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编的这本《口述历史－－厦门老街岁月（附光盘第2辑）》由厦门著名作家高云览的子女、修建闻名遐迩的“天一楼”的吴家的后人、厦门美仁宫原村落的居民等等口述。他们对厦门历史名人、历史建筑及曾经的生活环境等的回忆与叙述，让我们得以了解20世纪早期的厦门人文传统与城市风貌。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编的这本《口述历史－－厦门老街岁月（附光盘第2辑）》的内容由厦门市新闻等单位一些有长年采访经验的老记者采写，书中以鹭江道一带老街为故事背景，根据长期居住在鹭江老街的群众之口，讲述他们儿时所熟悉的生活场景。口述者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工厂工人、个体老板、小学教师，也有厦门地方史专家。本书对老街过往的建筑、老字号小吃、生活习俗都有所涉及。

高山白云

仁者的天空

与大海同在

黑白影像框住难忘的历史

小巷深处话方家

庆让堂——见证一个家族的历史

石壁街的“慎余堂”

老街的家与校

司令台·李祖厝

美仁宫后社，一个消逝了的渔村

我家住在“关仔内”

厦门城隍庙的记忆

编后记

躲避战火，逃难山区

高迅莹：父亲高云览是在19岁时与我生母相爱的，那时他在漳州石码中学教书，生母王喜鹊是他的学生。大概一年以后，也就是1930年，石码中学被迫停办了，父亲失业了，返回厦门后与我生母结婚。之后，父亲带着我的生母，躲到同安马巷，一边在启智学校教书，一边创作以革命地下工作为题材、以劫狱为线索的中篇小说《前夜》。这篇小说后来受到丁玲的赞赏。

1931年秋天，我出生了。同年年底，父亲与我生母双双失业，又返回厦门。1934年，生母生我妹妹患产褥热去世。我父亲借钱料理了后事，痛苦地将妹妹高迅君送给鼓浪屿一位姓杨的菲律宾华侨。我父亲悲伤了很久，终日恸哭，写诗悼念她。

那时候因为父亲积极发表抗日言论，遭国民党特务监视，并威胁：“姓高的胆敢再动一下，就给他吃黑枣！”父亲的来往信件也受到邮局检查。于是在进步学生的保护下，父亲于1937年离开厦门南渡马来亚，离开前他把幼小的我交给了祖母，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四处逃难。

那时我三姑刚小学毕业，参加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有一天剧团将外出宣传抗日，但三姑看到许多人家都在逃难，她想到家里只有年老的母亲和6岁的外甥女迅莹，还有不满3岁的侄子高黎明，她就偷偷跑回家来，带着我们逃到永春找二姑，二姑在永春教书。逃难时我们用来装衣服的是面粉口袋。

我们坐的是大帆船，风浪很大，苦胆水都吐出来了。船开到半途，我看四周是汪洋一片，根本没有岸可以停靠，只听有人喊：“去永春的在这里下船！”有些乘客就开始扶着摇摇晃晃的软梯下去，换乘小船去永春。但是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三姑虽然14岁，但是她已经晕得不省人事，我们四个人都下不去。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是印尼归侨，他很善良，就把我们一一背下去。软梯摇摇摆摆，他又背着人，很不容易。他把我们一个个放到小帆船上，三姑想说谢谢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这个人，我一辈子都记得他，可惜已经没办法向他当面致谢。

我们到了永春，找到在鹏翔小学教书的二姑。我在那所学校上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就没怎么上了，因为战乱，老师经常没来。我还记得当教员的二姑有时候去演话剧，表达抗日的意志。三姑19岁的时候嫁人了。

那几年我们跟着二姑、二姑丈疏散逃难，先逃到大田，后来又逃亡到永安、罗源和漳州，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才回到厦门。作为难民那几年吃的苦，说也说不尽！

战乱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收到父亲寄来的钱，那是父亲千辛万苦写稿赚到的一点稿费，但是要靠那么一点稿费来养活这么多人是不够的。所以逃难那几年，二姑丈承担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是政府里的职员。  颠沛流离避难南洋

高迅莹：1941年，父亲应陈嘉庚先生的聘请，到陈嘉庚新创办的“南洋华侨师范学校”任文史地三科的教员，同时还兼任舍务股副主任，虽然很忙，但是这段时间父亲还是写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高仁温：由于爸爸的介绍，妈妈到新加坡义安女校任教。当时，妈妈钦佩他的为人，赞赏他的才华和火一样的热情。不久，经一位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做事的同乡施祖贤先生介绍，妈妈又应聘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兼职播音。因为妈妈每月要寄钱回厦门养家，电台的播音员是夜晚上班，不影响白天教课，妈妈欣然应许，每天白天在学校讲课，晚上到新加坡广播电台，担任厦门话播音员。

高迅莹：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大举南下，眼看新加坡就要沦陷。1942年2月，看着英当局没有坚守新加坡的决心，而是欲撤离新加坡以保存实力，陈嘉庚决定隐居山区丛林。我爸我妈这对新婚夫妇和一批抗战文化人士，包括张楚琨夫妇、胡愈之夫妇和郁达夫等朋友，也分批撤离新加坡，开始了流亡生涯。

为了躲避敌人的耳目，他们分散居住，不断迁移，真可谓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是一个月左右就转移一个住处。从1942年2月到1942年4月，他们从多律岛到宋卡本冷，再移居巴耶公务。最后为了掩护文化人身份，他们合作开办了一家酿酒厂。

高仁婉：那时候妈妈在当地一所公立小学教书，她还到一名印尼医生的诊所里当义务护士，用自己所学的医学技能救死扶伤。

高仁温：1942年7月，这些文化人又辗转迁居至印尼巴东，这期间颠沛流离，历经多少苦难，一言难尽。有一回，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儒雅瘦弱的妈妈只身冒险回到沦陷的新加坡，找亲友筹措了一笔款，让我爸他们在苏门答腊的生意得以维持，继续与日寇周旋。

高迅莹：1943年，我爸遭日本宪兵拘捕，张楚琨叔叔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日寇宪兵队部，找到被日寇逼迫在那当翻译的好友郁达夫，郁达夫机智设法哄宪兵放了高云览。但此地已经待不下去了，我爸妈只好带着几个月大的弟弟高京翼与张楚琨叔叔一家人逃亡到巨港，爸爸和楚琨叔叔利用当地丰富的椰油、盐和著名香料“依兰”，制造出“盐水钾皂”和“美丽牌”香皂，一上市便风行一时。

高京翼：听大人说，有一次，日本宪兵闯入工厂，妈妈和梅丽婶婶（张楚琨的夫人）躲进地窖。她们听见日本宪兵在头顶上翻箱倒柜，用军用水壶“咕噜咕噜”灌酒的声音，妈妈紧捂着襁褓中的我，生怕我哭出声来。要是被发现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高迅莹：1945年秋，日寇投降。我爸妈和伙伴们结束了3年多的逃亡生涯，重返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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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口述史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但口述史料早就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式存在于历史撰述之中。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并非在图书馆中完成，而是走访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从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口中探究过去的故事；无独有偶，中国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也是如此，他花了十年时间遍游各地，搜集了许多口述史料。但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学越来越朝着专业化和封闭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学院式的历史学专业提高了进入历史殿堂的门槛。尤其是到了19世纪，随着兰克学派的产生，文献史料在历史学的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但口述史料的运用并未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其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使得口述历史的发展迎来了复兴。

现代口述史虽然发展迅速，但仍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有人认为口述史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特定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然后经过筛选、比照、分析和辨伪”，也有人说口述史“属于史学，包括史料、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三层含义”，众说纷纭。但我们要知道的是，为现代口述史下一个定义并非当务之急，它仍在不断前进中摸索着属于自己的道路，它在史学这个大家庭中的位置仍要通过探索和实践来逐步明确。

口述历史著作最经常遭受的质疑是，它能否客观地记录历史？现代史学界早已承认，纯粹的客观性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高贵梦想，所谓“史学的客观性只是排除主体主观因素的消极干扰，而不是否定任何主观性”。但大众更倾向于认为文献证据是客观的，口述证据是主观的。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长期以来的认知定式造成的错觉，二者都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它们在真实性与非真实性上并没有实质区别，仅仅是表现形式和产生过程上的不同。因此，人们所要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口述证据本身是否可信，而是在于是否能恰当地使用口述证据。而要做到恰当地使用口述证据，就需要对口述证据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进行辩证批判，在这方面，口述历史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现代口述史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中国也是方兴未艾。中国现代口述史产生的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口述史的反思；21世纪以来，中国口述史的研究更是突破了单一的类型，扩大了研究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包括对妇女、少数民族、知青、农民工等群体的研究。近年来，厦门市社科联对口述历史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先后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口述历史著作，这本《口述历史：厦门老街岁月第二辑》便是这项工程的成果之一。本书的口述者包括厦门著名作家高云览的子女、修建闻名遐迩的“天一楼”的吴家的后人、厦门美仁宫原村落的居民，等等。他们对厦门历史名人、历史建筑及曾经的生活环境等的回忆与叙述，让我们得以了解20世纪早期的厦门人文传统与城市风貌。而对这些现代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采访，也唤起了我们对“人民”的关注，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口述史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在台上展现自己的观点，从而全面立体地重现过去社会或事件的情景，建构出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使得历史不再只是社会精英的“传记”，真正将历史“交还”到人民手中。

在编辑整理过程中，本书始终围绕口述历史这条主轴，在口述部分，不对文字进行不必要的修改，力求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口述史的原貌。书中正文部分来源为口述者的讲述，为了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采访整理人在尽量保留“口述”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进行了叙述上和技术上的相应处理：进行了必要的文字梳理；遇到需要注解之处，也都是标注在括号内，附在正文后，以示区别，例如人物名称及闽南语注解；例如许多富有时代特征、口语特征、感情色彩的词语均不加以修改，如“公分”、“公斤”、“斤”、“建国”、“解放”、“上世纪”、“给力”、“日本鬼子”等。但在非口述部分的辅文中，如若在说明、口述人简介、图注等部分出现相应问题，则进行了文字规范化处理。另外，在书后还附有全部采访视频的光盘，一方面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将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声音与容貌都保存下来，赋予历史以视听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口述史料的重复利用，光盘保存的内容是固定不变的，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改变，因此它对不同课题的研究者而言，都可以说是第一手史料。

本书作为口述历史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尝试，把历史见证者的话语和影像记录下来，在撰述更加民主、大众、平等的历史之路上，尽一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