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精)》为北大著名学者傅刚的最新学术成果，针对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特征、文体在汉魏六朝文学写作和批评中的作用、《文选》与《文选》学、《玉台新咏》的编纂等问题，都得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本书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是难得的汉魏文学研究的学术著作。

傅刚教授，1956年5月出生，江苏省睢宁县人。1982年1月毕业于江苏省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7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6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8年7月出站。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对汉魏两朝的文学研究有着独特的见解，获得了学术界高度的认可。

本书收录了作者三十六篇论文和两篇附录，共计三十八篇文章，分“总论”“汉魏六朝作家作品研究”“《文选》与《玉台新咏》研究”三部分。作者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三十余年，研究方向集中在汉魏六朝文学上，其对《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研究，代表了当今学术界的zui新水平。本书所收文章，是作者在此领域中多年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研究特点是以文献清理和考订为基础，尊重学术传统，同时使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倾向堂庑正大的研究；对文学现象形成的考察，注重探讨内部规律和联系，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讨论现象发生的原因；解释重于评论，以同情的理解，考察历史现象。因此在汉魏六朝文学相关研究中，能够取得优秀成绩。如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特征、文体在汉魏六朝文学写作和批评中的作用、《文选》与《文选》学、《玉台新咏》的编纂等，都得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总 论
略说中国上古的史官传统………………………………………… 3
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18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38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走向独立的标志………………………… 58
赋的来源及其流变……………………………………………… 67
汉代辞赋与乐府………………………………………………… 74
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 81
邺下文学论略…………………………………………………… 99
太康文学思想述评……………………………………………… 112
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及梁前期文学状态……………… 124
以萧统为中心论梁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与创作………… 143
文史与诗文评———论文学批评的分类……………………… 172
汉魏六朝作家作品研究
《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189
时代思想的异端者———评王充《论衡》…………………… 205
东汉末年的曹操………………………………………………… 242
读诸葛亮《出师表》…………………………………………… 258
《典论·论文》二题…………………………………………… 267
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合作)………… 272
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 286
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 292
论陆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307
关于陆机生平几个问题的澄清………………………………… 319
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 335
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兼论宋本《乐府诗集》、
《陆士衡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 342
吴迈远生平事迹考……………………………………………… 354
《文选》与《玉台新咏》研究
《文选》与中古文学研究……………………………………………359
《文选》的流传及影响……………………………………………… 367
二十世纪《文选》学研究…………………………………………… 374
论《文选》与《诗品》、《文心雕龙》及《文章缘起》间的关系…… 392
《文选》三十九类说考辨…………………………………………… 415
关于《文选》分类———屈守元先生《绍兴建阳陈八郎本
<文选>五臣注跋》读后…………………………………………… 423
论《文选》“难”体………………………………………………… 427
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 445
《玉台新咏》研究二题…………………………………………… 458
《玉台新咏》及其编纂研究……………………………………… 466
《玉台新咏》与《文选》………………………………………… 486
附录一 略说《千家诗》………………………………………… 499
附录二 略说寿普暄批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505
后 记…………………………………………………………… 516

《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
从附论的身份说，沈论与李、挚二论也是相似的。这恰恰是我们讨论的焦点所在，即这一部分的产生，其学术思想渊源同样来自《七略》、《汉志》。《七略别录》及《汉志》序论部分正是担负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史学家远比文学家领会得早（挚虞、李充首先是作为史学家的工作），只是沈约偶一二次为之，又不如佛学史家的慧皎更为集中使用而已。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六朝文学批评是深受到史学传统的影响的。中国是史官文化极发达的国家，史家的职责早有规定，《礼记·曲礼上》说“史载笔”，同书《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家传统的悠久。司马迁撰写《史记》，其立志亦带有强烈的史家责任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惧图籍散失混乱，也是出于史家的职责。史家传统（如史官文化的观念、史书的撰例）在社会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后起的文学批评，在观念以及方法上都不能不受其影响。以六朝几部（篇）文学批评专论为例，来自史官手中的有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论文部分）、谢灵运《宋书·文学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任防《文章始》，等等。刘勰虽非史家，但《文心雕龙》实是采用了史学观念和方法（如追源溯流的指导思想及主张通变的观念）。的确，六朝文学批评一直呈现着两种批评派别，可以称为史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前者主张通变，后者主张新变。文学批评采用史学的观念和方法，除上述“考镜源流”之例外，当是通过史书形式反映的文学批评内容。
……

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代序)

忽然接到傅刚来电，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选集写个序，当时的反应实在是诚惶诚恐，不知所对。我一直在期待先睹其书，没想到先书而来的却是命题作文。傅刚是我“多重”学兄，也是我敬重的学者，他在学术上犹如站在山顶，而我尚在山脚跋涉，怎能道得他的一襟怀抱、满眼风光？于是我婉辞：这事非同小可，就算我不惜破戒，也不是合适人选……他的回话却很干脆：你了解，随便写。于是只能遵命，好在他的话也给了我一些信心和勇气。不过，“随便写”可以，“序”还是不敢当的。

苏北之北有徐州，徐州东南有睢宁。据说乾隆爷过徐，曾有“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金口玉言，徐人至今引以为“荣”。当然更值得荣耀的是刘邦和他的伙伴们，他们从徐州西北的丰、沛冒出来，竟一路打出个大汉天下。而睢宁人津津乐道的还有黄石公、张良、吕布等，认他们都是“俺这里人”。其实东邻的楚霸王项羽，也让睢宁人倍感亲切。这个楚汉之间的小县，似乎一直是徐州的穷乡僻壤之最，却也保存着不少古风。傅刚和我就生长在这里，他家离县城约十里，我约四十里；他是1956年生，我是1957年。在那个风雨不时的年月，我们各自在所属的农村挣扎成长，直到1978年才先后来到同一个校园———徐州师范学院，他是中文1977级，我是1978级。在大学，他先做作家梦，后来转向古代文学研究，主要兴趣在魏晋，毕业论文写的是陆机；我开始也痴迷于文学创作，后来也转向古代文学研究，兴趣也在魏晋，毕业论文写的是曹丕———这些“惊人相似”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而我们的相识却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后来他到上海读硕，我到杭州读硕，通信之外，也互邀来玩儿，假期来回还经常一起“挤”火车，有时“贴身”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好学且专注，所谈多与学问有关，还带我去拜见曹融南先生、马茂元先生。他毕业留校当老师，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下文简称为“研究生院”)读博，接着到北京大学作博士后并留校至今；而我多有蹉跎，后来也到研究生院读博。这期间，我们的交往更多些，或者我去，或者他来，总以我到他那儿居多。去了就一起转书店，一起逛校园，一起呼朋唤友、喝酒聊天。再后来我辗转中原、岭南，天各一方，聚少散多，鬓发霜繁，不觉三十余年！然则他在我心中，早已亲如手足、敬若师长了。

这种亲敬自然与他的为人为学有关。说到为人，我觉得傅刚很有些“汉魏”———就像他所研究的汉魏六朝文学，是那种质朴与秀丽、浑厚与精细、大气与严谨、理智与性情、自信与谦卑、热烈与沉静、执着与随和、激昂与淡定、默讷与酣畅、快意与忧患、慷慨与感伤……兼得相济、收放自然、张弛有度的人，而在大体上则属于质外慧中、面冷里热的一类。初次接触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有些“普通”，了解多了便会服其博雅和高明。而且交往愈深，愈会感到他的可爱、可亲和可靠，情谊也就愈“铁”。当然这种“铁”是由他的厚道炼成的。他是那种非常眷恋亲友、珍重情谊却又不愿表达的人，就在他的“无声”之中，你能感到他的自然、真诚、温暖和踏实。他是发自内心的“助人为乐”，不仅尽心竭力，而且经常“先人一步”地为之谋划和努力，事后那人才知道，或许永远不知道。他既能体谅人，也能宽容人，尤其乐言人善，成人之美，却很少谈自己。即使在大醉之下，也从不自我吹嘘、诋侮他人。他经常像叨念一样谈起的，是给过自己帮助和教益的人，那种由衷的感怀之情，令人动容……这样的人是难得的，所以我经常为他所感动，也为自己而庆幸。我有时想：“寒苦”出身的傅刚，如此的为人，是完全出自天性的淳厚善良么？应当不是；是完全由于学校和书本的熏染么？似乎也不是。我以为，除了本性和外染，还与他的主动修为与恪守相关，而这又是与其长期的读书为学相伴随的。如果说这样的为人属“道德”的话，那么他的道德很大程度上得自主动的学习和修持。易言之，他并不是只把“做学问”当作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将其作为向善的机缘和途径，追求道德学问的共同进步，不仅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还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君子”乃至“圣贤”。

傅刚在为学上的具体得失，限于专业和水平，非我所宜评断。其实有些情况已广为人知：他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魏晋风度》、《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等著作和诸多论文，学者称其扎实，后两种尤其为“选学”力作。他是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获得者，现在担任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当然，他还是北大教授、博导———这些大抵可以代表体制内外对他的学术评价，本集也可作为参证。当然最终的定论还应交由学术史，我这里只想就其为学的风格———作风和品格———谈点个人感受。

傅刚的为学，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就是“一老本等”———既敦厚实在又规矩本分，既勤奋刻苦又乐此不疲，既专心致志又坚守不移，既自信自足又内敛不张，既本色地道又不卑不亢，既深谙其道又不轻不狂……当然“一老本等”也有老实而不够精明、笨拙而不够巧慧、呆板而不够灵活、保守而不够机变、迂愚而不够随流、寒微而不够发达、默默无闻而不够赫赫有名之类的意味。总之，既有正面的褒义也有负面的微词，具体所指因人而异，所取如何，通常多取前者。然则“一老本等”其实是两个方面的统一：选择了正面的，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负面的；或者说宁肯承受负面的，也要坚持正面的。正是在这样的选择和实行中，形成并凸显出傅刚为学的风格。

本集三十多篇论文，前后跨时三十年：最早的一篇为《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发表于1984年，系本科毕业论文，故其撰写时间应更早)；最晚的一篇为《略说中国上古的史官传统》(发表于2011年)。这些论文(并参之以专著和相关情况)显示，傅刚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93年是个转界。在前一阶段，他的学术起点较高，路子亦正，作风扎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过总的说来，关注比较广泛，问题比较“一般”，方法上多用论辩，旨归多在“意义”，因而可以说是以“评论”为主的阶段。本集“总论”部分的多数论文，还有专著《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都写于这个时期，应该不是偶然巧合。然则这种“评论”性的研究正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这表明傅刚此期的为学尽管个性已显，但仍未能远超“时流”，还没有形成对于自己独立风格的清晰意识和自觉追求。后一阶段的论题多集中在《文选》和《玉台新咏》，与此同时，他的《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也相继完成，即将出版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也应属此期成果。这个阶段的显著变化是：关注的范围大幅收缩，注意力集中到“点”上，方法上多用考证，旨归则在于“事实”，因而可以说是以“实证”为主的阶段。这样的变化显然是其主动选择和自觉坚持的结果：《昭明文选研究》是他的博士论文，《文选版本研究》其实是博士论文的延伸，而《玉台新咏》研究也可说是前二者的延伸……如此前后一贯、持续用功达二十年，无疑是“有意为之”：“有意”地损之又损、约之又约，凝神聚力于一“点”，作长期专精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在当时虽然并非

唯一，但像傅刚这样“有意”和专注者似不多见。总览傅刚三十年的学术脚步，逐渐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实学”的路径，这种实学的主要特点是：态度上敬畏诚实，没有轻狂和游戏；作风上精勤扎实，没有浮躁和懈怠；选题上专一切实，没有空泛和玄虚；方法上规范严密，没有草率和投机；旨归上单纯求实，没有俗念和妄想。总之是老老实实、专心致志的学问，是纯学术的研究而无意于世俗的“实用”。

要做这样的实学，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特定的环境背景和生存条件下，还会更加困难。例如：实学离不开实证，实证必须有证据，证据又必须(尽可能)穷尽，而古典文学的学术既博大精深，又悠久厚重，证据不知被多少前人多少次地“穷尽”过了，要想发现新的证据，真如大海捞针。这就需要有足够海量的知识积累和文献占有，然而对“寒苦”学者而言，这又是很难做到的：从小家境贫寒，很少有书，甚至从未见过古籍；后遭十年浩劫，其后……总之，既没有练就“童子功”，也不能坐拥书城，仅从这一点上说，这样的实学路线并不是“寒苦”学者的明智选择。然而傅刚不仅选择了实学，而且主攻的是“老大难”题———“选学”，其知难而进的勇决可知，其付出的努力却难以想象。他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为了“亲见”文献，经常骑自行车从研究生院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早出晚归，中午不休息甚至不吃饭，每天往返近百公里，归途往往精疲力竭，其艰苦卓绝可见一斑。然则这种竭尽全力其实是他的一贯作风。他的《文选》研究以材料(尤其是版本)之多、识断之精而著称，内行人都知道，每“多”一种、每“精”一步，其艰难要多少倍于寻常！

再如：实学讲究规范。“规范”不只是指引文准确、注释详明之类，更重要的是要按照正确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这种“正确”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别择，也有自身的经验和建设。即如古典文学研究，主观感悟和客观实证都有悠久的古代传统；后来引入科学精神和方法，由大师巨匠熔铸中西、垂典立范，形成以实证为基质的现代传统。此传统后来屡经摧残终至隐微，教条式的“新统”占据了统治地位，“假大空”横行，真正的学术规范荡然无存。其后虽经“拨乱反正”，但其初并清楚也没能回到真正的“正”上来。随着“反思”的深入和学识的进步，才逐渐有了学术规范的意识和追求，遂向现代传统乃至古代传统寻求续接，并自觉进行新的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守持，傅刚的实学即属其例。这种实学的本质乃是追求在学术(而不是在其他)意义上通过实证来揭示真实，这既是基本原则也是根本规范，为此不仅要遵守普遍的文学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还要有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理念和方法的介入。我甚至觉得，在傅刚那里，这些已不只是“介入”，而是必由之途，宜具之法和应有之义，是系统地掌握和运用而非一知半解。易言之：从文献、目录、版本、文字、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具体到《文选》、《玉台》等，既是其学术规范的应有内容，也是其研究的组成部分。所以他在这些方面用力甚勤，造诣亦深，但皆无意于自成其学，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古典文学)问题。因此在他的论著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的融会贯通，娴熟运用，这也使其研究显得更加规范、地道。然则要做到这一步，亦非易事。

又如：实学要求专注，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所研究的专门问题上，还要清心寡欲、甘于寂寞，专心一贯，持之以恒。然则坚持意味着聚合内力，也意味着抗拒外力。外力自然是多方面的，有两种大力是很难抗拒的：一是生存压力，这在“寒苦”学人那里一直不断：20世纪80年代有温饱之忧，90年代有家室之累，紧接着是赡养老人，同时还有子女上学、就业、成家，成为各种“奴”(如房奴)……仅就经济状况而言，谁都知道仅靠那点工资是远远不够的，而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实学研究又是越来越“不值钱”甚至还要“倒贴钱”的，于是为了生存，学者们不得不“另谋生路”，或完全改行，或部分改行，即便没改行，也要干些半学术甚至“非学术”的活儿。二是体制引力。随着体制对学术管理的日益全面和严密，其引诱力也在日益增多增强，于是体制与学术、利益及荣名等相互促进、彼此结固，让学者无所逃逸乃至乐此不疲。在这样的体制内，学者和学术固然有所收获，但也须为之付出代价：不同程度地降低乃至牺牲其学术品质。在上述两种大力交互作用下，很少有人能够抗拒或超脱，傅刚当然也不能免，但他在努力坚守。他很少干“非学术”的活儿，有过作家梦的他甚至连文人爱弄的“闲散”或“性情”文字也不曾染指。他虽然获过大奖，但其成果(博士论文)并非为获奖而作；虽然也承担过课题，但并未损害其实学品质，而其都是较早的事情，近些年来益发与之渐行渐远。按说以他的地位、影响和能力，多搞几个项目和奖励，甚至弄个一官半职，应该不会太难，但他都

不做，却也并不说那些“酸”，而且还经常帮助别人去争取之。因此，他的都不做，只是自己不做，无关乎其他，属“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一类，用他的话说就是“意思不大”，敢情都不及他的实学有“意思”。然则在普遍体制化和行政化的时代，做与不做，后果都可想而知。就算他能淡定，其如“大力”何？但他硬是坚持下来了。

傅刚的这种坚守，有本性使然，有师长所授，有传统所遗，有机缘所致，有时运所驱，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他自觉体认的结果：一是体认对象，二是体认自我，三是体认外部。对象即古典文学及其学术，他把这个看得很“高”很“重”：高是神圣高尚、美妙珍贵，因而值得为其全力付出；重是博大精深、使命重大，因而甘愿为其全力付出。所以只有以诚实相待，才能不负其对象和自己。自我体认则是“自卑”和“自信”的兼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从而选择所为和所不为。外部的各种各样条件和影响，也会给人“启示”：什么样的学问可以做，什么样的学问不可以做。傅刚常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可谓是这种体认和选择的简明表达：自知有所不能而选择所能。既然不能“多举兼得”，便只能用一生去做一件事———这是自卑，也是自谦；然而这“一件事”并非一般事，也不是随便做，而是神圣大事，必须用一生去专心做，才能做到精深和完美———这是自信，也是自许。不过，他并不否认那些天赋异禀者的“多举兼得”，而且还会为友人的“多举兼得”而努力、而欣喜、而祝贺，但他自认“不是那块料”，很早就决心守“一”而终了。实际上除了少数天才，一般的所谓“多得”都是要以牺牲其“多举”的质量为代价的，所以傅刚的专一既是知己知彼的明智选择，也是追求质量的高尚选择。在他看来，这正是通往其学术和人格完善的合适道路。所以在傅刚的论著中，能够读到精诚与执着，也能读到欣悦与满足。

我觉得，傅刚的实学颇似老农种地：守住一亩三分，起早贪黑，精耕细作，不欺天、不诳地，不惜汗水，期于有成。不过这个“老农”还是有些“野心”的：他宁肯啥都不种，全力栽培一株佳木，希望她长成栋梁，用构大厦；但他也有些“无奈”：毕竟老农要靠“天”“地”吃饭，他的愿望能否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这里颇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然则这种悲壮不只属于傅刚一个人，其实类似的“老农”还有许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时代同类学人和学术的悲壮———此前的三十年，是浩劫之下一片废墟、遍体鳞伤，可谓悲惨；再往前的三十年，是眼见学术大厦坍塌而不能救，可谓悲凉———他们曾经梦想全面重建甚至超越原来的大厦，清醒之后却发现自己“非廊庙器”，但又不忍离去，遂甘为一砖一石而全力以赴，生死以之。这是何等的悲壮与执着！他们何以如此？种子也许早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中就埋下了。

今年正是1977、1978级毕业三十周年，本集在这个时候出版，应该是个巧合，却也别有意味。我注意到，傅刚在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时，还特别补充说这只适合他自己，这固然又见他的仁厚和谦和，但也未必如此。实际上这话不仅适合很多人，很多人也有类似的体认和守持，因为很多人也像傅刚这样出身于“寒苦”，成长于艰难，建业于废墟，有过从“好高骛远”到脚踏实地进而有所成就的转变和发展历程。然则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傅刚的

实学不仅是其自身学术风格成型的表征，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学风趋向的显示。盖经三十多年的思考、探索、选择和积累，关于“实学”的共识和取向隐然成形：在新的内外部条件下，量力而行地建立和守持新的学术理念和规范，坚持以实证为根本的精诚专注研究，力争一“点”一“点”地走向学术和人格的高境界。由此说来，傅刚的守持也有某种“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意义。

当然，也应该看到，这样的实学与古圣先贤所说的“大任”、“风气”还是有些距离的，而与“乾嘉之学”有着某种神理符会。这里有选择也有规避。忽然想到以前有个很流行的观点，大意是：评价历史人物，不是看其比今人少做了什么，而是要看其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我觉得还可以进一说：不论是评价古人还是今人，不仅要看其能够做什么，还要看其能够不做什么。我读傅刚，良有斯感。

以上就算是遵傅刚之命“随便”所写吧，至于放在“书前”还是“书后”，也随便他。

陈飞

二○一二年夏白云山房

后记

和我们那一代学人一样，我是抱着作家梦考进大学中文系的。我的中学教育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本来对数理化有兴趣，学习在班级里也是名列前茅。但进高中之后，正逢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而大学的推荐之风亦盛，像我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青年注定与大学是无缘了。那个时候的思想真是苦闷极了！于是对文学发生了兴趣；于是想像高尔基那样经过人间炼狱，最后成为一名作家；于是疯狂地看所有能够看到的文学作品；也疯狂地做着作家的梦。我得要感谢我的中学同学刘战海，他父亲是我们县棉麻公司的经理，当时把全县搜集来的各种书籍全部堆放在棉麻公司的仓库里。他也爱读书，每次从仓库里抱一堆书回来，我也跟着沾光，能够看到外人看不到的文学作品。那个仓库真是宝藏！可以说我基本阅读完了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但这些书只能看，不能保留，于是我开始大量抄写名著。因为带有当作家的目的，所以自己认为应该从短篇小说和散文开始，这是我抄写的主要内容。我抄过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特写集、短篇小说集；抄过各种诗选：有古代诗词，有现当代诗歌，也有外国诗歌。诗人中有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是我的最爱。(我对普希金的热情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毕业时我还留心普希金身后的事情，他的夫人娜塔莎一直得不到人们的谅解的材料。)我喜爱俄罗斯作家的忧郁。当然，我更喜爱古代诗词，我抄过的记得有唐诗一百首、唐宋词选、唐五代词。这一切都是为当作家作准备。1978年3月，我有幸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走进徐州师范学院，成为全国二十七万大学生中一员，我以为我将实现我的作家梦了。不过，之前记得一位著名作家说过，要想成为作家，就要进外文系，当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是进中文系，而是要进外文系呢？后来才明白，“五四”之后作家的写作生涯，都是跟外国作家学习开始的，所以要进外文系。但是解放后变了，变了的不仅是外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也不培养作家。大学的系科是为学术研究培养人才的。大一、大二期间，我还为作家梦苦心准备，大量阅读各种书籍，积累知识和学问。我曾经每天都摘抄报刊的新闻题目，为的是写作的需要。这因此还受到同学的嘲笑，认为需要时可以翻阅报纸，何必作此无用功？随着读书越多，作家梦越来越淡漠了，知识和学问越来越吸引我了。于是我慢慢地从作家梦转向了教授梦，慢慢地也明白了，大学中文系真的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这一转就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让我一直在这一条既穷又白的道路上蹒跚着向前挪动。

真正知道学问是怎么回事，也得感谢我的同学阎华，他是我们班级里考研究生的先知先觉者。他组织我们成立古代文学兴趣小组，并且请老师给予指导。所以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有了考研的想法，也开始了认真地准备。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副标题是“论陆云《与兄平原书》”。这是从我阅读《汉魏六朝百十家集》所作的笔记中选择的。论文写好后请吴汝煜老师指导，他看后说，这是古代文论，应该请郝立诚先生指导，我这才知道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不一样。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不可人为划定范围，不仅古代文论、古典文献，甚至古代文化和历史都不应与古代文学研究截然分开。这也是我至今仍然将这几种研究结合在一起考虑，都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原因。

大学毕业后开始了考研，从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我用了十多年才完成。而这个历程，也决定了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陆云与其兄陆机通信中显示的文学观，硕士论文则是《陆机研究》。这两篇论文的完成，显示了我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我的博士论文是《昭明文选研究》，博士后研究题目是《文选版本研究》，显示了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南北朝时期。这三个研究，用去了我近二十年时间。想想未免太于蹉跎，我往往花大力气而所得甚少，不合于多快好省的策略。

我也有幸运的地方，一者是我从一个地方师范学院毕业，这让我永远都存一种向别人学习的精神，所以我从徐州到上海，再到北京，由南而北，师从不同的老师，也接触到不同学术背景的同学，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我学到了许多。我的翅膀得到了风风雨雨的磨炼，而变得较为坚硬。其二是我遇到的都是好老师。不仅学问上能够教育我，启迪我，他们的人品都堪称为忠厚长者。他们宽容我的无知，给我必要的提携和帮助，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业上，都给予我支持和理解。他们的人品，常常让我不断地检讨自己，督促自己，让自己不要变得太懒，也不要变得市侩。这让我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一种信心，这种机遇其实在当代的学者中并不是很容易碰见的。要感谢的老师是：吴汝煜老师、郝立诚老师、马茂元老师、曹融南老师、曹道衡老师、袁行霈老师。我永远感念他们！

以上是我简单的求学历程，我的研究工作基本由这几个阶段组成。留校北大后，我又开始了《玉台新咏》的研究，这一工作从2000年开始，也十多年了，本书略收几篇，显示我在博士后研究完成后所作的工作。关于《玉台新咏》研究的重要的论文，将收在即将出版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一书中。近两年，奉袁老师之命，我又开始《春秋左传》的校注的研究。袁老师说：“如果这个工作完成得好，你这一辈子做了《文选》、《玉台新咏》，又做了《左传》，也应该感到欣慰了。”师命厚重，寄望殷深，既是鼓励，也是压力，我唯有尽力，不辱师命而已。前人说为学当实事求是，平心尽心。我本驽钝，未敢期远，庶几以此自许吧。

本书所收诸篇，基本反映了我这近三十年的学术工作，一旦结集，这才觉得如此浅薄，与学富五车、著述等身的同时代学者相比，未免惶恐。不过，也才真的认识了自己，也真的又一次验证了自己说过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不过，需要要修正的是，这只适合我。以上以本人肤浅的读书和研究历程，为自己这三十年的学习做一个总结，亦权且代为后记。

本书编成后，承潜之兄赐序，原本粗服蓬头，遂觉面貌一新。潜之兄文笔奇峭，是我认识的当代学者中最会作文者。对他的溢美之词，我愧不敢当，本想删去一些。但他说不可以，因为一旦改动，就不是他的意思了。我权且把他的这些话当作一种鼓励、一种要求吧。只是一经地赞美如此，若再不努力，就很困难了，我想这也许是他的意思吧。感谢他对这本谈乎寡味的书稿作如此细致的审阅，认真的态度甚至超过了我自己。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指出原稿中的错别字以及不当的文句等。这种情谊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