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成林者关注底层民众，以一枝孤笔书写那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既是常人，又是常人眼中的失败者或畸零人。《爱与希望的小街(精)》实则是一部大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史。

文字纯净，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以其独特的文字韵律表达人世的爱与希望，恨与绝望。

大量私人照片及书信手稿首次与读者见面。

《爱与希望的小街(精)》是作者周成林最新的自传体散文集，收录了22篇散文作品以及一些书信、照片。作者用冷静、克制的语言，以身边的小人物命运为切入点，记录了那些无法轻易被忘记的伤痛。与其说这是作者的一本个人成长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大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史。

上池北街十九号

上学

乱云

残云

晚春

我们要爱母亲

暖灰

杀父

附：写给父亲的信；祖父的自述

看电影

管制分子高明思

知识青年伍大郎

考工记

少爷

刘气功

同情兄

联防队员周成林

冷冰冰

文凭

床

相亲

Nickel

钱

我上初中，祖母买了一根竹扁担，开始让我去自来水桩挑水(在这之前，我们用的自来水，多是左邻右舍帮着挑的)。小明叔叔的母亲明婆婆管着这个水桩，每天只开一次。椭圆的水泥水桩背面，有扇上了锁的小木门，明婆婆负责放水。黄昏，水桩前很热闹，都是挑水居民。就像后来的收费公厕，水票可以先找明婆婆买好。

院里也没厕所。上池北街只有一个公厕，就在跟文庙前街交界的路口。自来水桩附近的小巷子还有一个，有点远，街那头的居民爱去。公厕很简陋，男厕蹲位只有四五个，也没隔板木门，夏天还有白胖蛆虫爬上厕板。大概我上高中，这个旱厕才改成自动水箱统一冲水，有了低矮的砖砌间隔；夏天热臭，冬天冷臭。早晨，公厕也跟黄昏时候的水桩一样热闹。街坊蹲着解手，抽烟，聊天，读书，看报，发呆。便秘的，咬紧牙关满脸涨红暗暗用劲。忘带厕纸的，就找在场哪位讨几张草纸信纸。还没“登基”的男男女女站在门口等着空位，不时搭话。

如果十万火急，那就在家解决。家家都有马桶，成都话叫作桶子。桶子快满，尤其家里人多，早晨得去公厕倒桶子。每天黄昏，农民拉着粪车进城。城里人把粪车叫作土坦克。土坦克开进上池北街，农民挑着粪桶沿街吆喝：“倒桶子哕!”粪桶挑进院子，我们都把桶子端出来，倒完了，就在院内阴沟边，用马桶刷涮着桶子(春节过后，蒜薹降价，家家都吃蒜薹，家家桶子都有一股怪异的蒜薹味)。农民衔着叶子烟杆，看你倒桶子，跟你寒暄。有时，他顺带送上几把新鲜蔬菜：“自留地种的。”用的也许就是大家的肥料。农忙时节，土坦克好几天不进城。祖母和邻居很担心，街口公厕的粪坑愈来愈满。“倒桶子啰!”昕到这声吆喝，大家松了一口气。

洗澡不是小事，尤其冬天。家家一个大木盆或搪瓷盆，香皂却不是家家都有。我和祖母用了好多年的皂角和本地产的芙蓉牌肥皂。夏天，你可以隔几天就洗一次热水澡，或去对面院子提桶井水，站在阴沟边冲个冷水澡，要么到附近的南河游泳。冬天，成都不像北方城市有暖气，你只能去祠堂街的国营健康浴室泡大池。大池的水通常混浊，水面一层油污。泡完浑水，身上却不痒了。下次再来，也许一个月后，等你又觉得痒。

院内的陈伯伯和周孃孃都是工人，有三个女儿，她们洗澡要排轮子，也最让我好奇(我在学校学到几句顺口溜：今天星期三，我们去爬山；今天星期五，你们妈在屋头洗屁股)。陈家有两间房子(明家隔在中间)，他们的厨房跟我们的厨房之间，只有一道抹了泥灰的篱笆墙。祖母到白铁组上班去了。隔壁有动静。我凑近墙缝，什么也看不见。正在洗屁股的陈家大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吓得赶紧溜回堂屋。我那时正念小学。

吃也不是小事。油水太少，又长身体，我时常痨肠寡肚。家家早餐，多半开水煮剩饭加泡菜，要么开水泡馒头，放点白糖。白糖凭票供应。祖母把糖罐锁进立柜。有时她忘上锁，我会打开糖罐偷吃两匙。有一阵子，白糖也很紧张，国营副食品商店只有粗糙褐色的古巴砂糖。我们也吃炒面，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吃过的干粮。但是我们比他们幸福，不用一口白雪一口炒面。煮鸡蛋只有生日才有，牛奶更是奢侈。院里只有陈家伍家订了牛奶。有时，伍家的牛奶喝不完，易孃孃就端给我喝。凭票供应的水果硬糖和小圆蛋糕，祖母也锁进立柜。只有提糖饼不用凭票，又黑又硬，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点心。蒜薹炒肉我最爱吃。有年我过生日，祖母做了蒜薹炒肉。但我那天很不听话，祖母黑起脸，把蒜薹炒肉倒进阴沟边的潲水桶；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她的怪脾气。蒜薹炒肉(或者笋子烧肉)，成都话还有一层意思：用竹篾片打屁股。我那天的确也吃了一顿蒜薹炒肉。

我用连环画跟小学同学糖鸡屎(他姓唐)换过几只半个巴掌大的河蟹。糖鸡屎住在上池正街小学旁边，比我会捉河蟹(我捉的都是小蟹)。祖母把河蟹油炸，嚼起来很香。我们也吃油炸蚕蛹。有个同学养了很多蚕，他们吃的都是自家的蚕蛹。如果蚂蚁、蟑螂和老鼠可以吃，我们可能也会照吃不误。初中的时候，我养过一只兔子。有天放学，兔子已在锅里。祖母把它杀了，给我做了红烧兔丁。这只兔子很瘦，几乎都是骨头。

我吃得最畅快的一餐，是隔壁伍家的二爷爷去世，我还在念小学。我跟大人去了火葬场。回到家里，我饿坏了。丧宴有一桌摆在我家厨房。我大概吃了五碗饭。除了过年，我没见过这么多吃的，尤其这么多肉。这是我第一次吃撑，撑得就像连环画的主人公七把叉(他住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能吃，被贪婪的资本家当成赚钱工具，参加饕餮比赛，当场撑死)。大人笑我，说我就像“六一、六二年投胎的”。

P002-004

写作无需文凭。作家有大有小，但我从没遇到自称专科作家、本科作家或研究生作家的同行，也没碰上不看作品先验文凭的编辑。可惜的是，这个常识在文字以外的世界仍未通行。我当初提笔，一是从小就有的兴趣，二是我没文凭，多数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三是我也渐渐发现，常人眼中的“像样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文字或语言，是我唯一的“技能”。靠它暂时活着，没有什么难为情，就像鞋匠补鞋，厨师炒菜，裁缝做衣。尽管前途难卜，尽管朝不保夕，尽管至今没有立锥之地，不时还得靠人接济，我还是很高兴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人，但也时刻提醒自我：作家，尤其独立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

《爱与希望的小街》，原是我的上一本小书《考工记》的续集。本书完稿后，鉴于这两本书的背景相似，内容连贯，尤其笔下人和事，都跟作者有这样那样牵扯，我决定听从出版社建议，把两书尽可能合而为一，不仅让前些年自己的这类写作告一段落，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本。然而，我愈来愈不喜欢“个人史”“回忆录”这类整齐划一的标签，所以一方面纪实，一方面也尽量向文学靠拢。除了早期某些文字，我后来写的大多数篇章不再过多评论，而是尽可能忠实再现。我的文字也愈来愈简单；这一简单并非刻意，而是符合这几年（包括今后）我的生存状态。读完本书，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人物，不论至亲还是好友，要么早登鬼簿，要么已跟作者相忘于江湖。但我必须说明，写到他们时，作者并无恶意，也不回避自己的愚笨。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本文开头提醒自我：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本书书名，灵感得自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早期电影《爱与希望的街》。电影中的穷街陋巷，让我想起早年跟祖母住过的小街。我在这条小街慢慢长大，感受爱与希望，体会恨与绝望。我们的左邻右舍多为无权无势的弱者，我是他们的一员。等到成人，我有机会接近权势和财富，虽然短暂着迷，但我最终还是站回无权无势的弱者一方，我仍是他们的一员，哪怕这条小街名存实亡。本书写到的人物，不论我视为至亲的祖母还是让我爱恨交加的父母，不论管制分子还是知识青年，不论从前同学还是过去同事，不论联防队员还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既是常人，又是常人眼中（或他们自己眼中）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文学版本未必“权威”。我笔下的自己，也只是我眼中的自己。我笔下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无论在世与否，他们若肯动笔，或许又是别样光景。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本书写到的人物，不论我视为至亲的祖母还是让我爱恨交加的父母，不论管制分子还是知识青年，不论从前同学还是过去同事，不论联防队员还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既是常人，又是常人眼中（或他们自己眼中）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文学版本未必“权威”。我笔下的自己，也只是我眼中的自己。我笔下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无论在世与否，他们若肯动笔，或许又是别样光景。

——周成林

故事的黑暗与粗砾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家庭成员之问的紧张甚至残酷的关系，个人在社会里的挤压与损耗，而且毫无光明可言（更不要说光明的结局了），令人不快的真实感，这是在今天的小说和影视作品里极其少见的。

——《南方都市报》资深编辑、书评人戴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