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文集《1951-1953中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军人·巴金与他的战友们在朝鲜前线》是一些著名历史瞬间的定格。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巴金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以后，曾经写出了中篇小说《团圆》，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他还写下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一批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但巴金当年在朝鲜战场如何感受这场举世瞩目的保家卫国之战，则迄今尚少见披露，鲜为人知。《1951-1953中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军人·巴金与他的战友们在朝鲜前线》的出版填补了这片空白，透露和讲述了读者闻所未闻的许多事情。

受《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的成功鼓舞，女作家黄茵继续发掘外祖父的遗产，又有了“巴金和他的战友们在朝鲜前线”这样一个选题。于是就有了《1951-1953，中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军人》这样一本图文书，作为巴金诞辰103周年纪念奉献给读者。正好是黄谷柳逝世30周年，也作为对这位战士和作家的深深怀念。

序

1951-1953，中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军人

注释以及后记

后记一：476张胶片背后的传奇

后记二：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出版激情

[6]王世昌、苗树清(P026)

黄谷柳遗物中有一本38军政治部在。1951年编印的内部刊物——《抗美援朝英雄模范集》，上有王世昌、苗树清等功臣的正面照片，我将这本书与谷柳的赴朝日记、赴朝所摄照片相互对比查阅，获得了不少线索。

这本内刊，涉及另一个故事。

2003年底，我打开那只蒙尘的纸箱时，除了黄谷柳的日记本和胶片册，我还看到了它——两本小小的日记本，笔迹一模一样，不是黄谷柳的笔迹，也没有署名．日期从1951年10月26日的金水洞开始，每天都有一篇，一直写到1953年2月28日的西海岸，整整17个月，日记的主人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我甚至觉得，他写得比我外公的战地日记还要好看。

我从翻阅中知道一日记主人的妻子叫“曼逸”，他的儿子叫“维平”。他这样写他对妻子的思念：

二月一日星期日气候晴

头疼

夜寒影响了睡眠，

引起脑神经昼夜的疼。

梦寐之际，

常遇见曼逸，

这是久不得见。

致思念殷切。

我时不时就翻阅这两本来自朝鲜战场的无名氏的日记，在我调查老照片的初期，我请梁兴初的大儿子梁晓东和他的朋友王丹军吃饭，也向他们打听这两本无名氏日记的线索，他们说，死在朝鲜战场上的士兵多了去了，你为什么不只做你外祖父的传记呢？

我说，因为这个人的日记写得很具体一一在他打仗的时候，他的儿子出生了，他给儿子起卜个名字叫“维平”。我说，如果日记主人是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他的妻子、儿子，还不知道他在战场上如何思念他们呢!因为这本日记，从战场上直接就到了我们家，一藏就藏了54年。

如果他的家人看到这两本日记，不知会怎样的怀念啊。

2004年9月，央视《电影传奇》的总导演杨树鹏看了我的邮件——我也把这两本日记转成电子文本了，我发给杨树鹏看——他说他熟知志愿军的所有战斗序列，看完日记后，他给我发来一段文字：

“朱月华(1922-)。赣榆县欢墩镇朱孟村人。自幼进私塾学习，16岁当了塾师，教书不到一年，投奔八路军，成为二队二营机枪连战士。曾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参加过锦州、四平、天津等著名战役。1949年9月调任338团副团长，1950年7月被任命为338团团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被授予朝鲜三级国旗勋章。1951年5月后，调任337团团长。1953年任师副参谋长，同年5月，任113师参谋长……”

杨树鹏说：“日记主人也是在1953年年初调任师副参谋长的，应该是他。即便不是他，日记主人是志愿军337团的指挥员，则是肯定的了。”

事实果然如杨树鹏推测的一样，2004年11月，我在保定见到38军政治部党史办的李淼生老人，我把两本日记的事跟他说了，我说，日记主人的妻子叫“曼逸”，儿子叫“维平”……我还没说完，李淼生叫了起来：不用猜了，那就是朱月华，他还活着，就在你们广州!

李淼生非常惊讶，他说，朱月华的日记，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

我说，也许他把它送给谷柳了。我一直以为，它们是某个烈士的遗物。

李淼生当即拨通了朱月华的电话，大笑着跟他说了这回事，我也跟老人聊了一会儿，我把他写的日记念给他听，不知道老人是不好意思承认，还是真的想不起来了——他笑嘻嘻地说，我写过这样的东西吗？我怎么可能写这样的东西呢？

2007年2月2日早上，我带着两本日记和—本《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去见朱月华老人。

出发前，我走到草坪上，阳光给岛上的草木洒上一层薄薄的金光，我把两本日记搁在冬天黄绿参差的草丛上，很仔细地用数码相机给它们从里到外拍了20多张照片。

说实话，我真想过是否只给老人这两本日记的复印件，我舍不得放弃它们，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扣下它们不还——碗到底，这两本战地日记，是朱月华先生写的，我们家不过是收藏了它们54年。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老干病房里，我终于见到朱月华先生。

他的一只眼睛肿了，但精神不错，我把两本战地日记交到老人手上，在寒喧几句之后，我问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

“您的日记，为什么会在我们家？”

朱月华反问我：“黄谷柳和你是怎么称呼？”

我说：“他是我的外祖父。”

“哦，是这么回事。”老人一边翻看自己的日记，一边对我解释说：“黄谷柳那时在我们337团蹲点，他要搞创作，我就把日记给了他。”

老人说，你外祖父那时真不容易啊，他身体不好，长得又单薄。

老人慢慢地翻动他自己的日记，我和他的勤务兵在一旁不时给他念上一段。老人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我写的东西吗？我以前的字是这样的吗？这是哪一年的事啊？”

我说：“您在这一本里，提到儿子维平出生。”

“噢，”老人说：“维平出生是1952年。”

我把一本《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送给老人，老人翻开这本书，翻到后面，他看见我拍摄的他的老战友张文一的照片，他笑嘻嘻地说：“张文一胖了'胖到我都不得了”

在阳光温暖的病房里，我给朱月华老人拍了几张照片，也请小战士替我和朱月华老人拍了几张合照。我问朱月华先生，我可不可以把他的战地日记和黄谷柳的战地笔记合成一本书出版？他的稿费仍旧归他。

老人说可以。又说，有没有稿费都无所谓的。

晚上，我在家里处理白天拍下的图片。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女人的柔和的声音。她说：“我是朱月华的小女儿兰平，我看到你送给我爸的书和他的日记了，谢谢你啊!”P154-156

黄茵是老朋友了。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相识在《家庭》杂志的一次活动中，那时她还是《家庭》的一名编辑。随后不久，她就相继发表许多清新淡雅的散文随笔，从而成为某些评论家称之为“小女人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小女人散文”这称谓，或可概括那个时代某些女性散文家的特点，闲适、纤巧，然格局有限。惟不知黄茵是否认同这一叫法，反正我是不大喜欢的。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觉得有点简慢的味道。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生活的阅历，有自己的视野与局限，提出批评、建议甚至加以指教，都无可厚非，但对他们的精神劳动，无论如何，都是不应简慢的。就拿所谓的“小女人散文”来说，希望她们拓展更宏阔的视野，反映更丰富的生活，当然是对的。然而我们对她们为当下文学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肯定？……当然这都扯远了，姑且不去管他。与本书有关的话题是：对人，比如对那些曾经被我们称之为“小女人”的散文家们，对那些“住小户型，开宝马车，泡星巴克，吃哈根达斯，看伊朗电影，读杜拉斯”的“时尚小资”作家们，包括对那些被人称之为“80后”的青年作家们，是否应该对他们关注社会的热情，对他们投身时代洪流的可能，对他们拓展视野的努力，给以更多的信任与期待呢。

我这感想来之于黄茵的这本《1951-1953，中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军人》。你能想到“小女人”黄茵忽然面对起历史的硝烟，搞出这么一本书来吗？

不久前黄茵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颇感突然。进入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黄茵似乎是渐渐淡出文场了。其间我曾数度到广州出差，问起黄茵，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然而，她竞从天而降，说是带了很多中国作家、艺术家当年到朝鲜战场慰问、采访的照片，来北京找人辨认来啦。我知道，上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牵动着全中国人民的心，也吸引了一大批中国作家、艺术家的目光。1952年3月，时年40余岁的巴金先生就曾率领17人的作家采访组，来到了朝鲜，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度过了300多天，后来写出了《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团圆》等作品。中国文人与中国军人在战火中共处的日日夜夜，似乎很少见到图片的呈现。而黄茵的外祖父、著名的广东作家黄谷柳既是采访组的成员，又是兼职的摄影家。黄茵告诉我，她从外公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批摄影胶片，原来就是黄谷柳拍摄的巴金等文艺家在朝鲜前线的珍贵写真。她把这些胶片冲印出来，发现了它们的重要文献价值，可是她只能从这些照片中认出自己的外公黄谷柳和巴金先生，由此产生查证照片人物来龙去脉的愿望。随后，她辞去公职，带着她珍贵的图片、《黄谷柳赴朝日记》以及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还有羞涩的“阮囊”，走上了艰难的探访查证之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这消息给我带来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更为欣喜的是，作为文学同道，我知道这本书对于黄茵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作家更新、成长和前行的努力。是人生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由于这些旧照，使黄茵开始面对大世界。她由此而走向历史、走向前辈的心灵、走向大时代的风云。

翻开这本书，只要看看“附录”里对每张照片辨识过程的记录，就不难看出黄茵在这几年间都做了些什么。黄谷柳所摄照片中人大多已经作古，黄茵在幸存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子孙中间穿梭，或者唤醒亲历者对半个世纪以前一段生活的记忆，或者搜寻晚辈回忆先人的吉光片羽。这实在是一件艰难而悲壮的工作。有的人认出了他们的同伴或战友，甚至还有人找回了他们交给黄谷柳的战地日记，年逾古稀的他们借助这些照片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有的还找回了暌违多年的战友；有的人辨认出了照片上的战友或朋友，却因为年事过高，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更有一些人刚刚接受完访问，就撒手西去。辨识照片的过程，实际上成了50多年前中国文人和中国军人一段佳话的寻访，成为当年的军人和文人的后代们追思激情年代、感慨先人业绩的线索……经过历时三年的查找探访，编选撰写，黄茵终于用黄谷柳的摄影和她的探访故事，再现了朝鲜战场上中国文人和中国军人的身影，抒写了她对时代、社会、前人和人生的全新感悟。因为黄茵的发现和整理，有那么多活跃于朝鲜战场上的作家身影重新走到我们的面前。

因此，这本书——《1951-1953，中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军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对于黄茵，或许更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心灵洗礼和情感升华，而对于文学界同人以及广大读者来说，从中应可感受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伟大传统，又可发现中国年轻的作家们不断进步的足迹吧。

是为序。

2007年9月9日

前不久，我们出版了一本《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内容是黄谷柳作为战地记者在抗美援朝期间写的日记和拍摄的图片。书中的那个年代离今天的我们已经算是非常远了，半个世纪，历史的风云在我们的记忆屏幕上叠加了无数的喜怒哀乐，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依然是鲜活的，当年面对生活的激情至今依然荡气回肠。

那本书是由黄谷柳的外孙女黄茵编著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茵在家中的一个角落发现了黄谷柳在朝鲜的战地日记，还发现了与之相应的一批胶片。她在激动中做出了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辞掉工作，全力整理和诠释这些胶片和日记。

那是2003年冬季，广州一年里最宜人的季节。黄茵就从那本已经被流光洗刷得发黄的日记本和那些还没有洗印的胶片开始，跟着外祖父黄谷柳的眼光，徜徉在远去的岁月之中。于是，就有了《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

当拿到书稿的时候，我的心中顿然有几分激动。黄谷柳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虾球传》被写入多种版本的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广东电视台拍摄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经风靡一时，其主题曲《游子吟》至今仍在传唱。但是黄谷柳更是一名战士，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多次主动要求到战场上去，贴近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与当下许多人主张文学与社会生活拉开距离，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张扬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或许就是我拍板决定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令我感慨的原因来自黄茵。上个世纪的9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文坛曾经有过一阵“小女人散文”的热潮，波及甚广。黄茵正是这股浪潮的中坚之一，写了大量娇小旖旎的散文，题材大多是身边琐事和心底微澜。但是当她从外祖父的遗物中发觉了自己的责任，立即改弦易辙，倾情倾力，树立起另一种文学形象。

在《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的首发式上，有记者让我预测这本书的销量。我不想说一些套话和廉价的广告语，只是告诉他，即使没有多少经济效益。我们也认为值得出版这样一本书。事实上，《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在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岭南美术出版社实行“四个结合”的出版方针：美术与社会结合；美术与历史结合；美术与文学结合；美术与科技结合。《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这种思路的体现。我希望我们的创作和出版都将更多地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激情。

受《黄谷柳朝鲜战地写真》的成功鼓舞，黄茵继续发掘外祖父的遗产，又有了“巴金和他的战友们在朝鲜前线”这样一个选题。于是我们就有了《1951-1953，中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军人》这样—本图文书，作为巴金诞辰103周年纪念奉献给读者。正好是黄谷柳逝世30周年，也作为对这位战士和作家的深深怀念。

前一阵子有人倡言，要将已经被中学语文课本使用多年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删除，在这种背景下出版这样一本书，或许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关注姿态吧。

徐南铁

岭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