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位母亲：李夫人和王夫人
梁思礼有两位母亲，一位李夫人，一位王夫人。他的生母是王夫人。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端蕙，字蕙仙（1868—1924），生于河北固安，祖籍贵州。父亲李朝仪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为官经历贯穿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一步官至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
李端蕙有个堂兄李端棻，曾官至清廷礼部尚书。1889年，梁启超在广东乡试中考中举人，当时的主考官就是李端棻。梁启超才学出众，中举时只有17岁，深得李端棻的赏识，遂作主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梁启超。此时，蕙仙已经21岁，长梁启超4岁，尚待字闺中。
梁启超十分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但李蕙仙是官宦出身的大家闺秀，自己一介布衣怎敢高攀，他马上写信将此事告诉父母。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也觉不妥，由于自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门不当户不对，因而婉言谢绝了这门婚事。然而主考官竟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我家物色的是人才，并不考虑贫富，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必推却了。”这样，这门婚事就定了下来。
1891年冬，梁启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次年夏，李蕙仙随梁启超来到广东新会县茶坑村老家，长女思顺即生于此。
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蕙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到新会后，虽言语不通，也不习惯乡村生活，却能努力适应，像挑水、舂米、煮饭等事，无不亲为。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蕙仙大两岁，李蕙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由于从小读私塾，李蕙仙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诗善文，且性情豪放，遇事果断，有侠义之风，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1898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幸亏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李蕙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临危不惧的表现：“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并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
第二年10月，李夫人与公公携幼女辗转前往日本，与梁启超会合。看到李夫人抱着女儿梁思顺和父亲梁宝瑛一起走下客轮，在码头等候多时的梁启超，忍不住跑上前去和他们紧紧拥抱，喜极而泣。
在日本流亡的14年间，梁启超主要靠康有为的帮助和在日华侨的慷慨资助，生活比较稳定。他租住了神户郊外一幢面向大海、背靠山林的别墅，日日听闻海涛和松涛。爱其优雅，梁启超为宅子取名为“双涛园”。梁启超有4个孩子就诞生在双涛园里，梁启超称他们是“双涛园群童”。此时，梁家的日子虽不富裕，但毕竟有了一席之地，一家人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
李夫人和梁启超共生育了3个孩子，分别是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和次女梁思庄。她亲自给年纪小的孩子们授课，为年纪大的孩子选择学校，并检查他们的作业，对他们严格要求，有错决不姑息。
梁启超经常在外宣传变法，东奔西走，募集资金，无暇顾家，家政均由李夫人操持。她精打细算，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还帮助抚养梁启超三个年幼的弟妹及梁启超已故姐姐的三个孩子。因受“百日维新”的牵连，李夫人的堂哥被罢官发配新疆，李家的一部分亲戚也前来投奔，长期随梁家人一起生活。 在家政上，李夫人精明强干，是一家的主心骨，大事小事均由她拿主意，而梁启超几乎是个甩手掌柜。她治家严格，几近严厉，佣人稍有逾规之处，她便厉声斥责，有时还会打骂罚跪。儿女们有些怕她，佣人们更是怕她，因此有人戏称梁家是“慈父严母”。长子梁思成在成年之后还回忆起母亲的厉害：“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的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梁启超对李夫人是爱敬有加，爱她“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敬她“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励襄助……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由于她的鼎力内助，梁启超得以后顾无忧。
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活，一家人回到北京。不幸的是，1915年冬，李夫人患乳腺癌，虽经多方救治，做过两次手术，但至1924年春病情恶化，于9月13日病逝于北京。梁启超对她的去世深为悲痛，曾作《祭梁夫人文》，以寄哀思。
王桂荃（1886—1968）是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四川广元人，原名来喜，“王桂荃”是梁启超给起的名字。
王桂荃的童年十分不幸。她自幼丧母，继母听信算命先生说她“命硬，克父母”的胡言，经常虐待她。她的父亲开了一个小油坊，家里有几亩薄田，一家人勉强度日。4岁那年，父亲暴病而亡，继母携己出的孩子进城办丧事，把王桂荃一人丢在家里，于是账房先生乘人之危，不仅将家中财物席卷一空，而且还把年仅4岁的王桂荃拐卖给了人贩子。自此以后的几年间，王桂荃被辗转卖了4次，最后到了李蕙仙在贵州的娘家。1894年，李蕙仙回娘家省亲，见王桂荃聪明伶俐，又很勤快，于是决定把她带到北京梁家。在北京，王桂荃与梁家人相处融洽，很有人缘。据兴中会早期成员冯自由刊载于《逸经》的一篇文章说，“来喜深得女主人宠用”，“举家度支及锁钥概付其掌管”，据此可见梁家对她的信任。
1903年在李夫人的主张下，18岁的王桂荃与比自己大13岁的梁启超结婚。王桂荃与梁启超育有6个子女，他们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梁思礼是王桂荃和梁启超最小的儿子。由于是偏房，孩子们称王夫人为“娘”，而称李夫人为“妈”。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梁李两家逃往国外，由梁启超负担一大家子的生活，王桂荃此时“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也是她的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李夫人是小脚，出门远行不太方便，而王桂荃由于从小受虐待，经常睡在柴房里，夜里便偷偷剪断缠足布，所以长成了一双大脚。她不仅行动敏捷，还非常聪明，日语学得很快，讲得一口东京的标准音，因此由她负责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络。这样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大大开阔了眼界。
王桂荃虽然出身寒微，但性格坚毅，贤明，识大体，更兼聪颖勤奋，从未向命运低头。在梁家子女的教育方面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梁思成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梁启超能写出那么多著作，有很大一部分要感谢娘给他创造了一个和睦安定的家庭。我的兄弟姐妹很少打架拌嘴，娘总是用她的爱关心我们，教导我们。”“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李夫人之所以能够容得下一个陪嫁丫环做第二夫人，完全得益于王桂荃的忠厚老实和忍辱负重。王桂荃对李夫人的救命之恩感恩戴德，对李夫人言听计从，从无二心，这使得李夫人对王桂荃十分放心。王桂荃又是梁氏夫妇的佣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梁家上下几乎离不开她，特别是梁启超出门在外时，在生活上依赖王桂荃甚过李夫人。平时，王桂荃协助李夫人料理家事，梁启超外出时，她随行照料起居，有时还担任掩护。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由天津赴上海秘密筹划倒袁护国。住下后，他马上给思顺写信，要王桂荃马上到上海来：“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第二年春，他到了香港，又给思顺写信，要已经回到天津的王桂荃赶快到香港来：“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王桂荃还是梁家6个孩子的生母，血缘关系也把她紧紧地“拴”在了梁家。梁启超具有现代思想，他并不是封建大家长，这使得王桂荃得以成为梁启超家庭和事业的贤内助，故梁启超称赞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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