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在芝加哥的阿富勒莫药杂店当送货小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份工作真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可以偷到足够多的安眠药来自杀。我不清楚到底多少片才算够，只好想当然地以为二十片就可以了。我行事谨慎，每次都只是偷偷地往口袋里装上几片，免得引起药剂师的怀疑。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把威士忌和安眠药混在一起便足以致命，于是便下定决心这么干，好让自己必死无疑。
那天是星期六——我盼望已久的一个星期六。父亲和母亲要外出，而弟弟理查德还在朋友家。家里只剩我自己一个人，不会有人来扰乱我的计划的。
六点钟的时候，药剂师准时宣布：关门。”
他可不知道自己这句话说得有多好，没错，现在就是关闭我生命中所有错误的时候。我知道，不对头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整个国家都不对头。
当时是1934年，整个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毁灭性的危机。股市在五年前便已彻底崩盘，数以千计的银行关门大吉，各地企业纷纷倒闭，超过一千三百万人陷入了失业的绝境。工资骤降至每小时五分钱。全国各地有整整一百万流浪者，其中包括二十万儿童。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曾经的百万富翁纷纷自杀，昔日的经理们则在街头兜售苹果。
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绝望星期天》，我记得其中的几句歌词：
绝望星期天
整日阴云郁结
我，还有我的心
都决意让一切终结
周遭一片愁云惨雾，跟我的心境完全一致。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我飘摇无依，内心痛苦不堪，极度向往某种无法言明、无以名状的东西。
我家在密歇根湖附近，跟湖岸就隔着几个街区。有一天晚上，我来到湖边，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当时正刮着风，天空乌云密布。
我抬起头，对着天空说道：“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在我面前显现吧。”
就在我伫立岸边仰视天空的时候，乌云汇聚成了一张巨大的面孔。一道闪电划过，这张面孔霎时目光如炬。我惶恐不已，狂奔着回了家。
那时候，我们一家住在罗杰斯花园一处小公寓楼的三层。演艺界大腕迈克尔·托德说他经常破产却从不曾觉得自己很穷，而我却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很穷，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这种贫困令人备受折磨，令人自感卑贱。为了省钱，你得在滴水成冰的寒冬时节关掉暖气，学会了不用的时候就关灯，还得把番茄酱瓶子和牙膏筒挤得干干净净。不过，我很快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
我回到了我们家那间阴森的公寓，家里没人。父母亲过周末去了，弟也不在。没人会来阻止我做我想要做的事。
我走进我和理查德共用的那间小卧室，小心翼翼地从衣橱底下拽出那个装着安眠药的包，随后又去了厨房，从架子上拿了一瓶父亲的波旁威士忌，再折返回卧室。我盯着药片和威士忌，琢磨着这两样东西需要多久才能发挥效用。这之后，我往玻璃杯里倒了一点威士忌，把它举到唇边。我不敢再多想，于是仰头喝了一大口，那股辛辣味差点让我窒息。随后我抓起一把安眠药，正要往嘴里送，耳边却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在干吗？”
我飞快地转过身子，杯里的威士忌洒了一些，药也掉了几片。
卧室门口站着我的父亲。他走上前来。“我都不知道你居然会喝酒。”
我盯着他，磕磕巴巴地说道：我——我以为你出去了呢。”
“忘了点东西。我再问你一遍：你在干吗？”他从我手里夺过了那杯威士忌。
我拼命地想着。“没干吗——没干吗呀。”
他皱起眉头。“这可不像你啊，西德尼。怎么了？”然后，他看到了那堆安眠药。“上帝呀！你想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明的谎言，索性就豁出去说：是安眠药。”
“怎么回事？”
“我想——想自杀。”
片刻的沉默之后，父亲说道：我才知道，原来你这么不开心。”
“你阻止不了我的，就算你现在阻止了，明天我还是会自杀的。”
他细细地打量着我。“生命是你自己的，你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置，”他迟疑了一下。“既然你也不是那么着急，我们干吗不出去走一小会儿呢？”
我很清楚他的打算。我父亲是一名推销员，他这是想要说服我放弃计划。不过他不会有机会的，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好吧。”
“穿件外套吧，冻感冒了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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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多年来进行的各类体裁的创作——电影、戏剧、电视、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说。小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思想与心灵的世界。你可以在小说中尽情塑造角色。从剧作家到编剧到小说家的转型比我预期中的要容易。其中的益处更是自不待言！
小说家环游世界开展调研，结识有意思的人，游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你写的东西有哪一点打动了别人，别人也会乐于跟你分享。我有时候就会收到一些非常感人的邮件。
我收到过一位女士的来信，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不让父母和男朋友到医院看她。她告诉我，她虽然只有二十一岁，却已经想到过死了。有人在她床头放了一本《午夜的另一面》。她先是随意地翻了翻，里面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于是她又从头把整本书仔细看了一遍。她为书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深深吸引，忘了自身的困境，现在她已经准备勇敢地直面人生了。
还有一位女士写信给我，说她女儿在临终时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写的每一本书摊在她的病床上，然后这位女儿幸福地走了。
《天使的愤怒》中一个小男孩的死去招来了许多抗议信。东部一位女士写信给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说：“给我打电话吧。我无法入睡。为什么要让他死去呢？”
类似的信件铺天盖地，所以在改编成电视剧时，我让这个男孩复活了。
有许多女士跟我说，她们之所以会成为律师，是为了效仿《天使的愤怒》中的詹尼弗·帕克。
我的小说在一百零八个国家可以购得，被翻译成了五十一种语言。1997年，我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了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成最多国语言的作家。我的作品销量达到了三亿册。
说到我的作品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那是因为我塑造的人物对我而言非常地真实，因此对读者而言也很真实。国外的读者也能在我的书中找到共鸣，因为爱、仇恨、嫉妒是人人都能体会的普遍的情感。
当我成为一名小说家之后，有一件事情令我很受震动：人们对小说家的敬意要远远大于对好莱坞编剧的敬意。杰克·华纳曾经说过：“编剧不就是坐在打字机前的一帮笨蛋吗？”这是多数电影公司老总的共识。
在创作《万花锦绣》期间，有天我去亚瑟·弗里德的办公室，他的保险经纪刚好也来了。我们正在聊天，秘书进来通知他去看样片。弗里德对他的保险经纪说：“我们去看样片吧。”
他们俩起身出去了，把我一个人晾在了那儿。他们要去看的那个样片可是我编的啊。
毫无敬意可言。
我很喜欢环游各地，为我的小说进行调研，我非常地乐在其中。为了写《午夜的另一面》，我去了雅典，乔亚跟我同行。我们经过一家警察局，我说：“我们进去吧。”
我们走了进去。办公桌后面有一位警察，问我们：“需要帮忙吗？”
我说：“需要。有谁可以告诉我怎样炸毁一辆汽车？”
三十秒钟后，我们被锁进了一间屋子。乔亚又惊又怕，“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吧。”
“别担心。有的是时间。”
门开了，四位持枪警察走了进来，“是你要炸车？为什么？”
“我是西德尼·谢尔顿，我正在进行调研。”
幸好他们知道我，然后他们给我讲了怎样才能炸掉一辆汽车。
在创作与钻石有关的《谋略大师》一书时，我去了南非做调研。我联系了戴比尔斯公司，询问是否可以到他们的钻石矿上去看看。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就获得了到钻石矿区一探究竟的殊荣。
戴比尔斯一位主管跟我提到了他们的一处矿区，是一片地面上便有钻石的海滩，这个矿区一面有海洋的保护，另外一面是一处警卫森严的大门。我觉得这是个挑战，于是我想了个办法，安排我笔下的一个人物潜入这个矿区偷走了钻石。
为了写《假如明天来临》，我去参观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的安检系统。据说这个系统是坚不可摧的，不过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想办法从里面偷出了一幅价值连城的油画。
创作《众神的风车》之前，我去了趟罗马尼亚，因为书中有些场景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当时还是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这个政权的多疑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在大使的办公室里，我对大使说：“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大使站起身，“请随我来。”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间有海军陆战队士兵二十四小时在周围巡逻的房间，然后说：“你想问什么？”
我问：“您认为我的房间遭到窃听了吗？”
“不只是你酒店的房间遭窃听了，就算你去夜总会，他们也会窃听你的。”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乔亚去了一家夜总会。领班给我们安排了座位。空调正对着我们，所以我们起身想换个位置。领班赶紧跑了过来，招呼我们坐回原来的位子。显然那张台子是装了窃听器的。
第二天，我去大使家里用餐。我说：“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他起身，“我们去花园里走走吧。”
在罗马尼亚，即便你贵为大使，家里也是要遭到窃听的。
在创作《时间之沙》时，我去了西班牙调查巴斯克独立运动。我让司机带我走了书中修女们要走的两条路。我们最后回到了圣塞巴斯蒂安。司机把我送到酒店门口后说：“我得走了。”
我说：“你不能走。我们的调研才做了一半。”
“您不明白，”他说，“这里是巴斯克总部。他们见到马德里牌照就会把车炸了的。”
我见了一些巴斯克人，听了他们讲述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们觉得自己被逐出故土，他们想要回自己的土地，想要复兴他们的语言和自治权。
以上就是我的部分经历。对这样的经历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爱好写作，我很幸运，从事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相信，不管是绘画、音乐还是写作的才华，都是天赋的礼物，我们应当为自己被赋予的才华心存感激，并努力让这种才华得到发挥。
让我最最乐在其中的还是写作过程本身。有次我生日，我的经理人送了我价值五百美元的网球课程，网球教练每周一次上门辅导我练习网球。
有一天他说：“钱已经花光了。你还要继续学吗？”
我非常喜欢打网球。开始我说想，不过转念一想，我不愿意老在这儿待着。我更情愿去办公室写作。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网球场。我最后一次打网球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加里·格兰特的收山之作《樱都春梦》拍摄四年之后，他打电话告诉我，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要在纽约给他颁发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问我是否愿意出席颁奖礼。我当然乐意前往。这个奖加里早就该得了。
我还非常欣喜地见到，这些年来，鲍勃·拉塞尔和本·罗伯茨在事业上也都大有斩获。
我弟弟理查德最后还是离婚了，1972年，他又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结识了魅力四射的商人贝蒂·雷恩并跟她结婚。
1985年，我深爱的乔亚心脏病发作逝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噩耗，我的生命就此一片空白，我觉得这个空白永远无法填上了。
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这个空白被填上了。我邂逅了亚历山德拉·科斯托夫，人生就此改变。她身上集合了我笔下那些女性的所有优点——智慧、魅力、令人惊叹的才华，我对她一见钟情。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秘密举行了婚礼，只有家庭成员参加。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老朋友马蒂·艾伦和他妻子卡隆也来到了婚礼现场。多才多艺的卡隆在钢琴上弹奏了一曲她自创的婚礼进行曲。伴着优美的乐曲声，我们举行了婚礼。
如今我和亚历山德拉已经共同度过了美妙的十六个年头。
让我非常欣慰的是，我的女儿玛丽也成了一名作家。到现在，她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我的外孙女丽奇在十六岁时便已经发表了一篇小说。我希望十岁的丽贝卡也会步妈妈和姐姐的后尘。
因为狂躁抑郁症——就是如今常说的双向情感障碍综合征，过去这四年我的行动迟缓了不少，不过在碳酸锂药物的帮助下，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我正在筹划写一部新小说、一本非小说类图书和一部百老汇音乐剧。我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八十八岁生日。
我的人生就像过山车，大起大落，极富刺激，我珍视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精彩旅程。我感激奥托，是他说服了我要继续往下翻页，我感激纳塔莉，她对我的信心从未有过动摇。
我的事业也是大起大落，有过巨大的成功，也有过难以言表的失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还要向你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电梯一直在上升。
畅销小说作家谢尔顿的回忆录《我的另一面－－西德尼·谢尔顿自传》，坦诚而富有启迪，讲述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是关于穷光蛋致富的传奇：争斗、不屈不挠的男主角以及最终的辉煌。那是普通人活几辈子都未必能经历的。《我的另一面－－西德尼·谢尔顿自传》开头是1934年的芝加哥，十七岁的谢尔顿正准备自杀。他孤独而困顿，想上大学又付不起学费。感谢他父亲对他进行了干预，年轻人重新振作起来。他从一个RKO院线影院的引座员变成了一个苦苦努力的歌词作者，然后在短短的几年里又成了好莱坞一流的编剧。以后的三十多年里，谢尔顿又写又导电影，与各家电影厂老板和明星们频频会面，比如科克·道格拉斯、朱迪·格兰德、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等等。作者取得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成就包括：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空军特训部队的一员，以《单身汉与时髦女郎》获得1947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因创作了百老汇热门剧《红发》的剧本而获得1959年的托尼奖，创作了四部经典的电视连续剧和大量的畅销小说（《假如明天来临》、《天使的愤怒》、《午夜的另一面》、《朱门血痕》、《众神的风车》等等）。作者还讲述了自己的爱情经历和婚姻，讲了抑郁症对他的致命影响，还有他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等等，读来像作家的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轻松、幽默的笔触与作家艰辛沉重的经历之间形成了离间效果，这是谢尔顿的特色。
从郁闷得想要自杀的在芝加哥的童年，到二战时期美国空军特训部队的一员，再到在纽约及好莱坞的辉煌与奢华，西德尼·谢尔顿历经了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生活。
这位世界级的讲故事大师在《我的另一面－－西德尼·谢尔顿自传》里和我们分享他最伟大的故事——
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坦诚而富有启迪，足可匹敌他创作的任何一部畅销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