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是中山大学仅有的四位一级教授之一。
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他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强烈主张向西方学习,在文化观上持“全盘西化”的态度。
他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一生担任过四所著名高校的行政领导职务,其中在解放前后的岭南大学、20世纪60年代重建的暨南大学,担任过校长正职,先后主持两校的全面工作,为两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善于凝聚人才,在40年代末的动荡局势下,他聘请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一流学者来到广州,为日后中山大学和中山医学院的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广延人才的举动及其效果,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或只有早期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方能胜之。
他就是陈序经。本书记叙了陈序经一生的事迹、学术和思想,用具体的事实说明这样一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热爱祖国、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崇高理想,展现陈序经献身科学教育事业、勇于攀登学术高峰的杰出成就,以及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陈序经,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从青年时代起,两度留学欧美,勤于治学,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作近1000万字。他亦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是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参与了多次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在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他先后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从教,在20世纪50年代,是中山大学仅有的四位一级教授之一。他又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主张教育的现代化,担任过南开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行政领导职务,其中在解放前后的岭南大学、60年代重建的暨南大学担任校长,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书记叙了陈序经一生的事迹、学术和思想,用具体的事实说明这样一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热爱祖国、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崇高理想,展现陈序经献身科学教育事业、勇于攀登学术高峰的杰出成就,以及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二)再度留学德国
陈序经毕业先回到上海,本打算和父亲回乡,再到新加坡等地游览,然后去欧洲继续求学。可是回国后,立刻受到岭南大学钟荣光校长的邀请,请他去岭南大学任教,在岭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当了一段时间的助理教授。在这一年中,陈序经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黄素芬。黄素芬是广东省中山县人,她因父亲在广州真光公司任职,从小在广州长大,先后在广州的真光小学、真光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岭南大学教育系就读。黄素芬清秀漂亮,个子在广东人里面也算高挑的了,陈序经长相一般,而且由于长期用功,身体很瘦削。可是黄素芬就是喜欢读书、教书、做学问的人,于是两人结成连理。
陈继美和陈序经仍念念不忘到欧洲留学的事情,1929年夏,陈序经将岭南大学的工作告一段落,在新加坡完婚后,携夫人赴欧洲,先乘法国轮船由新加坡到法国马赛,转乘火车到巴黎,再乘车到德国柏林。1929年到1930年,陈序经在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主要研究政治学,一年后又到德国北部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学院学习。继续研究主权论和社会学。
德国在近代世界学术和教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德国的文化传统注重理性,德国的教育传统注重研究。19世纪初的德国,以费希特、洪堡、康德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充分发扬注重理性的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和重视研究的大学教育传统,以“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为办学原则,创办柏林大学,并以此为模本改造老牌大学、创设其他新的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的先河。在一个多世纪中,德国成为世界学术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并因教育的发达,又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科技和经济发展,19世纪50、60年代以后。德国的工业以高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到德国求学,显示了陈序经立志深入世界学术中心探源的决心。同时,德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也给了陈序经极大的启发。
和在美国一样,德国的留学生活给陈序经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他后来回国后记述:
在旭日初升或太阳西落,以至明媚月夜的时候,在海旁的长堤,在花园的树下,格外觉得美丽,格外觉得幽雅。而且德国人民是最具有音乐天才的人民,最喜音乐娱乐的人民。在这种景色之下,你总会听到各种音乐若远若近,若起若伏。时而雄壮如排山倒海的声音,时而温柔如情郎倩女的细语,真是使尔心往神驰……
这又使他在享受这种生活时,同时联想到国内一般的人民的生活,对比之下,感慨万千。在德期间,陈序经勤奋从事于学术研究,搜集大量资料,同时学习德文、法文和拉丁文。他差不多每天都花费十多个小时去研究主权问题,写成的稿子积有两三尺之高。据陈序经自述:“不但是欧洲公园的瑞士,没有时间去领略,连了人家每月一次送来的Staatsoper的入场券,我也抽不出空暇来陪我妻去听听。”而妻子黄素芬除了照顾陈序经的生活外,也自己学习德文,当陈序经学术上的助手,担任打字、记录等工作。
就在这种紧张繁忙的求学生活中,陈序经仍然保持着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兴趣,思考的程度逐渐加深。1930年5月,陈序经向远在广州的《岭南学报》投稿,发表了一篇欧游杂感——《孔夫子与孙先生》,对孔子与孙中山在思想主张上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孔子是中国两千年来“不朽”的至圣,孙中山此时也在世界范围的华人中得到普遍的尊崇。陈序经清楚地观察到同样受到崇拜的孙中山与孔子根本上存在差异。他认为孙中山是向西走,而孔子是复古。孙先生与孔子,有不同处,但又有相类似的地方。陈序经认为,从文化的物质方面来看,孙中山主张全盘效法西方,与孔子相反。孙中山对于物质文化相当注重,他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这种思想和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而轻视和反对物质生活的见解。显然是不同的。“向西走的孙先生,与向后转的孔子,相去甚远。”孙中山在政治上的民权民族主义,是根据中国的固有思想,而取资于欧美的制度;民生主义,于中国固有思想无所因袭,而且反对孔子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从文化的道德方面来看,孙中山和孔子有十分相同的地方。陈序经指出,孙中山选择了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次是信义,次是和平。这种固有的旧道德,就是孔子的根本道德。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没有抛弃孔子的基本立场。从文化的政治方面来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分两个层次,既肯定中国传统政治的目标,又承认西方的政治制度才具有实行的价值。“孙先生以为孔子的思想,并非有背于现代思潮,不过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补救之方,在于取资欧美之制度。”在进行了以上的比较之后,陈序经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想若孔子而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代表,则孙先生可以说是近数十年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
P28-31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这虽然只是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但完成之后,仍然使我心潮难平。我自知对传主的思想、学术的理解,还是相当的肤浅,但我却希望能够通过这本小册子,寄托一些心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对陈序经研究的开展,自己在学识、品德和情感上,都有所增长或升华,而这些,是渴望与人分享的。我通过阅读陈序经,一次次走进他的世界,也一次次为他的特立独行、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而感慨不已。如果能够通过这本小册子,使更多的朋友认识和理解陈序经,认识和理解我个人这些感慨的来由,那我的心愿就实现了。
本书既然是以通俗为主要目的,记叙的流畅、说理的浅明是首要的追求。因此本书与一般的学术性专著不同,它无法承载专门的学术考证和理论论证的使命。但是即使如此,有两点是需要说明的:第一,所有这些故事性的叙述,都是有基本的史料作为依据的,绝无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或文学描写的成分;对于一些尚且存疑的故事,或一面之词,都已经慎重地作了取舍。第二,笔者在多年研究过程中,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看法,虽然不能在本书中详细论证,但也尽量把这些看法融贯进去;其中有些观点,在这本书之前,尚未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过。
能够完成此书,得感谢几位史学前辈。《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的副主编、中山大学历史系张荣芳教授给予机会,将本书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这个晚辈,并经常督促指导,令我十分感激。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家有教授详细审阅了初稿,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见,纠正了我一些片面的个人理解。我最早进入陈序经的研究,就是追随林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今又能再次得到林师耳提面命,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撰写提纲和初稿的过程中,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谢放教授也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他的宝贵意见已经被充分地吸收进本书的修改稿。
《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的副主编、广东省社科院黄明同研究员和负责联络的蒙秋雅女士,也经常关心和督促本书的写作。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陈启方先生、卢雪华小姐、黎捷小姐为本书的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帮助改正了许多错漏疏忽之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部系统的陈序经的传记,但已有一批研究专著和论文,有的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其中不少作者是我的同辈,也是我的好朋友,如华中师范大学的田彤博士、南开大学的刘集林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的张世保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博士。在有关陈序经研究的几次学术研讨会上,我也认识了不少学者,如南开大学梁吉生教授,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广东文艺创作研究所陆健东先生,暨南大学夏泉教授、马兴中教授、陈合宜教授,广东省档案馆黄菊艳研究员。我拜读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在书中吸收了他们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山大学端木正教授、林家有教授、余定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研究员等对于陈序经先生的高度评价也启发了我的思考。由于《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体例的原因,对于上述成果的吸收无法在内文中一一注明,只能在正文之后的参考书目中加以列举,敬请他们谅解。关于陈序经先生的早年生活和家庭情况,较多地参考了陈序经先生的公子、华南理工大学陈其津教授所写的《我的父亲陈序经》一书,有关陈序经的大部分照片也取自该书。多年来陈其津教授一直对我的研究很关注,提供过不少资料,有过多次深人的交谈,使我获益良多,我也十分感谢他。陈序经先生的女公子陈夏仙、陈渝仙、陈云仙、陈穗仙女士对父亲的回忆也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书中最后引用的诗是著名诗人陈忠干先生的作品。
在我初次接触陈序经的研究时,我的女儿刚刚出生。现在她已经是一名初中学生了。我盼望她快快成长,能够加入到这本书的读者队伍中来。
赵立彬
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