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一代文宗，他的学识渊博，其传世文集《曲江集》曾被岑仲勉先生誉为“唐集之雄”。他的文学创作、人生思考、处世原则，乃至人格秉性等，都曾对盛唐文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本书对张九龄其人、其诗、其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唐代作家研究中的又一新创获。经评审，《张九龄研究》已被列为“2006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SJB75003]”。

本书共分五章，对唐玄宗开元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张九龄其人、其诗、其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唐代作家研究中的又一新创获。本书在全面理清张九龄所处的时代背景、家世渊源、成长环境、生平事迹和作品系年的基础上，将张九龄放置于初、盛唐诗坛和文坛的特定格局中，观照考察其文学成就和历史贡献，有助于对文学盛唐形成与发展的合力因素，求得更加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序

《淮上文丛》总序

绪论

第一章 张九龄的家世及其成长环境

第一节 始兴张氏溯源

第二节 初、盛唐时期岭南的经济、文化状况

第三节 张九龄早年的生活经历

第二章 张九龄的文学交游考论

第一节 前辈文人的提携

第二节 同辈文儒的交谊

第三节 晚生后辈的景仰

第四节 方外之友的浸润

第三章 张九龄的人生理想图式及其影响

第一节 初、盛唐之际文人心态的历史承载与时代转换

第二节 张九龄人生理想图式的形成及其特征

第三节 张九龄人生理想图式的典型意义及其影响

第四章 盛唐前期的诗坛宗主——论张九龄的诗歌创作-．

第一节 初、盛唐之际的诗坛格局与张九龄的创作定位

第二节 张九龄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

第三节 张九龄诗歌的艺术渊源和美学风格成因

第四节 张九龄诗歌的影响

第五章 元时期的“文场元帅”——论张九龄文的体式特征和时代意义

第一节 崇雅黜浮，骈散分流：初、盛唐之际的文坛走向一

第二节 视野宏阔，笃实切要：开元政治语境中的张九龄公文

第三节 淡雅矜持，张力内敛：张九龄其他散文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三节 张九龄早年的生活经历

一、弱不好弄，七岁能文

据《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张九龄”条载：“(九龄父)弘愈尝侨南海生九龄。其夕，母梦九鹤盘天而下，故名。”李世亮的《张九龄年谱》所引《始兴县志》亦载：“弘愈侨寓广州，乃生九龄。”查《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四：“南海县，本汉番禺之地也，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封其地置南海县，属广州。”由此看来，九龄的出生地又是在广州。但因《广东通志》和《始兴县志》皆为清人所修，距九龄时代已远，所资凭信意不敢必，姑以其他史料参证之。《旧传》载：“(九龄)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日：‘此子必能致远。’”唐人徐浩撰《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大都督上柱国始兴开国伯文献张公碑铭》载：“王公方庆出牧广州。时年十三，上书路左。”从这两条史料中，我们似可推测，九龄自幼当生长于广州。否则，曲江、始兴皆远离广州，一个十三岁的孩童是不大可能远涉上书的。《李谱》亦以为“生于广东说”颇值得参考。《李谱》云：“因为九龄父亲时为索卢县丞，并知新州等州事。索卢县居现广东省新兴县南，邻近广州，宏愈侨寓，当有可能。”关于九龄其名的来历，也早在唐代大诗人杜甫《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九龄》中就有传载：“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钱注杜诗》卷七于“仙鹤”下注云：“九龄家传：九龄母梦九鹤自天而下，飞集于庭，遂生九龄。”

《徐碑》云：九龄“弱不好弄，七岁能文”。这当与九龄祖、父辈仕宦传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与九龄曾同朝共事的文友徐安贞在其为九龄撰写之墓志铭中称：“公诞受正性，体于自然；五行之气均，九德之美具。”说明了九龄早年家庭环境的纯和与家教的严正。先从九龄的父系来看，其祖父官至越州剡县令，父亲为新州索卢丞，从叔张弘矩任洪州参军，弘载为端州录事，弘显为戎城令。他们究竟是如何登上仕途的，暂无详实的史料可供查考，但有一则材料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所载，九龄从叔张弘雅于“高宗显庆四年岭南帅府举明经，填经贴皆中首得及第，粤俗自是彬彬多经学士矣”。又查同书卷三十一《选举志》知，张弘雅是初唐时期整个岭南地区屈指可数的几位科举及第者之一，也是韶州曲江的第一名进士。这表明，曾以诗文名世的范阳张氏一支，经多世播迁至九龄的父辈时，其诗礼传家之儒风又始复盛，父辈们的所作所为，对幼年的张九龄自然会有所影响。

再看九龄的母系。《始兴张氏族谱》载：“宏愈夫人卢氏，赠桂阳郡夫人，葬金鸡胫天心堂(在始兴故乡附近)。”《徐碑》又云：“太夫人卢氏乐在南国，不欲比辕。”卢氏向为中原大姓，唐初仍视范阳卢氏为士族高门。但从“赠桂阳郡夫人”来看，九龄母亲的家族，似为南方人。查《桂阳直隶州志》卷二：桂阳郡，始置于汉，时领郴、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含涯、浈阳、阴山等县；三国吴时，分桂阳南部都尉，立为始兴郡，领曲江、桂阳、始兴、含涯、浈阳、中阳、阳山等县；隋朝，桂阳郡领郴、临武、卢阳等县；唐代，桂阳郡属郴州，领郴、义章、平阳、资兴、高亭、义昌、临武、蓝山等县。据此，余以为太夫人卢氏所追赠的封号，或缘于曲江、始兴汉时曾属桂阳郡，太夫人很可能就是曲江、始兴人。如，九龄夫人谭氏后来亦受封为“桂阳郡夫人”，谭氏家族便是始兴土著，是为旁证。

九龄在《追赠祭文》中曾深情地追忆父母云：“夙承教诲，幸而有成。”九龄兄弟四人，除最小的弟弟九宾因侍奉母亲乡居未仕外，长兄九龄自己成为一代名相，大弟九皋累迁至殿中监(从三品)，封南康县伯，二弟九章累迁至鸿胪卿(从三品)。可以想见，他们自幼是受到了良好的庭训的。但由于九龄生长在偏远的岭南，小小年纪不便北上京都就学。因此，其成年后，是以“乡贡”的身份进京应试的，这在身份上显然就低了“生徒”一大截。据《唐摭言》卷一《两监》称：“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所谓两监，即西监和东监，西监是西京长安的国子监，东监是东都洛阳的国子监。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永徽是唐高宗的年号(650—655)。这就是说，高宗、武后，以及玄宗开元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的，大多是从东西两京国子监生徒出身，如不经两监就学，则“深以为耻”。九龄步人仕途后，之所以一直未能拂去“岭海孤贱”这层心理上的阴影，除了门第和地域的原因外，“乡贡”的这一身份，我想也应该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其实，能人“乡贡”者，已属不易。据《通典》卷十五《选举》载：“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傅璇琮先生考证云：“高宗、武后时，(登第者)乡贡只占一、二个名额。”P36-39

近20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可谓日新月异、繁花似锦。无论是在宏观的唐代文学史研究的层面上，还是在分门别类的唐代文体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有不少成果出自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博士研究生群体。

顾建国的《张九龄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修改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付梓之际，建国君嘱我序其书。我的总的看法是，此著对唐玄宗开元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张九龄其人、其诗、其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唐代作家研究中的又一新创获。此前，建国君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30万字的《张九龄年谱》，可见作者此著的前期准备是十分充分的。

张九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被重新提出来的课题。这是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研究由于长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像张九龄这样的封建朝廷的上层人物一直是被打人冷宫的，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未能给予客观的评价。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研究中的禁区被打破，人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有关唐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和唐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规律性研究，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两大方面。

初唐文学如何向盛唐文学过渡和转变，曾经是学界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例如，从陈子昂到李白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文学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轨迹?在文学盛唐的形成过程中，究竟有哪些作家发挥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等等。在此前的一些文学史著述中对此所涉无多，探究亦浅。顾建国的《张九龄研究》正是从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亟待深入研究的角度切人的，他将张九龄置放于初、盛唐的诗坛和文坛的格局中，加以深人的研究和考量。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张九龄堪称盛唐前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也是开元时期与张说齐名的“文儒”集团的领袖人物。他的文学创作、人生思考、处世原则和人格秉性等，都曾对盛唐文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加强对张九龄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出形成文学盛唐的合力因素和重要的演进轨迹，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文坛领袖人物那种“守正疾邪”的人品，对醇真的盛唐诗风和文品有一种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此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后来居上，无论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抑深刻性而言，都有重要的开拓。论著抓住了前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如：关于张九龄家世的渊源与变迁，其早年的生活、教育状况及文学交游情况，其文学思想及文人心态，其应制、游宴唱和、酬赠、哀挽诸诗的艺术性研究，其骈散文研究，等等。在这些方面，都有创获，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言。

此著在论纂过程中，能以考据贡献材料，以辞章设定方法，以义理整合内容，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就考据而言，论者经过长期的积累，掌握了比较充分的文献资料，因而能对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具体明晰的比勘、对校、考辨、正讹，文史互证，多有发见。就辞章和义理而言，此著前三章为作家论，后两章为作品论，充分体现了“义理为干”的构纂思路。作者考论结合，旨在凸显张九龄其人之全貌，以收知人论世之效。作品论寓宏观于微观之中，论者联系张九龄入仕后“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将其文学创作与思想置放于初、盛唐交复之际，及盛唐前期文学发展的文学思潮中去品味分析，用大量的史实与文事，着力彰显张氏各类诗文创作的风格与建树，以突出其自成一格的创作实绩和执秉文衡的特殊地位。其中，如对张九龄五言古诗“首创清澹之派，，的论辨，对前人罕及的张氏应用文(敕文、状表、策书)创作的分析与研究等，皆能独陈己见，启人深思。全篇行文流畅又不失古朴儒雅。

当然，在有些问题的论述方面，此著也还有作进一步拓展和加强的空间。如对所论之盛唐气象及张九龄诗与唐诗发展的关系，所论张氏文章的特色比较以及各章的结论等。

建国君为学严谨求实、视野开阔，一如其为人的谦和笃厚、勤敏练达。1980年建国君从工厂考入大学，大学毕业后即进入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不久，又获得了到北京大学研修的机会。2003年，正式考取母校南京师大博士研究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社会阅历和专业学历的双重积累，为其从事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十多年来，建国君一直是以“双肩挑”的角色从事着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党务管理工作，无论是哪个方面成绩的取得，都意味着他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心血、精力和汗水。曾子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相信建国君会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学术追求的。是为序。

2006年12月记于金陵随园

《张九龄研究》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2005年出版的《张九龄年谱》后记中我曾提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有幸投师访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掀先生和葛晓音先生，在两位先生的门下做了为期一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修。当时，葛晓音先生给我定的课题便是张九龄研究。她几次同我谈起张说、张九龄在初、盛唐诗文革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二张”是陈子昂到李白、杜甫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和桥梁，而此前人们对此研究不多、重视不够。她首先让我从注诗文、编年谱、写读书报告等基础工作做起，以便从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葛晓音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帮助下，我逐步走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园地，并于80年代末开始发表相关文章。

2002年，我再返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预修博士研究生课程。2003年正式考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忝列潘百齐老师门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潘老师对我过去所做的点滴研究，颇加首肯。不久，又鼓励我可以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定在张九龄的综合研究方面，并希望我能充分利用读博时间，争取先写出一部超过前人的《张九龄年谱》。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地进行张九龄的诗文创作等研究。

诗人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所从事的这个专题研究，尽管已有较长时间的积累，但在真正动笔撰写的过程中，仍常常傍徨却步。因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前有陈寅恪、岑仲勉等大师和出自清华研究院的陈门弟子何格恩等先生的辛勤耕耘及其丰硕成果；当今亦不乏饱学之士的潜心发掘和创获。欲与大师硕儒们对话，实感力不从心。再者，为张九龄这样一位“开元盛世”的文宗和名相写年谱、作综论，所要涉及到的问题太多。诸如：古代的历史地理、礼制风俗、职官制度，一大批敕文中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文化冲突，诗文、交游中的人物考索，作品的系年考证，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等等，都使人无法回避。可以说，拙稿的每一页进展，都充满了艰辛。好在这些年里，师、友们始终给我以鼓励和鞭策。每当遇到困难时，潘老师总是适时地予以释疑引导，悉心长谈，令己茅塞顿开。在论文开题时，钟振振先生提醒我在考证方面要精细，陈书录先生告诫我在文献的引用方面要规范，张采民先生要我注意从南北文风融合的大背景下，观照作家诗文创作所受到的影响。程杰先生对我的论文架构及其标题等，都提出了极为精辟的修改意见。本文在定稿送审的过程中，还有幸得到了吴功正先生、钟振振先生、许结先生、巩本栋先生和周建忠先生的认真评阅和褒奖。在论文答辩的过程中，由巩本栋先生和周建忠先生任主席，钟振振先生、陈书录先生、张采民先生和潘百齐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张九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同时，也对本文的进一步加工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各位先生的关怀和指教，使我如醍醐灌顶、受用终身。在几年的寒窗苦读中，师弟范新阳、师妹杨卫军以及朱德慈兄等在查找资料、购买图书、传递信息、探讨问题等方面，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书稿校对过程中，许多同事亦给我伸以援手。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还要言明和感谢的是，经评审，《张九龄研究》的课题，被列为“2006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SJB75003]”，并得到了江苏省重点建设学科——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淮上文丛”专著出版经费资助，本书的责任编辑王芳同志对拙作的精心审读、严细编校，保证了此著的顺利出版。

顾建国

2006年12月记于淮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