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精)》记录了这一重要年份里全球各地的历史事件，令人不胜唏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区别于以往讲述战争过程的历史著作，伊恩·布鲁玛将眼光聚焦于二战余波：旧世界已经摧毁，新世界尚未成形，一切皆在变动之中，人们面对战争废墟、充满绝望，同时叉满怀希望，投降、解放、占领、复仇、审判、黑市、重建……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日本和平主义，这些战后结果都可以追溯到作为“零年”的1945，二战虽然结束了，但二战带来的影响远未终结，一切才刚刚开始……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精)》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这一变革的规模几乎难以想象。纵观全球，大城市沦为一片废墟，饿殍遍野，人口大幅衰减，生活颠沛流离。人们开展了大范围的无情报复。与此同时，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成过去，光复掀起了无与伦比的喜庆狂潮，人们前所未有地纵情欢乐。1945年的一系列事件孕育了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运动、日本和平主义以及欧盟。战胜者将社会、文化和政治“再教育”强加给战败者，力度之大，几乎史无前例。这种做法多半未经过深思熟虑，但正如伊恩·布鲁玛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以事后之明来看，这些举措实际上还是较为开明、人道和有效的。

这部作品布局宏大，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书中，作者信手拈来地谈及亚欧两地的影视艺术作品。也许没有人比伊恩·布鲁玛更适合撰写《零年》这本书了，这是他的力作。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许知远

序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复仇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第五章 沥干毒药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跋

注释

鸣谢

索引

尽管美国国内存在一种相当种族主义的宣传，这种情况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比如，这里有段摘自《周六晚报》(Saturdayr Evening Post)关于盟军占领日本的文字：“日本女人平胸、塌鼻子、扁平足。对于大多数美国男人而言，她们的吸引力跟有一千年历史的石头人偶差不多。说实话，还不如人偶。美国人喜欢给人偶拍照。”

如果我们积点口德的话，该文作者可以说不知所云。早在1945年，最高司令官手下的多数高级军官都给自己找了日本情妇。由于起初日本国内鲜有西方女性，出现这种情况当属意料之中。局面只有在新一波的军官到来后才发生改变，新来的人通常包容度较差，而且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在德国，虽然禁止与德国人亲善的条令已经解除，但军官们还是决定在日本加强军纪，宣布多数公共场所，比如餐馆、温泉胜地度假区、电影院和军队宾馆为“禁区”。

结果，亲善照常进行，只是隐秘性更高罢了，此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作为“个体户”的卖淫女，她们的存在对控制性病发病率只会起到反作用。妓女在受过轰炸的街道和城市公园里有自己的地盘，俗称“岛屿”。有些女人一次性交易只收区区1美元，在黑市上差不多只能买到半包香烟。这种生意十分红火，而盟军当局不顾日方建议，执意要在1946年取缔有组织卖淫后，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分门别类。娼妓中的个体户，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被划归为几类：专门服侍白人士兵的，专门服侍黑人士兵的，只服侍日本人的，不过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才不接受这套清楚分类的劳什子。一些妓女只侍从一位客人，她们叫做onrii(大致是“唯一”的意思)；那些特别放荡淫乱的女人则得到了batafurais(即花蝴蝶)的称号。东京市中心的部分地区，比如正对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的日比谷公园，或毗邻的有乐町车站，成为了典型的“潘潘女”活动区域。

涂着鲜艳口红、脚穿高跟鞋的“潘潘女”是日本人耻笑的对象，因为她们象征着民族堕落，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当中还夹杂着些许羡慕。她们的物质生活要比大多数无家可归、饥肠辘辘和一贫如洗的日本老百姓富足得多，这些“上班族”姑娘还是美国货最早的消费者和拥趸。她们比多数日本人更了解战胜者的流行文化。操着由日本俚语和从美国大兵处学来的散装英文混搭的黑话，“潘潘女”也比大部分日本人更能掌握占领者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潘女”与日本一种特别下三滥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职业固然卑贱，但却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东京在古时候叫江户，这一时期，妓女的穿着就代表时尚潮流，这点透过浮世绘和歌舞伎可见一斑。盟军占领的起初几年里，“潘潘女”的文化内涵大大失去了当年的雅致韵味。军事失利、再加上战时审查制度和军国主义教育的覆灭，使得根植于过去的性商业文化死灰复燃，但如今更多地带有美国色彩。内容色情猥亵的低俗杂志，譬如《可人儿》(Lovely)、《维纳斯》(Venus)、《性爱奇幻》(Sex Bizarre)和《美女墙照》(Pin-up)等大红大紫。原先的娱乐区里开设了脱衣舞馆，大都是在弹坑边草草搭建的窝棚。便宜的舞厅里，皮条客、黑市商人和穿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混混搂着他们的女友跳着曼波舞。日本的摇摆乐队和爵士乐歌手再度活跃起来，多年前，因为诸如此类的“外国腐朽文化”遭到查禁，他们一度销声匿迹。现在，大众对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的靡靡之音又是趋之若鹜了。

许多女人走上卖身这条路是为现实所迫，但也不尽然。当时的调查显示，不少女性成为“潘潘女”是“出于好奇心”。比起单纯的钱色交易，这一初衷是“潘潘女”遭人极端蔑视的一大原因。“牺牲”肉体，维系一户贫农家庭的生计，或履行爱国义务，这些借口都还说得过去，甚至还有可能赢得赞赏；但若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或者出于对钱、香烟或丝袜的物欲，那就是一种耻辱。有组织卖淫在日本历史悠久，而且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但“潘潘女”因为自甘堕落而广受谴责。这样的社会氛围，让她们孤立无援，身陷险境。

尽管十分艳俗，而且饥不择食，但1945年的性商业文化好比曼波舞和布基伍基音乐，起到了解放人心的作用，其受到一些人欢迎的同时，也为其他人所不齿。1946年，日本有差不多9万名新生儿的母亲都是单身未婚女性，这一点不可能归因于纯粹的性交易。在接受了蛮夷外国兵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大量负面宣传后，许多日本女人真正见到美国人时，发现他们根本没那么吓人，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位女作者曾在享有极高口碑的女性杂志《妇人画报》(Fujin Gaho)刊文，她的话值得参考：“我觉得他们有礼貌、很友好、无忧无虑而且十分开朗。跟过去住在我家附近军营里那些傲慢、小气和粗鲁的日本兵一比，反差真是太明显了，这可真叫人悲哀。”

这倒不是说盟军士兵从来不施暴，尤其是在占领日本早期。根据一项估计，1945年下半年，平均每天就有40名女人遭到强暴，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偏低，因为许多受害者出于耻辱感都没有报案。再说了，这样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受到占领军审查的媒体报道中。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觉得美军的军纪比他们原先担心的要好多了，特别是对比他们自己的子弟兵在海外奸淫掳掠的行为。

有些吊诡的是，性风俗的变迁和美国人企图“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传工作是相契合的。要转型成为民主国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须得到平等对待。“潘潘女”的出现也许是改造者们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他们鼓励日本人学习美国人，更加开放地通过肢体动作表达爱意。拜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所赐，1946年，日本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接吻镜头，这部电影名叫《年轻的心》(Hatachi no Seishun)，旨在使日本观众得到熏陶。影片在年轻观众中十分风靡。P39-41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lhony Bu 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于1945年？有人提出全世界对抗状态直到1989年才走向终结，理由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其余中东欧地区在这一年才最终脱离了共产主义统治。1945年，斯大林把欧洲一分为二，这是二战最深的一道伤口。但是背信弃义之后依然是背信弃义。1938年，在英法两国的绥靖纵容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正如内维尔-张伯伦所言，“这一纠纷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发生在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之间”。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一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但到了1989年，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人们满怀希望，贯穿欧洲脊梁的这道巨大伤痕终于有可能愈合了。不止如此：虽然中国发生了学潮，但在这一充满奇迹的年份中，人们燃起过短暂的希望，全世界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了。如今世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人们谈论着新的世界秩序，甚至是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终于出现了裂痕。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几个姐姐带着父亲，打算在柏林墙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他在1945年目睹柏林被毁之后只故地重游过一次。1972年，在昔日家庭灾难阴影的笼罩下，我们一家人曾在柏林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夜。那次经历让人抑郁。柏林又阴又冷。穿越东西德边境耗时良久，令人厌烦。凶巴巴的边防士兵拿着镜子检查我们的汽车底盘，确保我们没带违禁品，或者在车底下藏了人。

1972年，东柏林和我父亲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斯大林式的马路虽然宽阔，但空空荡荡，这座城市的色调阴沉，战争的废墟依旧清晰可见。父亲开着全新的雪铁龙轿车，来到了昔日他被迫为纳粹战争机器卖命的原工厂大门前。这段旅途让他充满了沉甸甸的快感。工厂是一栋大型红砖建筑，看起来戒备森严，有点像德皇威廉时期的工业堡垒。工厂附近是我父亲曾经待过的劳工营，木头营房跟纸糊的一样，对冰雪、跳蚤、虱子和盟军炸弹的侵扰均没有招架之力。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嘹望塔、囚犯用作公厕的弹坑，以及公共浴室——似乎过去只是被冻结了起来。

1989年，这座劳工营消失了，我记忆里是被拿去改造成停车场了，一旁的简陋摊位上，摊主兜售着在油腻的咖喱酱热气里熏制而成的香肠。

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行散着步，穿过勃兰登堡门。这一举动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难以想象，若有人敢以身试法，必然会挨枪子。我们被裹挟在东德人、西德人、波兰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其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人组成的人流中，漫步穿行于柏林市中心，体尝着这份恬淡的自由，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脸上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儿。一旁依旧站着身着制服的士兵，但他们无力出面制止，只是盯着人群。一些当兵的脸上还带着释然的笑容，他们终于不用再朝同胞开枪了。全世界似乎一团和气，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12月31日的晚上很冷，但还没到天寒地冻的地步。在走向勃兰登堡门的路上，我们隔着老远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父亲的步履却有些迟疑；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德国人扎堆的地方。他也不喜欢乒乒乓乓的响声；这会勾起他太多回忆。数以万计的人——多半是年轻人——聚拢在柏林墙的周围，有些还爬上了墙头，高声歌唱，大喊大叫，手里摇晃着被德国人称为“塞克特”(Sekt)的甜味气泡酒酒瓶，瓶塞蹿了出来，黏稠的泡沫如雨点般浇洒在人们头上。

有些人高喊口号：“我们是一家人！”(Wir sind das VolM)，有的则唱道：“我们同根同种！”然而，那晚的空气里并没有飘散着民族主义或咄咄逼人的气氛。世界各国的人们齐聚于此，就像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式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只是没有摇滚乐队。人们庆祝自由、重逢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的苦涩经历不会重蹈覆辙；不会有铁丝网，不会有集中营，也不会有杀戮。年轻的感觉真好。如果说贝多芬的《世间众人皆兄弟》(Alle Monschen werden Bruder)这一作品有寓意的话，那么其在柏林这个无与伦比的新年夜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午夜过去差不多一刻钟后，我和姐姐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在人群里走散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不能动弹。我们四处找他，身旁焰火划破夜空，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周围四处都是人们的脸庞，在火光的照耀下看着有些歇斯底里。我们挤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父亲。没了他，庆祝活动变得索然无味。在惴惴不安中，我们回到了酒店。

断断续续睡了几小时后，房门开了。父亲就站在门口，脸上挂了彩，缠着绷带。午夜钟声敲响时，柏林的人群以一声声巨响庆祝新年来临，父亲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他曾经躲避英国人空袭、“斯大林管风琴”和德国狙击手打冷枪的地点，就在这时，一枚炮仗不知怎的找上门来，正中他的眉宇之间。

零年，即1945年，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伊恩-布鲁玛对这一年的记录不仅生动，富有同情心，且极具感染力。布鲁玛将一堆色彩斑斓的重要主题编织在了一起：伴随胜利一同到来的普天同庆和性解放，战败后接踵而至的反攻倒算，以及在一场惨绝人寰的全面战争后对一个和平、公正和保障人权的世界的憧憬。他的故事背景横跨整个世界，西起荷兰，东至日本，笔下男男女女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再普通不过的芸芸众生，他们捡拾起一个破碎世界的碎片，为了子孙后代，将其重新拼接成型。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人，布鲁玛在这部精彩纷呈的历史书里，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以赛亚·伯林传》作者)

伊恩·布鲁玛以荡气回肠的笔调，记述了二战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惨剧、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和彻头彻尾的蠢事。除此之外，他还描写了和平来临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世人是如何应对上述局面的。即使是在将近70年后，他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依然有着不能承受之重，让人不忍卒读。

——布莱恩·乌尔库啥特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