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哈尔·本·杰伦，1944年出生于摩洛哥古城非斯，小时候在街区的古兰经学校读书，六岁时进入双语学校。他十一岁时跟随父母到了北部海港丹吉尔，直到十九岁中学毕业，又到了首都拉巴特的大学攻读哲学。大学期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

《初恋总是诀恋》讲述了阿拉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衡和误解。读者从故事中读到的全是爱情，也是寂寞，秘密和不理解。

四十年来，本·杰伦一直在以写作的方式展现他与故土的关系：诗歌、小说、寓言、随笔……虽然与妻子和四个孩子生活在法国，但他依然保留着摩洛哥国籍，且每年有两个月回国度过。一个真实的国度，多少虚构的故事，皆来自对那片北非沙漠的爱与恨。阅读的本·杰伦的小说，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地方，同时也有令人反感之处，这种矛盾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作者深深爱着这个国度，却又不得不远离它而生活。

《初恋总是诀恋》是本·杰伦于199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初恋总是诀恋》讲述了在阿拉伯传统和宗教背景下的十六个爱情故事。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法语作家之一，本·杰伦的创作深得欧洲文学的滋养，使得他的短篇小说既有浓烈的摩洛哥地域色彩，又在构思和立意上极具现代性。

谬爱

女人的诡计

青蛇

一则关乎爱情的社会新闻

幻景度假村

初恋总是诀恋

写爱情故事的男人

地中海之心

阿依达-佩特拉

巴黎之恋

一声哀叹

自恋的维多先生

不喜欢节日的男人

仇恨

老人与爱情

一夫两妻

谬爱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我有一天在米哈吉的露天平台上浮想出来的。平台在丹吉尔的大力神洞上面，我的朋友A给我提供了一间平房让我休息，也以备我写作之需。那里，大西洋的波浪涌上一望无际的沙滩。在这片沙子与浪花的空旷中，面朝沙滩，一座华丽的宫邸在几个月间就建造了起来。我不知道这座宫殿属于谁。有人说它是一位遥远国度的王子的海滨更衣室。王子爱上了这海及海边的寂静。还有人认为它是一位希腊船商的房合。船商因为无法再忍受地中海，而选择来这里度过余生，更是为了逃脱他本国的法律制裁。

这里，海澄蓝，海碧绿，浪花如它的发丝雪白。对面，王子的更衣室或是船商的房合呈现沙砾的颜色。这种搭配并不让人厌恶，却不大相宜，如同一天傍晚我听着收音机里一位女歌手的歌而编造的这个故事一样。

谣传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确有其人的舞女或是女歌手。我没有去求证这个说法。人们热衷于讲述故事和宣扬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愿没有人和这个故事里的人物雷同。所有小说都是现实的飞翔，需要回归现实，融于现实。最近一家近东的报纸报道了一名失踪的埃及女演员。另一家杂志则暗示女演员为炒作而捏造了自己的失踪。

这个故事发生在多年前，那时这个国家慷慨地向一群特殊的游客敞开大门。这些游客走出阿拉伯沙漠深处，来这里享受几夜奢靡。夜夜笙歌，他们呆滞的眼神在酒精的麻醉中迷离，他们萎靡不振的脸泛着棕色的光。他们经常去摩挲自己凸起的肚子，或者捋自己稀稀拉拉的胡子。他们不喜欢坐着，而是任由身子瘫在大缎面坐垫之间。他们瞧不上皮面长沙发；有些人屁股挨着垫子边，身子一直滑到厚厚的毛绒地毯上。他们怎么舒服怎么来，颐指气使，仅仅用手势和眼神指挥服务生。那些服务生清楚每一个动作的含义，这并不复杂：向嘴边翘起拇指是要喝的；张开手掌快速挥动一下是要乐师开始演奏；同样的动作向反方向是要音乐停止；手指指向后台是要跳舞的进来；目光转向暗门是要歌手，诸如此类。

他们如果说话，就是互相低语一些别人听不懂的东西。他们用某些贝督因人部落使用的方言交谈，服务生和乐师都不能够明白。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密码，然而，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们言语背后的傲慢、蔑视和没来由的轻侮。服务生无声地做事，他们知道在跟一群特殊的人打交道。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跟其他工作一样，只是这些暴富的贝都因人的苛求令人无法忍受。酒杯必须不停地加满。冰块得是圆的而不是方的，还有些人要心形的。橄榄果必须得去核，用铁盒子从西班牙运来。奶酪得是法国的，是荷兰的更好。他们不喜欢传统的面包，却偏爱黎巴嫩的烘饼。服务生了解并遵守这些反复无常的要求。

他们喜欢音乐还是舞女的身体？抑或是他们更喜爱莎琪娜的嗓音？莎琪娜是著名歌唱家。她家境一般，也很少在这样的晚会上登台演出。她来的时候经常由父亲陪同。她的父亲是退休的小学教师，在乐队吹笛子。他的笛子独奏常常引出那些瘫在垫子上像喝柠檬水一样喝威±忌的人的乡愁。他们大声叫喊着：“安拉！”“哦！我的夜晚！哦！我的生活！”莎琪娜一出现，他们就放下酒杯，用手掌向她吹去飞吻。

莎琪娜高个子，有轻微的斜视，这使得她的魅力有增无减。她黑黑的长发垂至腰际；当她的身体随着声音的起伏而倾斜的时候，她的头发也随之微微晃动。她穿的皮里长裙细薄修长，突显出她的胸部。可是她谨慎腼腆，什么也不让人看出来，她也不看观众。她唱歌的时候，眼睛望着天空，双臂举向未知，仿佛离开世间去了另一个世界。她的姿态吸引着许多男人不惜重金来听她歌唱。她的嗓音让人想起伊斯马安和乌姆·库勒苏姆的声音。她兼备这两位歌唱家的音调，使得她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歌手。对于她来说这是上帝的恩赐。她信教，每天都会祷告，从不喝酒，化淡妆。她被一些人称作“拉拉‘莎琪娜”，似乎她是圣洁的化身。她的仰慕者赞叹她的低调羞涩，这是她跟其他任何阿拉伯歌手不一样的地方。报社尊重她，她从来没有成为报纸专栏谈论的话题。人们对于她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人们只知道她是单身，而且她拒绝谈论自己的家庭，也不像其他歌星或者影视明星经常做的那样谈论自己的演唱计划。

她的美貌与淡然令所有想要接近他的男人却步，她以她的优雅坚定地拒绝他们的接近。P1-4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干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人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博，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陛，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这本书讲述了阿拉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衡和误解。读者从故事中读到的全是爱情，也是寂寞，秘密和不理解。爱的需要很快变成了一种对自我的寻求，因为要爱另一个人，要给予，就要先爱自己一点。然而，虽然女人使一切变得完善，传统和宗教却更倾向于帮助男人建立他的小权力。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爱并非如此简单。

——塔哈尔·本·杰伦

1971年他定居巴黎后，开始描绘关于被剥夺的北非的经历。他的灵感来自塞万提斯，是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文化影响了塞万提斯，马蒂斯，还有费尔南多?佩索阿（“我每晚读一首，就像别人读祈祷文”）。他在青年时期见证的不公滋养了他的虚构作品，“那时话语权属于摩洛哥的男人和当权者，没有人会去问穷人或女人的看法。”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