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房立民主编的《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2）》一书是我校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课题，旨在收集、整理和保存交大西迁的一些史料。本书由多位亲历者的文章组成，采用口述录音的方法整理出初稿，再经多次交谈、修改定稿。反映交通大学西迁中的感人事迹和杰出人物的贡献。

值此交通大学西迁60周年到来，房立民先生主编、杨澜涛博士协助完成的《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前两册问世，这是两本内容丰富感人肺腑的图书，是西迁前辈的礼赞，也是献给西安交大双甲子庆典的一份厚礼。

由房立民主编的《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2）》一书是两册之一，第二分册。

殷大钧 跌宕人生，往事流光

沈伯参 回忆交大西迁时的卫生科

翁巧仙 回忆迁校中的一百箱文书档案

章静 难忘的记忆

张玉璋 交通大学西迁琐忆

屠善洁 交通大学西迁忆事

王守基 我在西迁校园基建工地工作的回忆

方志文 回忆交大西迁时的学校广播台

陈林 马路上办公的校长

吴百诗 回忆西迁

庄为其 我在交大迁校前后的四十年

屈梁生 鞠躬尽瘁心血凝成伟业

宋声威 交大西迁往事回忆

赵卓贤 亲历交通大学西迁往事回顾

沈养民 西迁校舍基建回忆

高景孟 等迁校前后的幼儿园

张镇生 蚕丝吐尽织锦绣心血倾注育英才

赵世星 张鸿副校长对交大西迁的贡献

莫珲 西迁往事回忆

马知恩 忆交大初迁西安的日子

林文坡 我在交大读书、西迁和工作的回忆

朱继洲 难忘岁月六十年

王世昕 西迁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卞正中 西迁第一届入学新生

江涛 老交大的作风·精神

赵保林 交通大学迁校时的工务班

跌宕人生，往事流光

一、我的人生经历回忆

（一）我第一次入党前后情况

我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祖、父两代都是私塾及家庭教师，九岁起，随父亲来到上海在父亲任家庭教师的家里寄居读书，从书本和现实中深知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因此，在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不报考邮政和海关。因为在当时这两个部门都是帝国主义霸占的。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社会的黑暗十分痛恨。1919年5月4日爆发五四革命运动，我的印象很深，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相互相荡，激发新的观点与思想，是令人神往的岁月。是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但我阅读过不少进步刊物，例如《新青年》和鲁迅的文艺作品等。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十分向往和羡慕。1928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由葛春霖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朝曦社”。1930年冬，由张钦益同志介绍入党。张钦益即张立森，当时是清华党组织的书记，解放后曾担任河北省委等多种职务，“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入党后，我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政权黑暗统治的活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解放区的情况等，那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有张甲洲同志，后来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在作战中牺牲，还有于九公同志后担任黑龙江大学校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另外还有唐锡朝（即唐明照，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务）、胡鼎新（即胡乔木）等同志。1931年到1932年夏，北平市委调我到市内担任文化党团书记，我做过学生运动，领导社联、左联等工作。我在清华读书时，父亲早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我靠奖学金和亲戚帮助维持生活。这时，我也想寻找职业，但因大学没毕业，未能如愿。1932年秋经市委批准回清华读书，回校后，因功课繁重，感到无力做党的工作，就在这年冬经市委批准退党。

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很难找到职业，那时毕业就等于失业，我就在杭州给私人辅导学业，同时做些翻译工作。接着在1934年到1935年在浙江大学任助教。1935年秋至1939年春，在河南焦作工学院担任讲师。七七事变后，我随焦作工学院师生迁到西安，当时有大批热血青年经过西安奔赴延安，我心里十分激动。这时张立森和他爱人梁明也从杭州来西安，他们对我说，现在已不是安心教书的时候了，应该到前线去参加抗日。当时我的家乡嘉兴已沦陷，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接着我们三人就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并请求帮助我们到抗日前线工作。办事处就介绍我们三人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接着总部就派我们到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三中队去工作。这个纵队实际上是在我党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和帮助下建立的，但名义上是阎锡山的新军。我们到了以后在杨献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从1937年冬到1939春，先后担任多种职务，主要是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担任教务主任，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随营学校及第十一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政治主任，民族革命中学教务主任。当时杨献珍同志在召开党组织会议传达党的指示和布置工作时，都请我参加。他还把图章交给我，委托我代他批阅各种文件，并主持各种工作。有几次他带我到八路军总部，去见朱德总司令，有一次朱总司令和我们两人谈了一个通宵。朱总司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时我们表达了请总司令到我们学校来给师生讲话的请求，紧接着朱总司令亲自到我们学校向全校师生演讲，并合影留念。所有这些都使我深受鼓舞，都说明了党对我的信任。1939年夏，我离开山西时，三纵队派人送我到西安。（编者注：如今在山西省左权县武乡有八路军纪念馆、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八路军文化园等革命基地。）（P3－4）

前言

西迁人：流芳史册的伟岸群像

贾箭鸣

西迁人，即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在西安交大师生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声望，社会上广泛赞誉，校内外引为楷模。值此交通大学西迁60周年到来，房立民先生主编、杨澜涛博士协助完成的《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前两册问世，这是两本内容丰富感人肺腑的图书，是西迁前辈的礼赞，也是献给西安交大双甲子庆典的一份厚礼。

美哉吾校，史册流芳，成就伟业，关键在人。1955年启动，1956年形成高潮，1959年最终宣告完成的交通大学西迁，出自中央重要决策，源于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融汇着西迁师生员工的万丈精诚和无数心血。如果说交通大学的成功西迁是实现高等教育合理布局和科学发展的一个范例，那么西迁丰碑是由彭康校长率领的全体西迁人用青春、智慧和满腔热血牢牢奠定的。正如这两册口述史所记载的那样，60年前，“举家西迁高风尚”（江泽民学长语），艰苦奋斗铸魂魄，全体西迁亲历者——那些当年从繁华大上海毅然奔赴古城西安，在大西北黄土高原默默耕耘的教师、职工和学生们，以开拓者的勇气，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交通大学迁校后取得更快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建立了不朽功绩。

口述史贵在存真，口述的价值在于还原现场，在于更加真切看到人与事，并从中探寻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两册口述史图文并茂，娓娓道来，行文质朴，以大量鲜活的事例、脍炙人口的故事和波澜起伏的心路历程，展开了交通大学西迁的历史画卷，深化了我们对于西迁人、西迁精神和西迁道路的认识。我们从中体会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正是西迁群体的生动写照，是他们用实际行动乃至毕生努力创造出的丰厚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弥足珍贵，来之不易，凸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示了一流大学的真谛，是实现西安交大使命与愿景的不二法门。今天志在接续薪火勇攀高峰的人们，应该记住西迁前辈的事迹，记住这16个字，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

在这里，我不但要向本书的主人公——创造历史的西迁前辈们致以深深敬意，也要诚挚感谢主编房立民先生和他的助手杨澜涛博士。实施口述史在内的西迁史实“抢救工程”，是几年前校党委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由宫辉副书记组织开展，我本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鉴于口述史在我校初次进行，需要有经验的同志担当其事，我特别邀请了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房立民先生。他是我的老师，长于写作和编辑，一生笔耕不辍，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活跃人士，我入学就读期间和留校工作后，都曾跟随他学习采访，由此接触到不少西迁人，从中学到了很多。后来我们之间也多次愉快地进行合作。不过，虽然我这次选对了人，却忘记了对方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家了。但我所看到的是，“老黄牛更赛当年勇”，房立民先生不仅爽快地应承下来，立即就着手进行，还想了很多办法，千方百计把工作开展得更好些。他与新人职的杨澜涛博士一老一少亲密合作，一家接一家登门访谈，一遍又一遍整理录音，一次又一次推敲文稿，字字句句务求其真，废寝忘食在所不惜，短短两年多就紧赶着完成了41篇60余万字的口述史，其中所耗费的巨大心血可想而知。我想，这两册书的出版本身就是西迁精神发扬光大的一种体现。

口述史是稀缺和珍贵的，涉及交大西迁的内容就更是如此。岁月流逝，时不我与，西迁亲历者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了，许多前辈已经相继离开了我们，因此史迹的抢救非但势在必行，还很急迫。在本书所采访到的几十位西迁前辈中，我只是跟着去过建校元老王则茂老校长家里，与这位可敬的九秩老人有过一番深谈，于今言语犹在耳际，而老人家却已蘧归道山，来不及看到本书的出版了。事实上，已有多位接受过访谈的前辈在成书过程中不幸与世长辞。这警示我们加快步伐，抓紧开展相关工作，把所有应该留下的东西抢救出来，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资政育人作用。因而，以双甲子校庆为新起点，有关西迁历史的研究与宣传亟待深入，《西迁亲历者口述史》的其他几册也应该尽快问世，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图书系列。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同志们愿为此付出更大努力。

（作者系西安交大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