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

涉及纳粹兴起、反法西斯、二战、冷战、共产主义、斯大林、60年代、苏联崩溃等一列重要历史事件。

地位崇高的史学大师：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精)》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自传，既是传记、又是历史、也是评论。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位寿至95岁的历史学家，他的生命长度几乎等同于“恐怖的”20世纪。所以这本《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精)》其实几乎和他的著作《极端的年代》在年代上是重合的，但不同的是自传是以个人的视角来观察20世纪。

身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他的笔触充满热情却不煽情，叙事方式叼叼絮絮却不试图勾勒一个戏剧化的人生，或者特意营造某种感染力。可是跟随他信手拈来的吉光片羽，才发现他侧面认识了许多影响20世纪发展的重要人物，不论是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社会行动方面。 他也许不是某个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在某种机缘下近身观察，加上身为历史学家对文献的娴熟掌握，帮助他速描事件中人们的处境，以及每个世代、每个地区的变动痕迹，让我们体会“那些年代、那些人、那些事”。读过本书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平凡的人生，但不只是“他的”人生，是一个趣味横生的“20世纪”人生。

自序

第一部分

 第1章 楔子

 第2章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第3章 艰难时期

 第4章 柏林：魏玛共和灭亡

 第5章 柏林：褐色与红色

 第6章 在英伦岛

 第7章 剑桥

 第8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第9章 身为共产党员

 第10章 大战

 第11章 冷战

 第12章 斯大林与后斯大林时代

 第13章 分水岭

 第14章 克尼赫特山下

 第15章 20世纪60年代

 第16章 政治观察者

第二部分

 第17章 与历史学家为伍

 第18章 在地球村

第三部分

 第19章 马赛曲

 第20章 从佛朗哥到贝卢斯科尼

 第21章 第三世界

 第22章 从罗斯福到布什

 第23章 尾声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我在一个大帝国的贫穷首都度过了童年。自从帝国崩溃以来，那座城市附属于一个面积狭小、乡土味十足、风景美得出奇，但不认为自己应该存在的共和国。除了极少数特例，奥地利人在1918年以后都认为自己应该是德国的一部分，却被那些制定中欧和平规则的强权横加阻挠。我童年时期出现的种种经济困境，更无法强化他们对这第一个“奥地利联邦共和国”的信心。该共和国才刚刚经历过一场革命，在一个由神职人员出面领导的教会反动政府统治下，暂时稳住了局面。该政府的权力基础来自信仰虔诚，或至少也非常保守的乡间居民之选票。它所面临的反对势力，则是受到憎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者；这股敌对势力在维也纳(它不仅是首都，也是联邦共和国的自治州)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且几乎每一个自视为“劳动者”的人都拥护它。除了由政府控制的警察与军队之外，双方都和一些准军事团体有所瓜葛，而那些准军事团体都认为内战只不过暂时中断罢了。奥地利不仅是一个原本就不想存在的国家，它更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

它确实无法存续下去。但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最终下场，在我1931年离开维也纳之后才逐步展开：社会民主党于一场短暂内战后遭到摧毁，支持天主教的总理于纳粹叛乱事件中遭到刺杀，最后希特勒在万众欢呼声中胜利进入维也纳。我一直要等到1960年才旧地重游。那时，同一个国家依旧由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构成同样的两党政体，然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稳定、极为繁荣并维持中立的小共和国，非常满足于——某些人或许会认为是“太过满足于”——自己的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回顾。20世纪20年代时，维也纳中产阶级家庭子弟的童年时光到底是何模样呢？问题在于应如何区分，什么是我们此后新学会的事物、什么是当代人旧有的认知与想法，以及什么是成年人的经验和反应、什么是孩提时代的经验和反应。1917年出生的孩童对20世纪初期事件——战争、崩溃、革命、通货膨胀——所产生的认识，来自大人们的告知；更好的说法是，那是我们无意问从他们谈话中听来的。这些事件在我们父祖辈的心中是如此印象鲜明，而我们对它们所握有的唯一直接证据，却是邮票上不断变换的图案。尽管那未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20世纪20年代，集邮是了解1914年以后欧洲政治史的入门良方。对一个侨居海外的英国男童来说，它呈现出戏剧化的对比：英国邮票上面一直印着乔治五世的头像，其他地方的邮票却不断出现杂乱加盖上去的图样、新的人名和新的货币称呼。另一个与历史直接的关联，就是经济瓦解时期不断更换的硬币和钞票。那时我年纪够大，足以意识到货币单位已从“克朗”改为“先令”和“格罗申”；原本上面印满许多“O”的钞票，现在变成了清爽的纸钞和硬币。此外我还晓得，在“克朗”之前一直都使用“古尔盾”。

尽管哈布斯堡帝国已经消逝，我们仍仰赖它的公共基础设施来过日子。而且有点儿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甚至假装1914年以前的中欧的情况仍继续存在。我母亲一位好友的丈夫——亚历山大·萨纳博士——住在维也纳，但令他太太操心的是，他在多瑙河顺流而下30公里外的一家德语报社工作。至于报社所在的那座城市，我们称之为“普雷斯堡”，匈牙利人把它叫作“波兹索尼”，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将之改称“布拉提斯拉瓦”，成为斯洛伐克的首府(今日它是主权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首都)。除了昔日的匈牙利官员已遭驱离之外，该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尚未采取“种族净化”措施，仍然维持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人口结构，其中包括了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被西方同化的虔诚喀尔巴阡山犹太人、吉卜赛人等。

那时它尚未真正成为一座由“布拉提斯拉瓦人”居住的斯洛伐克城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城内生活于残存记忆中的百姓依旧认定自己是“普雷斯堡人”。萨纳博士始终搭乘“普雷斯堡线”的电车往返该地，而这条有轨电车路线就从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马路，一直通往普雷斯堡主要大街上的电车交汇站。这条路线启用于1914年春天，当时两座城市还隶属于同一个帝国。它象征着现代科技的成就，继续日复一日行驶下去。著名的“歌剧院列车”情况也很类似：摩拉维亚地区布鲁诺市(Brunn/Brmo)有教养的居民很喜欢搭乘这班火车，前往几个小时车程外的维也纳观赏晚场歌剧。我的里夏德舅舅更同时住在维也纳和马瑞安巴德，并在马瑞安巴德开设了一家精品店。当时国界还不难穿越，直到战争摧毁了“普雷斯堡电车路线”跨越多瑙河的大桥为止。这座桥梁的残骸在1996年仍举目可见——当时我正协助制作一个与它有关的电视节目。

维也纳中产阶级所生活的世界——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在市民当中占了很大比例——仍然说着多种语言。过去80年间，来自各地的移民使得维也纳拥有200万人口，成为欧洲大陆从巴黎到列宁格勒(现在称为圣彼得堡)之间仅次于柏林的大都会。我们的亲戚来自，或者当时仍居住于许多不同地点，诸如“毕利兹”(现属波兰)、“喀绍”(现属捷克斯洛伐克)，或“格罗斯瓦戴因”(现属罗马尼亚)。我们的食品杂货商人和公寓清洁工几乎一定是捷克人，女佣和保姆也都并非维也纳本地人：我仍然记得一位斯洛文尼亚保姆告诉我的狼人故事。他们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漂泊不定或“远离故土”，这一点与美国的欧洲移民颇有不同。因为对这些待在大陆上的欧洲人而言，只有海洋才会带来分离。他们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于搭乘火车前往非常遥远的地点旅行。就连我那神经兮兮的外婆都认为，出远门探望她住在柏林的女儿没什么大不了。  P11-13

自传作者必须也是自传读者。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诧异，原来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出版了关于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论那些通常来说较为杰出或臭名昭彰的人士，早就有别人捉刀帮他们著书立传了。我甚至还没有把许多当代人物所写的、以小说形式加以包装、实则为自传的那些著作计算进来。或许我不应该惊讶才对。反正以写作与沟通为业的人，总是习惯和同类打交道。况且各种文章、访谈、印刷品、录音带甚或录像带，以及与本书相似的著作当中，有惊人的数量是由任教于大学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见我并非特例。

尽管如此，有个问题仍值得思考。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写出自传？更要紧的是，为什么那些与我并无特别关系，甚至在书店看见本书封面以前根本不晓得我的人，会想花心思来阅读它？伦敦的书店当中，至少有一家连锁书店在“传记”这个类别下面，又特别将某些人纳入一个称作“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类别。套用今天的行话，那叫作“名流”（Celebrities），而我无缘名列其间—“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而闻名遐迩的人士，并且正是他们的名气才使得公众对其生平产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属于那些有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故而得以将自传称作“回忆录”的人。那一类的人物通常不论男女，都在公共舞台上涉足颇深，有许多事迹需要记载下来或加以辩护；要不然就是他们与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关系密切，甚至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了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我从来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或许我的名字会被列入一两个专业领域的历史著作，像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史料集，或者出现于某些讨论20世纪英国知识文化界的书籍里面。除此之外，纵使我的名字因为某种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见，一如我父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五年前我曾费心寻觅却无结果），以20世纪为主题的论述也不致出现明显缺漏——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这本书并不是以当前销路甚广的“忏悔录”风格来撰写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资格自说自话，而我既非圣奥古斯丁，也不是卢梭。另一个理由则为，每当自传作者开诚布公地谈论其他在世者的隐私时，难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的感情。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因为那属于死后才出版的传记，而非自传所该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对那些事情再怎么好奇，历史学家不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将军们的战功并非依据他们在床上做了什么事（或做不了什么事）来判断的。所有想从凯恩斯和熊彼特二人多姿多彩的性生活来推断其经济学理论的尝试，终将归于失败。而且我猜想那些喜爱阅读风流韵事传记的读者，将会发现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他们失望。

本书也不是打算为作者的生平提出辩解而写的。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20世纪，可以去阅读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释、帮自己“出庭辩护”的人所写的自传；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阅读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写的自传。这些类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进行验尸的时候，由死者来冒充验尸官一般。一位知识分子的自传必须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态度与作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传的东西。我相信这本书多少回答了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案例—一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亦即“霍布斯鲍姆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他们做出答复。历史可以评判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实已经大致做出了断语），读者们可以评判我的书籍。我所追寻的则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

尽管如此，除了出于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心之外，这本书或许还有其他值得被阅读的理由。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目睹了三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事物。或许我在漫长的一生当中并未留下任何显赫成就（我倒是在纸上留下了不少书面记录），但由于我在16岁时便立志当历史学家，我亲眼目睹并亲耳听闻了其间大多数的事件，并设法了解我这个时代的历史。

当我撰写完毕从18世纪末叶至1914年之间的世界历史以后，终于着手探讨我所称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我认为这项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不仅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所谓的“亲身参与的观察者”。而这表现于两方面：我个人对那些发生于遥远时空的事件之各种回忆，有助于让年轻读者更加贴近20世纪的历史，同时我的叙述也再次唤醒年长读者本身的回忆。尽管我必须严格遵守史学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的其他著作，那本书甚至是以更大的热情—正是属于极端年代的那种热情—来撰写的，不论是年轻的读者还是年长的读者都曾经如此告诉过我。除此之外，那本书试图以较为深刻的方式，展现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相互交织；我希望对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同时观察能有助于形塑一种超脱于两者的历史分析。

这也是一本自传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种意义而言，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照面；但所依据的并非是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历史不断提供一组变化多端但又总是有所限制的选择机会。从这些选择机会里，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按照围绕在他们周遭的世界来创造人生。

就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家的自传是他或她自己研究工作里重要的一环。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来进行观察—也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特别是像我这种凭着直觉随机挑选各种研究主题，最后才将它们整合成为具有前后一贯整体性的历史学者。其他历史学家们或许只在意我书中那些较专业的层面。不过我希望其他人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把它当作一本入门书，通过一段不可能发生于其他世纪的个人人生旅程，来认识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个世纪。

正如我的同事，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所言：“历史著作是由外部来观察已发生的事件，而自传则是从内在来进行观察。”这本书没有一般学术著作惯用的那种致谢词，而只是纯粹表达感谢和歉意。最需要感谢的人，莫过于我的太太马琳（Marlene）。她陪伴我度过人生大半岁月，阅读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她的丈夫因为努力将过去的事件撰写成书，往往心不在焉、脾气暴躁，有时还灰心丧气，并且生活在古代的时候远比现代来得多；而这一切她都长年累月容忍承受了下来。我也要感谢斯图尔特·普洛菲特这位编辑界的泰斗。这些年来，我曾经向许多人请教过与这本自传有关的问题；其中有几位在我开始动笔之后已相继去世，由于他们的人数过于庞大，以致无法一一列出致谢，但他们都应该知道我表示感谢的理由。

我还必须向马琳和我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本书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原本所想要的那种自传。尽管自从他们进入我的人生，以及我进入他们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们都一直在我心中。但这本书所谈论的大多还是公众的生活，而非个人的私生活。我当然也应该向那些不曾出现于书中的朋友、同事、学生等人致歉—他们原本或许期待会在这里看见自己的事迹，或是以较长的篇幅被谈论。

最后，我将本书安排成三个部分。在一篇简短的绪论之后，第1章到第16章大致是以编年纪事的顺序，来讨论关于我个人及政治的事件。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从我有记忆开始（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我无意将之写成直线前进式的编年史。第17和18章叙述我的专业历史学者生涯。第19章到第22章所谈论的，则是那些与我的人生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或地区（我自己的中欧和英国故乡除外），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这个部分的章节由于涵盖了我和那些国家的全部互动关系，以致无法轻易纳入本书的编年叙事主轴当中，即便它们与主轴略有重合之处。因此我认为最好还是将这些内容单独成章。

伦敦，2002年4月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因为训练，有着比任何人都超脱的眼光，有谁能比历史学家更适合担当自传的书写者呢？这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立面——它是“霍布斯鲍姆的年代”。

——佩里·安德森（《新左派评论》主编）

他似乎既从容不迫又熟练自在地徜徉于许多地点、主题和世纪之中，时而语带幽默并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天分。尽管霍布斯邦的特质与布罗代尔颇为不同，但他拥有同样宽阔的视野、深入的观察能力、朝气蓬勃的精神以及（不得不再度强调的）天分。

——《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