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对于六零们来说，绝对是一段流金的岁月。那时侯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伴随着祖国轻快前进的脚步，世界一点点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手提着火候刚好的青春，争先恐后地挤上时代的渡轮，迎着微熏的海风，驶向五彩缤纷的世界深处。
文化生活的变化最大，我们不再看单调的样板戏，我们看的是青春偶像片《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的拥抱让人眼热心跳;我们不再跳忠字舞，我们跳的是《金梭和银梭》，唱的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生活不再有《看不见的战线》，生活就是《街上流行红裙子》。舞厅遍地开花，三步四步外加迪斯科;录像厅风起云涌，香港武打外加言情琼瑶;旱冰场后来居上，男孩女孩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诗社、英语角、电大、夜大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迎风流泪、对月伤心”的文艺青年。
从生活上来说，我们在自己家里看上了电视，看完电视无论多晚，都可以不出家门在自家的抽水马桶里解决大小便。一字领的蓝、灰色外套只有中老年人才穿了，年轻人穿什么？喇叭裤，高跟鞋，蝙蝠衫，泡泡袖。的确良早过时了，现在流行腈纶、乔其纱。吃的东西也多多了，虽然有些东西还要凭票供应，但每个家庭都不是光靠那几张票才能吃到好的了。
出现了很多新词汇：个体户、万元户、公司、磁带、微机、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信息爆炸、实现“四个现代化”、五讲四美、女排精神、朦胧诗、迪斯科、三转一响带咔嚓……
如果把中国现在的飞速发展比喻成火热的夏天，那八十年代就是不折不扣的春天——一切都是那么懵懂而新奇，一切都是那么兴奋和喜悦，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一切都充满着苏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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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关系
电影《海外赤子》在国内上映，让我明白在我们周围还生活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平凡和朴素，但是他们却有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历，甚至还拥有一批仍然过着这样生活的海外亲戚。
《海外赤子》上映后不久，中国的留学热达到了高潮，有门路的人们纷纷到国外洋插队，而隐匿多年的海外亲友们，也从世界各地浮出水面，他们大量涌进中国寻亲访友。“海外关系”这四个字，第一次作为一个褒义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名词出现在生活里。那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消息：右派老王找到了流落海外的表姑;李大夫联系上了失散多年的在美国的妹妹;对面小学的张老师突然接到马来西亚的来信，他亲爸爸健康地生活在那个满街是椰子树的国家！一时间，这些平时萎缩、不起眼的小人物，被天上掉下的金砖突然砸中，金砖上赫然四个字：海外关系。这些令人振奋的海外关系，要么直接把这些幸运儿带走，一去不返。要么给这些幸运儿带来令人眼馋的礼物：电冰箱、电视机、录音机、录象机等等。世界一下变了，原来卑贱、寒微的人，一下子成了新贵;原来理直气壮、根正苗红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平庸的普通人。
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我家族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我在那时才首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我爷爷家解放前是开封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从未谋面的姥爷更吓人，他曾是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少将高参，在解放时随傅作义投诚，后不幸被新政权镇压！怪不得每逢学校让填家庭成分的时候，我回家问妈妈应该怎么填？妈妈总是不耐烦地回答：“就填中农吧。”原来，这是他们记忆中最黑暗、最不愿意被提起的部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当时上高中的我，立刻被曾经显赫的家世撩逗得蠢蠢欲动，我猜想自己有一个远在海外的亲人，某一天他突然回来把我接走，若干年后我从海外回来，跟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来个第二次握手。
这个猜想被我无数次温习，以至于到后来我自己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一定有一个远在海外的亲人。我开始拼命补习英语，为日后出国做准备，我的举动搞得我们英语老师非常欢喜，私下问我为什么这么用功，我答：家里已经联系上我美国的伯父，不日我就要远度重洋！英语老师听了我的话羡慕得眼睛都红了，立刻祝贺我，随即就委婉地问我能不能把她也办出去？从那时起，英语老师以为和我有了某种默契，上课总是提问我，并且跟我说话也用英语，我本来底子就差，她这样弄得我不胜其烦。终于有一天，我告诉她，我伯父不能给她办出国，她听了以后对我的态度立刻恢复冷淡，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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