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获得二○○五年度简明图书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尽管小说明而不简: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清洁工——罗莎里奥和米拉格罗斯讲述她们的生活。先是前者用第一人称叙述她们的遭际,尤其是她自己的不幸:久病不愈的母亲、游手好闲的父亲、离家出走的姐妹,以及与她或远或近的各色人等(他们的行为大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米拉格罗斯专心收罗各种废品,却并非为了换钱。于是一个整天望着街道和天空,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另一个“玩物丧志”,靠忘却延续生命。生活如斯,亲人之间更是形同陌路,伙伴之间(包括男清洁工莫沙)难以相处。最后,独白终于变成了对话:罗莎里奥和米拉格罗斯借此聊以自慰。好一个被遗忘的弱势群体!林多希望用她的小说唤醒“高贵者”麻木不仁的灵魂。
她们同是出身和经历相似的市政清洁女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心态。罗莎里奥孤傲冷漠,怨天尤人,连自己的名字和长相都不满意,抱怨自己为何必须清扫别人扔下的垃圾,对同伴米拉格罗斯给予的帮助非但不感激,反而还鄙视和讽刺她。米拉格罗斯虽是孤女,却纯朴乐观,能在清扫垃圾时唱歌,在帮助别人中获得心理满足和愉悦。一次,她在垃圾桶里发现一弃婴,便执意抱回家中抚养,但婴儿很快夭折,她的希望和寄托破灭了,随即她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她们相处的最后阶段,罗莎里奥终于开始理解和珍惜她了,然而却为时已晚。
第一章
我的面孔和名字,我都不喜欢。其实,这两样东西是一回事。就好像在这个名字包裹之下我不幸福,可是又觉得是命运把我甩给了这个名字,照着它做出了我,再没有哪个名字能定义我是什么样了。已经无路可逃。我轻唤自己的名字:罗莎里奥,我看见每晚镜中映出的面庞,鼻子大,眼睛也很大,可是充满悲伤,嘴唇线条很好,可是太薄了。我轻唤罗莎里奥,名字里有我全部的人生轨迹,因为从小时候起我的脸就没变样,从我还是个小女孩起就带着成年人的名字和一副沉重的表情。我轻唤罗莎里奥,好像听到妈妈在叫我,那时她在走廊叫着我的名字,那时她还记得我的名字,她用托盘给我端来饭菜,摇摇晃晃吃力地走着,总是向左歪,总是一脸失望,跟我妹妹通电话的时候,这失望的表情就烟消云散了。我轻唤罗莎里奥,我原封不动回忆起她失望的表情,我妹妹不在家,妈妈还没有开始往柜子里藏,我妹妹就溜了,她回来只是为了给妈妈送终。我妹妹说:“你看呀,妈妈认得我。”瞎说,真是胡说八道。她连我都不认识,那时我每天给她换尿布,把她绑在椅子上免得她在走道上屙尿,还把屎涂抹在墙上。我跟她说:“妈妈,我要把你捆上,我这就捆。”有时她竟伸出胳膊让我捆,就像个小孩儿,知道要是控制不住冲动就会干出傻事来。
我轻唤罗莎里奥,我思考现在的自己,以及我本来可以成为的种种。我知道我不老,可是告诉我,我怎么能突然改变,告诉我怎么改变,一个人搅进了不喜欢的事情里,怎么让现状翻天覆地变个样儿。尽管在过去的一年我粉刷了墙壁,挂上了日本式的纱窗帘,把妈妈房里的所有东西都卖了,包括那个穿衣柜,妹妹固执地认为那柜子值几个钱,我就跟她说:“你来搬走啊,要么你来卖了它,你来办。”可她想让我管这事儿。总这样,她监督,可是从不动手干。最后我贱卖给了旧货市场的吉卜赛人,终于摆脱了那柜子,我如释重负,当时差点儿倒贴钱让人搬走。天晓得这会儿谁在柜子前照镜子呢。
她不是藏在带穿衣镜的立柜里,她往一进门的壁橱里钻,可能是因为有一次我看见她要钻进衣柜里,就打了她手一下,跟打小孩一样,我把柜子上了锁,钥匙放在口袋里。弄完了,我想了好一会儿,这做法像是监狱看守或者精神病院的护士。当然我怕她把衣柜压散了,尽管到最后妈妈已经很轻了,如同失去水分干瘪的水果,就像纸做的。她看着自己的手抽泣了会儿,跟小孩一样,然后朝走道里的壁橱走去。
床垫儿我是凌晨三点搬下去的。我让米拉格罗斯开着小卡车来收走。我住的街道不在米拉格罗斯打扫的范围,能求米拉格罗斯的事,别人就是看在朋友分儿上也不敢做。我知道垃圾车早晚会把床垫拉走,可是我不想每天早上出门看见它还在那儿,那床垫套了一层又一层床罩,里面藏着尿、呕吐物还有母亲最后那段日子的恶臭,无论怎么给她洗,怎么喷香水也挡不住的恶臭。
结果很好笑(我希望当我说“好笑”时,别人能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说话的方式。我本应该说结局是戏剧性的,可是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说“好笑”)。我妈从没喜欢过米拉格罗斯,好像她认为我人生路上跌了跤,该由米拉格罗斯负责。我说好笑,因为她去世之前一个月,我因肾炎发高烧,是米拉格罗斯(不是我妹妹,也不是哪个邻居)搬到我家来,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给那个瞧不起她的女人换尿布,被人需要让米拉格罗斯很高兴。这个新的母亲是我妈妈,那个往壁橱里钻的老人,干瘪的果子,她早忘了先前的态度,先前的爱答不理,抚摩着米拉格罗斯的脸,叫她女儿。老实说,不是别人,而是米拉格罗斯在照顾我们,我觉得是一种失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理解我的意思,却不认为我卑鄙无耻。我知道这样想太可耻,可是我内心在想: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除了这个长着一张孩子脸,吃垃圾食物吃得肥胖,单纯得近乎不正常的女人,难道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愿意帮把手吗?
我不是在这份工作上认识米拉格罗斯的。我们俩从小学就认识,我是有机会甩开她的,这个我也说不清。要是我想摆脱她,其实有很多机会。但我不知道怎么摆脱,要么是不愿意摆脱。现在我也不知道了。我们的友谊经历了三个阶段,唉,我觉得这算不上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友谊,除了默契,还有某种需要,不过我到现在还没理清楚。可以说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些年来米拉格罗斯固执地跟在我身边。我们三次相逢,我也有三次机会甩开她。
一直就那样,我们的关系一直就那样,尽管有人认为人会变。胡说八道。我已经标上了印记。罗莎里奥,这就是我的印记,一个怪孩子的印记。米拉格罗斯从一开始就认出了我的印记。五年级还是六年级,从那年开始,在学校的院子里。她,一个刚从乡下来的怪孩子,认出了我,另一个怪孩子。怪人都能互相嗅出味道。不同的是我一直都在努力成为正常人,离开怪人部落。可是别人不让。我人生最高的追求:成为正常人。
女孩子们常常拿些傻事跟她打赌:给她点儿钱看她怎么把口香糖扔到地上,踩上一脚,再放进嘴里,或者用一种长在空地上叫做“割舌草”的枝叶把嘴里弄出血来。米拉格罗斯伸出血淋淋的舌头,女孩子们吓得大叫,跑得远远的。别人笑她,她也不生气,这让我十分恼火,那时我才九岁。她非但不生气,还哈哈笑着追她们,所有人都笑疯了。后来也不给她钱了,不需要了。米拉格罗斯喜欢引人注意,哪怕是干些疯疯癫癫的事情。她们叫她丑八怪。丑八怪坐到了我旁边,或许是别人安排她坐那儿的,我已记不起来了,她把她的地位传染给了我。别人指着我们俩说我们是怪物。我刚说了,那时我九岁或是十岁。我跟她吵,指责她嗜好出洋相,她认真听完以后跟我说:“你呀是嫉妒我的人缘。”可以说我们的谈话一直就是这样。人会变吗?我怀疑。可能一生中只有钱能让我们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爱好赌博游戏,要是我突然得到一大笔钱,就可以提升人格,过上符合我理想的幸福生活,可这事从没赶上过,不过是猜测而已。
别人怎么看她,她全然不觉,每人大脑都有个部位告诉我们别人在嘲笑我们,让我们感到自己出了洋相,好像她的那个部位不管用。她把别人的耻笑转化成别的东西。她觉得人们喜欢她,她对此深信不疑,真的,有几次差点把我说服了,差点让我怀疑自己,确实她总有本事钻到别人家的晚会上去。我肯定那些人不是出于友谊邀请她,叫她去只是为了找个乐子,或者让她给端水倒酒,谁知道呢。可她不这么看。每个群体都需要个傻瓜。傻瓜决不会孤单。我是这么看的。谁愿意跟个扫兴鬼待在一块儿呢,就算那扫兴鬼比傻瓜聪明。因此我总是孤独。
我有现在的谋生手段真得谢谢她,是因为她我才开始干起垃圾清扫的。也不是捡了什么大便宜。两年前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说:“咱们去喝点儿东西吧。”我一再说不去了,不去了,对以前的事还心有余悸,可她说有个环卫合同还有几个名额,说实话,我当时没钱,靠我妈的养老金勉强维持生活,她又一次把我骗了。这是第三阶段。自从她开着她叔叔科斯麦的出租车那会儿(第二阶段),我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她了,差不多八年。从高中二年级我们就不再见面了,她高中没读完,二年级就辍学了。事情大概是这样发生的:一天早晨,非常早,还是黑漆漆一片,我出门去当时做清洁工的旅行社。我怕我妈不高兴,就没说在做清洁工,我跟她说在客户接待部,有办公桌和电脑,我妈对生活一无所知,很容易骗的。那天,记得是二月,我躲在公共汽车站,冻得要死又困得要死,周围的人和我一样又冷又困,我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车站。我和其他人理都不理。这时喇叭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朝那儿看。车窗放了下来,谁探出了头,竟然是米拉格罗斯,还是那样的微笑,她说:“姐们儿,也不跟朋友打个招呼。”她给我打开车门,说送我去上班。我上了车,暖气很足,收音机开着,坐在里面,暖暖的,体会纯净的幸福。我还有十五分钟的富余时间,她把车停在埃及神庙公园,对我说:“咱们得庆祝重逢。”说着,卷了一支大麻烟卷。
P1-5
《你的一句话》是西班牙女作家埃尔维拉·林多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两个女清洁工的故事。罗莎里奥出生在马德里市区,年幼时,父亲弃家出走。米拉格罗斯出生在乡下,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叔抚养长大。她们在_学校里相识,成为同桌。同样在幼年时即遭遇不幸,但两人性格完全不同。罗莎里奥自视清高,孤傲冷漠,而米拉格罗斯简单、纯真,乐于取悦别人。在罗莎里奥看来米拉格罗斯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成年后两人都从事着普通的体力劳动。一天早上命运又让她们走到了一起,米拉格罗斯开着叔叔的出租车,认出了正在等公交车的罗莎里奥,从此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后来失业的罗莎里奥整天陪伴米拉格罗斯开出租车。米拉格罗斯觉得这段日子是非常美好的回忆,而罗莎里奥却认为是自己人生下坡路的开始。由于叔叔收回了出租车,两人又一次分开了。几年后她们再次重逢并一起当上了市政清洁工。罗莎里奥从一开始无法接受这个工作到逐渐屈服于命运安排,此外她还要独自照顾病重的母亲,这期间,乐观真诚的米拉格罗斯给了她很多无私的帮助。然而罗莎里奥仍旧不知珍惜米拉格罗斯的友谊。
一天早上,米拉格罗斯发现了一个弃婴并执意抱回家作为养子。然而婴儿很快就夭折了,米拉格罗斯的希望也破灭了,她回到出生地,将死去的孩子葬在了那里,随后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只是在米拉格罗斯生命的最后阶段,罗莎里奥才开始真正了解她,珍惜她。永远失去了朋友的罗莎里奥在男同事莫沙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她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
小说中的主人公罗莎里奥是典型的对人生不满却又无力改变自身现状的社会底层人物。她聪明,叛逆,对自己的一切都不满意:她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不喜欢自己的长相,厌恶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她不接受天主教宣扬的认命和逆来顺受,她嘲讽波莉安娜的“快乐理论”,她向现实中的贫富不均、机会不等发出抗议,呼唤社会公正。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冒着寒冷清扫别人丢弃的垃圾,她抱怨找不到理想中的男朋友,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改变命运的安排,从头再来。然而要改变命运,提升社会满意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要面对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庭不幸,没有大学文凭,没有机会,还有她自己悲观的人生态度。在她看来,“……我们面前的生活是丑恶的”。她要做的是抹掉过去,摒弃一切会勾起回忆的东西,哪怕是美好的回忆(例如第一次领圣餐时得到的茶杯),她要让现状翻天覆地变个样儿,以此展开人生全新的一页。
虽然自幼父母双亡,米拉格罗斯却永远不缺少微笑和快乐,并以自己的热情感染周围人。她能很快适应各种环境,不将自己的处境与人相比,不抱怨也不嫉妒。她在清扫垃圾时也能欢唱,也能享受食物的美味,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心理的满足。她喜欢捡拾旧物,发现其尚可利用的价值。这就是她与罗莎里奥的不同,一个要斩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另一个则无限留恋旧时光。也许正因为此,米拉格罗斯才选择了永远回到家乡,回到从前。
埃尔维拉·林多对于社会现实的观察精辟独到,对于人物的分析深刻贴切,对于篇章结构的设计和语言的驾驭达到了令人叫绝的水准,她能以相当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触动心弦的话语展现普通人的生活。作品深思熟虑的巧妙布局以及从心灵深处进射出的震撼语言令人赞叹。
小说前三分之二主要以主人公罗莎里奥内心独白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无足轻重的人生,与家庭的关系,以及与朋友米拉格罗斯的关系。由于不同人物的话语常常交织在同一段落中,读者要紧跟情节线索才能分清哪句话是哪个人物说的,从而透过罗莎里奥的眼睛了解每个人-。作品后三分之一打破前面的内心独白形式,转而采用一般小说中常见的人物对话,让读者能听到米拉格罗斯的声音,直接地了解她,而不是透过罗莎里奥的眼睛间接地观察她,不再是罗莎里奥带有个人观点的叙述。不管是罗莎里奥的转述还是人物的直接表达,对话占据了作品的相当大篇幅,读者就是在人物的一声声叹息中走近他们的。
小说行文时而采用短句,甚至未说完整的句子,表现主人公在自我分析内心活动中时断时续的思路;时而又是枝叶相连的长句,读者要跟着主人公一起理清矛盾缠绕的内心。小说的语言相当凄苦悲凉,常带有嘲讽性的幽默,有时是黑色幽默,可以看出主人公面对不幸,面对失败的人生,充满痛苦和无奈。书中一些章节如此直白地描绘现实披露内心,说出了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读来尤其让人触动,比如罗莎里奥厌倦照料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甚至盼着母亲早点儿死去;她与妹妹帕米拉之间的矛盾;她和心理医生之间的谈话等章节。
《你的一句话》触及并剖析了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现实及失落感,里面讲述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人物也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国家和社会。我们的生活中不乏罗莎里奥这样的灰色小人物,他们孤独,失意,同时期待讲述自己的故事,道出深埋的内心话语,他们的最高要求就是生存,体面的生存。所幸的是,有埃尔维拉·林多这样的作家用眼睛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用耳朵倾听他们的故事,用笔墨讲述他们的心声和渴望。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很多读者都被小说撞击心灵的语言打动了,从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自己人生某一阶段的影子,他们对主人公的悲喜与无奈感同身受,与主人公的诉求和呐喊产生共鸣。
小说作者埃尔维拉·林多一九六二年出生于西班牙南部城市加的斯,学习新闻学,一九八七年开始担任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员,并为电台和电视节目撰写脚本。以这些脚本为基础,她创作了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小四眼儿马诺罗》,自一九九四年第一部出版后即获得巨大成功,并改编成电影。写给成年读者的小说有《另一街区》(1998)和《比死亡更出乎意料的事》(2003)。她长期为西班牙《国家报》撰写文章,其中一些幽默诙谐、见解独特的短文收录在《夏天的红葡萄酒》(2001),《世界是一方手帕》(2001)和《又一个夏天与你在一起》(2002)等文集中。她于一九九八年获得国家儿童文学奖,《你的一句话》获西班牙二○○五年度简明图书奖。
译者
2008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