获,但曾巩心中十分气愤。更深层的原因是朝廷掌权派内部的互相倾轧。王安石熙宁变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吕惠卿、曾布等人,而吕惠卿、曾布等人之间后来由于政见分歧、争权夺势,矛盾很深。吕惠卿是吕升卿的兄长,而曾布是曾巩的弟弟,朝中的权力之争必然导致亲属之间的嫌隙,而曾巩此时又偏偏在吕升卿辖区内供职,自然是很尴尬的差使。他的请求并没获得朝廷的认可,他得继续谨慎小心从事。但他没有因此就灰心失意。到任之际,正逢洪州流行瘟疫。为了控制疫情的扩大,他首先命令州、县、镇、亭以及各地客栈储备好药物;同时命令州县照顾好染病的人,对那些染病后不能自理的百姓和军人由官府收养,让他们住进官舍,资助他们衣食,为他们治疗。这样,既挽救了大量患者生命,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扩散。
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