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对20世纪40—90年代的华裔美国文学这一美国文学的分支进行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分析。力求采两家研究方法之长为自己所用：文本细读方法之精深与文化研究视角之广博，并力图以文学理论的前瞻性与穿透力来观照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实践，以文学创作的细腻和丰富来拓宽、充实文学理论的思考。这就是本书作者从赛义德的“对位式阅读”和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中获得的启示。

本书从文化研究(特别是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梳理了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华裔美国文学，深入到一些文学作品的潜文本层面，分析了种族主义与内部殖民主义给华裔美国人带来的深度精神创伤，同时也挖掘了作品中所隐含的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系列抵抗策略。作者通过研究认为：美国少数族裔在当今提倡多元文化的时代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但他们仍然无法逃避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新殖民主义的影响。

前言

一 引言：“对位式阅读”——后殖民理论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

(一)研究背景介绍

(二)华裔美国文学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

二 华裔美国文学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背景

(一)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

(二)从种族/殖民时代走向族裔/后殖民时代的华裔美国历史

三 种族与族裔时代的华裔美国文学

(一)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化描写

(二)华裔美国文学中的自我东方化与后殖民的抵抗

策略

四 东方主义与抵抗的政治

(一)母亲(Mother)/他者(Other)：《女勇士》中的对抗叙事策略

(二)从沉默中发声： ((喜福会》中的另类话语

(三)个人与民族的寓言：超越二元对立——《骨》

五 后殖民主义的渗透、解构与重构

(一) “胃口的政治”：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共同母题

(二)“模拟、含混与杂糅”：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

(三)“想像的家园”：《骨》与《裸体吃中餐》中的“恋物”与“物读”

六 结语：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启示

(一)东方主义再认识：本土与流散的华裔美国文学

(二)创造“熟悉的陌生感”：美国文学史的改写与经典的重构

(三)从后殖民走向全球化：第三世界抵抗的政治

参考文献

后记

美国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来源于在十三世纪之后在远东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最早的传教士们对中国人的介绍基本上还是出于好奇的描写，有些是客观的，有些甚至还是正面的——这些和西方人不同的中国人性格古怪、奇妙、柔弱、聪明、勤奋、说话喜欢绕弯子、讲究暗示，令人无法理解。但也有很多例外的情况。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族裔问题研究专家、韩裔美国学者金惠经在她1982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亚裔美国文学：他们的创作与社会背景》一书中不无正确地指出，传教士们为了筹集到支持他们传教事业的资金，有时会故意夸大亚洲国家贫困无助、愚昧无知、唯利是图、封建迷信的状况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西方人刻板化地描写亚洲人的基调。另外，由于当时亚洲移民的数量相对欧洲移民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所以美国社会很少花精力去区分他们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所有亚洲人的面目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这个印象至今还留在很多欧洲裔美国人的心中；又由于亚洲移民中中国移民人数较多，大部分白人作者又不在真正意义上按他们的出生国加以严格区分，所以描写亚洲移民的大部分文学、文化作品集中在了中国移民身上(还有一小部分的对象为日本人)，以至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亚洲人的代表。这也就是华裔美国人所遭受的刻板化、妖魔化比其他亚洲族裔更为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主流社会对在美华人的第一次近距离文学描写出现在大批华工在西部拓荒中加入淘金热潮的19世纪50年代。像布莱特哈特(Bret Hart)、杰克伦敦、约翰斯坦贝克、弗兰克诺利斯(Frank Norris)这些描写美国西部淘金、拓荒主题的美国主流作家们的笔下都不乏对华人漫画式的刻画与描写，甚至连一些儿童读物中也充斥着这样刻板化的形象。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有华人生活的地域也只限于西海岸的加州、夏威夷和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大部分美国人并无机会与华人直接接触。他们对后者了解的唯一渠道就是主流的通俗文学、文化作品。而一些以描写外国人的奇闻怪事来吸引读者的二三流作家为了谋生也极尽夸张和故弄玄虚之能事。加上报刊、杂志、电影、漫画和广告等媒体在当时的普及，难怪华裔在其他美国人心目中妖魔化的形象那么根深蒂固、深人人心了。

在西部拓荒时期的美国主流文学、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类华人的刻板化形象，正如金惠经所说，这些形象归结起来主要可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他们要么是恶魔，要么是天使，唯独没有客观、公正、真实和个性化的再现。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扭曲的表现都印证了欧洲裔美国人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群体既好奇又害怕、既要利用又怕自身利益遭到侵害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所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将自我和他者完全对立起来，将陌生的人和事永久地陌生化、妖魔化，最后形成西方人中常见的“惧外、仇视外国人”(xenophobia)的病态心理。由于亚崔秒华裔美国人的每一种刻板化形象都有一个或几个流传很广的典型的文学或文化作品来传播，这就注定了华人刻板化形象在美国读者、观众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早期的亚/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在清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化描述上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本书的这部分叙述主要是依据了他们的研究成果①。

首先，令大部分美国人惊恐、畏惧的就是华人大量涌人带来了在欧裔美国人眼中所谓的“黄祸”(the YeUow Peril)。对于在时间上先于华人定居美国的欧洲裔移民来说，大量技术好、肯吃苦、又廉价的契约华工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因为当时各国移民都在纷纷抢占劳动市场，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当时还出现过白人殴打华工、烧毁他们的商店、房屋、将他们集体驱赶出小镇的暴力行为②。因此，随着各种排华法案的出台，美国政府开始用法律的方式调整各国移民之间尖锐的经济矛盾，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封闭华人的移民入境渠道、使在美华人移民长期无法得到合法的公民身份，使其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不能合法拥有土地、住房和财产，不能与他们的家庭团聚，使整个群族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任何发展等手段。而此时的文学、艺术与文化也开始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呼应这些政策法规，并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作出来的文学、文化作品中的华人给美国读者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人数浩大但全无个体性格的群体。他们邪恶、不可理解、无法同化，是被金惠经称为“残暴的游牧部落和邪恶的坏蛋”的那一类人。在这类描写以一个名为丹尼尔!奥康奈尔的诗人1870年在他的一首诗中的描写最为典型。他以华人劳工的口吻对美国人这样说道：

我们将在你们美丽的西海岸再造出一个中国；

像蚕食了古老东方的蝗虫一样在这里飞得铺天盖地；

我们可以拿你们的女人一半的薪水全包下她们活儿

在你们的土地上垄断所有的手艺，

然后再来五十——不，五十万人，

把你们饿得滚出这块土地!①  P86-89

本书采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对20世纪40—90年代的华裔美国文学这一美国文学的分支进行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分析。力求采两家研究方法之长为自己所用：文本细读方法之精深与文化研究视角之广博，并力图以文学理论的前瞻性与穿透力来观照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实践，以文学创作的细腻和丰富来拓宽、充实文学理论的思考。这就是本书作者从赛义德的“对位式阅读”和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中获得的启示。

本书的论述沿两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力图说明美国是一个经历了殖民与后殖民两个社会形态和阶段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国内的少数族裔进行的是与殖民主义相似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的压迫。这种压迫在种族时代常常是以法律、国家政策的外在形式和对“他者”的刻板化处理的内在形式相结合来实现的。而在族裔时代，它更多是在多元文化的掩盖之下对少数族裔进行的更为隐蔽的文化殖民。然而，本文认为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不是主流强势文化对少数族裔弱势文化的单向权力运作：少数族裔通过自身的内部能动性对上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压迫也进行了各种另类方式的抵抗。本文研究的正是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后者对前者卓有成效的解构与重构。

本书论述的第二条主线是借用法侬、赛义德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将对文学的社会、历史、法律等物质研究方法与哲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非物质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深人剖析种族主义与东方主义给华裔美国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发现华裔美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系列抵抗策略，如福柯意义上的反叙事策略、沉默、“胃口的政治”、模拟、含混与杂糅、“恋物”的心理情结和“物读”历史与文化的方法，以及寻求跨界的第三度空间等。这些策略都只能在沉入文学的文本细读时才能发现，也只有在后殖民理论的有关论述的观照之下才能彰显它们的特殊意义。

本书所要证明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少数族裔在当今提倡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中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但他们仍然无法逃脱新殖民主义的无形但却更加难以识别的控制——这就犹如面对人们常说的“玻璃天花板”一样。在这个时代与社会形态中，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只是用来展览和点缀主流文化的，这绝不是对“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真正的弘扬与尊重。少数族裔要想走出这难言的困境，一是要对社会现实保持客观、冷静(而非情绪化)的认识；二是不能一味盲目悲观，认为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就是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讲的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单向权力运作；三是不能完全依赖后殖民理论所提供的具有解构主义色彩和单纯话语层面的抵抗策略。本文所提倡的是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抵抗方式相结合、话语与实践的方式相结合，从两方面对主流文化霸权进行渗透、解构和重构，从而充分发挥少数族裔的跨界视角优势，在美国社会中建立自己独特的价值与文化身份。

本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书的选题意义、主题、主体和研究方法，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发展与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背景做了一简单介绍，重点清理了它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之问相互交织、纠缠的复杂关系。第三部分回顾了美国文学史上主流文学、文化对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化的书写、刻画以及早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自我东方化的倾向，同时提出了论文的主要观点。第四、五部分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用文本细读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细微之处进行文学文本的文化阅读与阐释。第四部分进行的主要是单文本内的阅读，而第五部分则集中在文本问的阅读之上。两部分各节中探讨的主题包括少数族裔的一系列抵抗的叙事策略。第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归纳了在以下三个方面华裔美国文学为我们带来的启示：目前在国际上仍然方兴未艾的流散文学、美国文学史的改写和文学经典的重构，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

我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趣最初始于1996年，那是我在国内读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吴冰教授的文章《哎——咿!听听我们的声音!——美国亚裔文学初探》的时候。这是当时我所读到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篇文章。1998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与比较文学系访学，期间在华裔美国文学和多元文化的美国文学方面系统地进修了一些课程，参与了设立在纽约的“华裔美国作家工作坊”(Asian、American Writers’Workshop)的一些活动，并结识了一些年轻的亚裔美国作家。与此同时，我开始认真阅读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批评与理论，真正介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此外，我也充分利用在纽约的机会，常常走访美国境内最大的唐人街——曼哈顿的唐人街，以及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的两个新唐人街，目睹了华裔美国人在150多年来的沧桑变化。我还多次参观过纽约的爱丽斯移民博物馆，与当地的新、老华人进行交谈，并一度在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兼职作律师助理，掌握了很多一手的研究资料。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我在国内的各种外国文学核心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多次参加了国内外的一些学术会议。近几年，我被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聘请为客座研究员，结识了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张敬珏(King-Kok Cheung)教授、金惠经(Elaine Kim)教授、华盛顿大学著名华裔美国作家、批评家徐忠雄(Shawn Hsu Wong)教授、著名华裔美国诗人、《亚美杂志》(Amerasia)主编梁志英(Russell Leong)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英文系Susan Friedman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契柯(Chico)分校的张爱平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单德兴教授、台湾交通大学冯品佳教授等人，有机会和他们交谈，并得到了他们所提供的赠书、赠文和书目。在此期间，我还担任了本书研究中重要的华裔美国文学文本之一——《骨》一书的翻译工作。此书已于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之后，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又资助给我了一笔科研经费，使我的研究课题“跨国界的华裔美国文学”成为校级科研项目。同时，我也在近三年给研究生开设了“西方文学批评”和“华裔美国文学”、“文化研究概论”三门相关方向的课程。这些都成为了本书写作的前期积累。

笔者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趣则始于1997年王宁教授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介绍。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笔者有幸聆听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的讲座，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仍在顽强地坚守着一位知识分子的职责。同时，我也跟随哥大英文与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们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并有幸聆听过许多美国学界的大师，如斯皮瓦克、乔姆斯基和2004年年底刚刚过世的苏姗桑塔格等人的讲座。2003年夏，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剑客”中的另一位理论家霍米·巴巴应王宁教授邀请，到清华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论坛。在这次论坛上我又有幸聆听了巴巴的讲演和他对自己最新研究动态的介绍。与这些学者面对面的交流一方面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另一方面激起了我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亚裔和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增强了我将这两个学术研究领域联系起来，让它们互相滋养、相互呼应，让理论与文学创作在“对位式阅读”中相互阐释，生成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信心。2006年3月，斯皮瓦克教授又应邀来我校讲学，与她的当面对话又一次让我坚定了从上述角度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信心。

几年来，每当我潜心细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时，有些东西总像幽灵一样在眼前时隐时现，让我既着迷，又困惑。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感觉便是作为一个读者，我根本无法用自己所熟悉的传统阅读方式来阅读这些文本，无法用纯粹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这些作品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使读者不断遇到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如男性的整体缺失，女性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自杀、疯狂、沉默，对食物、性和各种物的痴迷，还有那些常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非常规叙事结构与叙事方法，以及过度的东方主义自我表演，等等。尤其令我困惑不解的是那场火药味十足而且旷日持久的华裔美国男女作家之间的笔战。但仔细思考之后我发现，这些问题无不与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有关。而且，它们还共同指向了一些重大的哲学命题，如现代性所追求的本真性、本质性和整体性等。这种阅读经历使我一次次地联想起阅读美国黑人文学作品时常常伴随我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感觉。赛义德曾经对此有过解释。他说，我们通常阅读的文学——那些超民族、超现代、超帝国主义的作品——其实最多只能被称之为“叙事”，而不是文学。如果我们的乐趣只在于读书，做小学问，那么在面对人类痛苦不堪的经历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些经历使无助者更无助、被剥夺者失去更多的时候——我们怎能还继续沉浸在这些阅读的小乐趣里呢?我从华裔美国文学的阅读中深刻体会到了赛义德对纯粹审美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忧虑。于是，我开始了这项被我称之为“冰山探究”式的工程，下决心去钩沉华裔美国文学中掩藏在冰山一角之下的社会、历史、心理与哲学等方面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已不仅是华裔美国人这样的流散者所面对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们也是整个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是后殖民理论给了我一束光，让上述问题在我眼前逐渐立体、清晰起来——在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后，我终于感到有信心可以从一个理论的高度总体把握、解释这些问题了。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无疑，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做这项工作的经历是艰辛和充满压力的，但同时也是充实和快乐的。同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今天所取得这份成果中浸透着很多人的心血。没有他们自始至终的支持和帮助，我相信我将无法完成任何一步的工作。首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每一位老师都为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铺砖引路，一步步引我走上了更高一级的学术研究平台。我的导师王宁教授在我们相识的十年中给了我学术上全方位的引领与指导，他把我带到学术的最前沿，并不断给我提出更新、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不断地创造机会让我经受锻炼。他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不懈的勤奋努力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也不断激励着我，使我永远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永远向更高的目标努力；高旭东教授在国学方面造诣颇深，他丰厚的学养和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关心与爱护给了我无尽的学术养份；李庆本教授在中西美学方面的探索扎实、深入，他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谦逊的为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带领我们在学术问题上所做的深入探讨给了我很多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宁一中教授作为我的老师兼领导不仅给了我学术上极为重要的知识输入与补充(尤其是在叙事学方面给我打开了文学研究的一扇窗口)，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给了我许多理解和帮助。

另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冰教授在我们相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做学问上给我的亦师亦友的关怀、提携与帮助，对我的成长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她为人的认真、谦和，做学问的踏实、严谨，对人的坦诚、宽厚都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她对本书书稿的认真审阅以及提出的宝贵意见都使我受益匪浅。我的同事、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郭军教授对本书的纲目和初稿的内容、结构、体例等方面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象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逢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杨慧林教授、清华大学的陈永国教授也分别对本书进行过多方位的评价，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与建议。另外，清华大学的生安锋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葵兰博士、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王怡福博士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张颖女士等都在本书的资料方面给予了我不同形式的帮助。对于这些支持与帮助我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

还要感谢我的“西方文学批评”、“华裔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概论”三门研究生课程中的学生。在课堂内外的讨论中他们给了我很多启示与灵感，也是他们的求知欲不断促使我思考。特别感谢我的研究生易绯，她帮助我对文稿进行了部分体例调整和文字校对。

尤其要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们——包括北京语言大学的校领导、外语学院、科研处的领导，还有我的同事、朋友、学生，特别是家人。没有他们不变的信任、不断的鼓励、宽容和帮助，我必定无法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本书部分的内容曾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国外理论动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思想文综》等刊物上发表，所以本人也要向以上刊物致谢。

我在美国学习的20世纪90年代末正是华裔美国文学转型的时期——从仅限于对美国本土的作家、作品的承认和研究向包括移民和跨界的作家、作品的承认与研究的过渡。作为大陆学者，积极参与到与亚洲、特别是中国有关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来、发出大陆学者的声音是我当时的一个迫切的愿望。可惜当时因为自己涉人这个领域的时间太短，学力不足，而且，当时国内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也是刚刚起步，一切条件均不成熟，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今天，在自己经过了几年的苦读、研究和思考，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在国内已渐成气候之后，我终于以这样一本专著的形式完成了这个心愿。最后，又是比较文学研究所、外语学院和科研处领导的共同努力使我得到了出版资助，使这本书的面世成为可能。对此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不愧上述领导、同事、朋友、学生和家人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2005年4月3日完稿

2006年4月23日修改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