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葡萄园的房子
我父亲最后死的时候，把红皮肤足球队的门票给了我哥，谢帕德大街的房子给了我姐，葡萄园的房子给了我。所有资产中最值钱的当然是球队的门票了。我哥埃迪森一直最讨我父亲的喜欢，他也是球队的粉丝。我们兄妹几个中，就他跟我爸有相同的爱好。我父亲最后一次拟订遗嘱时，也就他能跟我爸讨价还价。如果你不管埃迪森对宗教的态度，他真的很讨人喜欢。自打我同敌人同流合污以后（我姐老这么说我），我和我姐的关系多年来也不怎么近乎，这也是为什么我爸把两栋相隔四百英里的房子留给了我俩的原因。
我很高兴有这套葡萄园的房子。这套房子位于橡树崖镇的大洋公园。房子不大，很整洁，有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走廊中间低两头高，两边装饰着许多哥特式的木雕。早晨的风景很好，白色的室外音乐台坐落在一大片碧绿的草丛中，蔚蓝的海水映衬出了音乐台的轮廓。我爸妈喜欢跟我们说起六十年代他们买这房子的事。当时，这房子还是玛塔家的，他们因为一首歌买下了它。买下这房子以后，一群精明的中产阶级黑人经常在这秘密聚会。后来，我爸常常说，这房子在走下坡路，房子太挤，也太吵。此外，聚会的人也杂了，谁都可以来参加，他说的是不太富裕的黑人。他经常埋怨说，新房子盖得太多了，把沙滩附近的路和森林都给毁了。这些新盖的房子中，甚至还有公寓。在埃德加镇附近，公寓特别多。对此，我爸很是不解。他老是把小岛南部叫作肯尼迪县，是有钱的白人度假休闲、纨绔子弟寻欢作乐的地方。我爸有点羡慕嫉妒恨地认为，白人让黑人蜂拥而至，却独享着如此好的公共空间。
尽管没有远离喧嚣，葡萄园的房子仍是一个杰作。我小时候喜欢它，现在更喜欢它。每一间房，黑色木梯的每个台阶，每一扇窗，都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从主卧旁边的阁楼摔了下来，脚扭了，手也扭伤了。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想不起来我那时怎么会喜欢爬楼梯玩。两年后的一个晚上，离我十岁生日还有约莫一周的时间。我深更半夜地在屋子里找水喝，一种奇怪的哭泣声吸引着我，我蹲在地上，透过栏杆朝声音的方向看去。一幅刺激的场景跃入我的眼帘，我看到了成人世界的大秘密。在楼梯口的角落里，电视机对面破旧的紫红色沙发上，埃迪森，大我四岁的哥哥，同表姐塞莉，一个十五岁的漂亮黑妞，搂抱在一起。俩人衣衫不整，至于俩人到底少穿了哪件衣服，我怎么也搞不明白。我的本能是逃避，一走了之。相反，一种莫名的兴奋控制了我，我看见他们俩翻滚着，四肢用各种姿势交织着——在那些简单的日子里，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短语，或许是因为事情不好细说吧。
我的青春期，像我成年以后的生活那样枯燥乏味、没完没了。在葡萄园房子里，更是没有类似的冒险经历。葡萄园房子的记忆中，最令人难忘的事，我想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在那度暑假的时候。那年，我十三岁，我的姐姐玛利娅十五岁，很胖。我油嘴滑舌，取笑她的体重。她很生气，借来一盒火柴，然后偷走了我珍爱的套普斯威力梅斯棒球卡片，顺着梯子爬到了阁楼上。那梯子有八根横木，好些横木都松了，很危险。我追上来的时候，她当着我的面把卡给烧了。那个凄惨的下午，在满是灰尘、低矮闷热的小阁楼里，我跪在地上无助地哭着——我们俩成了死对头。同样是那个夏天，我的妹妹阿比嘉伊尔上了《葡萄园报》，一家地方报纸。我妹只比我小一岁，那年都十二岁了，可大家都仍叫她宝贝。八月某个闷热的夜晚，她在当地的集市上玩飞镖穿气球，扔棒球打牛奶瓶，拿了七八个奖回来，一举巩固了她的地位——她是我们兄妹几个中唯一具有运动员潜质的孩子。其他几个，连试都不敢试，因为我们的爸妈成天教育我们，四肢发达不如大脑发达。
四年后，在大洋公园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再也听不到阿比男孩般的笑声了。她生活的欢乐，她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在雨天滑溜的柏油路上，瞬间都没了。一个刚学会开车的少女，没能避开一辆失控的赛车。这事有点蹊跷，有几个证人说见过事发时的情形，但描述都不确切，因而不甚了了。在吉米·卡特入主白官后的第一个春天，在华盛顿大教堂北边几个街区，在警察赶到之前，害死我宝贝妹妹的肇事司机早已逃之天天。阿比只有学车证，没有驾照，这事没有公开；她借来的车上有大麻的事，警方甚至媒体也再没提起过；因为我爸是个人物，他有他的关系。此外，也因为那个时代，败坏名人的名声并没有成为国人喜好的运动项目。所以，阿比能够死得很清白，就像我们假装她活得很清白一样。那时候，埃迪森快大学毕业了，玛丽亚也即将上大二，只有我一个人待在爸妈身边提心吊胆，我妈说我是她唯一的孩子，说个不停。那个夏天，在橡树崖镇，守口如瓶的爸爸往返于华盛顿的联邦法院，我妈漫无目的地从楼下的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来回穿梭。我给自己定下任务，满屋子寻找有关阿比的回忆。电视机下面的黑色金属手推车上堆着一摞书，书底下是她最喜欢的《生命》游戏；水槽上方镶有玻璃的柜子后面，有一个白色的陶瓷杯子，上面用鲜艳的色彩镌刻着几个大字：“黑色是美丽的”，她买这个杯子就是为了气我父亲；还有一个玩具熊猫，藏在不通风的阁楼角落里，是她从集市上赢来的，她给它取名乔治-杰克逊，把它的肚子塞得满满的。现在，腿和肚子连接的地方裂开了，里头一些粉红色的东西露出来了——人到中年，我得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记性越来越差了。
啊，葡萄园的房子！埃迪森在那结过两次婚，有一次的婚礼办得还挺像模像样。有两次，我撞碎了前门上的铅玻璃，一次是故意的。我年轻的时候，每年夏天，我们都去那避暑，因为这套房子本来就是避暑用的。每到冬天，我的父亲就发牢骚，房子的维修费太高，说要把房子卖掉，因为当人们发现寻欢作乐烧钱时，就不想再烧钱了。我的妈妈，癌症折磨了她六年，最终还是没挺过来，死在那间最小的卧室里。当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死法时，看着音乐台的迷人风景死去，也不赖。
我父亲死在他的书桌旁边。起初，只有我姐和一些午夜给电台打电话的醉鬼以为，他被人谋杀了。
P1-3
此书是“第一流的惊险小说”，并直接触及了我们“对性、种族和信仰的种种焦虑”。
——《出版家周刊》
此书直面富裕而有影响的“黑人资产阶级”特殊的社会环境，这是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第一个窗口”。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本小说，它源于我的想象。它说的人和事，不是法律教学中的真人真事，不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过程中的真人真事，不是美国黑人中产阶级的真人真事。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家的真人真事。故事只是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全都是我编的。有几个律师、议员和记者，虽真有其人，但在小说中，他们只扮演小角色，而且其角色纯属虚构。
小说中提到的法学院，其原型并不是耶鲁法学院。小说中的艾尔姆港，其原型也不是新港，尽管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艾尔姆港和新港都有同样的社会问题。米夏·伽兰德对同事、学生的抱怨，不能理解为我对我自己的同事、学生有看法。对我的同事和学生，我向来珍惜、尊重他们。
奥利弗·伽兰德这个人物，跟尊敬的梅里克·伽兰德法官没有任何联系。梅里克·伽兰德碰巧是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在他被任命为该院法官之前很久很久，我就已经把虚构的伽兰德家族编造出来了。当他的任命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改小说中人物的姓了：对我来说，他们已经是活生生的人了。
对葡萄园特别是梅内姆沙的地理特征，我进行了不少的加工。梅内姆沙的海岸线边上，餐馆、商店后面并没有那些棚屋。米夏碰见的那个人，很自私、令人不爽，但我在那从没碰见过那种人。米夏和麦可新一块散步时看到的橡树崖港的美景，实际上没那么美了，因为那地方建了一座大杀风景的公共澡堂。埃德加镇的公路也不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不平。我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如果有陡峭的山崖，叙述起来会更吸引人。从海景大道下到墨水池的木梯子，实际上离小说中的位置还有好几百码，是我特意移过去的。
1997年，盖伊镇正式更名为阿奎那，不过，就像米夏·伽兰德以及许多喜欢葡萄园岛的人一样，我还是习惯用叫了三十几年的地名。在橡树崖，感恩节之后的一周，米夏和本特利去的时候，莫迪克点心店和街角商店等都不太可能开门营业。小说中描写的环形路的晚秋景象，比实际情形更明快一些。在小说中，米夏动不动就把他的车开到岛上，现实中不太可能这样，因为摆渡需要预约，而且机会也不多。不过，梦想总是可以有的。
小说中的华盛顿，跟地图上的华盛顿也不尽相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市中心的布鲁克斯兄弟店从L大街搬到了更繁华的康尼迪克大道上。不过，他们的新楼离杜庞特圆形广场太近了，故事不好展开，因此，我还是把它放在了老地方。
对美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我做了些改动，改动不大，但能看出来。我希望相关事件的当事人不会因此动怒。另一方面，读者会觉得有些事是我编造的，但实际却是真有其事。比如，同性恋生活联盟，就真有这么一个组织，而且，该组织的一个负责人确实跟我说过，“每个人都恨我们”。
我要感谢戴维德·布朗。他是《象棋生活》的专栏作家，教了我不少国际象棋知道，这些知道构成了本书主旨的一部分。我也感谢乔治·琼斯，他是希德利·奥斯丁-布朗和伍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美国律师协会伦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哥伦比亚律师协会主席（2002—3）。关于如何处理律师一客户之间关系的一些棘手问题，他给了我不少指导。我还要感谢娜塔莉·罗和，当时供职于纽约市以色列医疗中心，她跟我谈了谈分娩时可能出现的一些医疗问题。小说中出现的错误，责任都在我，或者都怪我小说中的那些人物。
而且，实际上，有些人物的确犯了一些错误。米夏·伽兰德在跟弗曼和麦克德莫特争论的时候，他提到的有关配合联邦调查人员调查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并不准确。不过，读者应当记住，刑法并不是他的专长。马克·哈德利讲到格里斯沃尔德诉康尼迪克案，他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的理解有误。实际上，该案的判决跟医生或未婚女人没有任何关系。“甜心内尔里”的职业生涯场均得分是18.6分，小说中的19分是四合五入的结果。虽然如此，照他妻子博妮·艾尔德里奇的说法，要不是因为他想在退役前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总得分超过一万分，最后一个赛季带伤复出，数据拖了后腿，他的职业生涯场均得分将达到19.5分。
大多数国际象棋作家都认为，本书开头引用的警句是西格伯特·塔拉什说的。不过，也有一些人说，这话最初是世界冠军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说的。华莱士·温怀特引用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那句话，有不同的版本。我用的是我觉得最权威的版本，伯纳德·施瓦茨1996年出版的著作，《判决：最高法院如何判案》。施瓦茨教授找到了一位当时就在现场的法律秘书，此人证实，原话就是那样的。
最后，我得承认，小说中的一些对白并不是我自己的创造。本特利宣称说他在船上的那些话，实际上并不是米夏·伽兰德的儿子说的，而是我儿子说的。洛博·萨尔特皮特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那些话，是我听大卫·布莱克说的。法院波尔卡的规则，并非我的发明，也不是米夏·伽兰德的发明，它们源于我小时候的一个笑话，嘲笑林登·约翰逊总统要跳“新闻发布会波尔卡”。丹娜·沃斯说鲍妮·齐弗仁的那些话，实际上是我已故的同事列昂·李普森说的，他的细心、智慧和以求知为乐的精神，一直是我们灵感的泉源。
我必须表达我对出版代理林恩·奈斯比特的感激之情，他用极大的耐心等了我好些年。我经常碰到写作障碍，林恩鼓励我从中走出来。虽然稿子一拖再拖，可他从不催我草率完工。小说能出版，还感谢罗宾·德赛尔编辑耐心细致的工作，感谢几位熟人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富有思想的意见。
最后，用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家人的感激之情。感谢我的孩子，里哈和安德鲁，因为“爸爸要写东西”，许多个周六的下午我没能跟他们一起玩。感谢他们的姥姥玛丽亚·雷德，我在书房里一坐下来，就被电脑套住了，好几个小时都没管她，她没有埋怨我。还有，最重要的是，感谢我的妻子，恩诺拉·艾尔德，如果没有她不变的爱，没有她认真读我的稿子，没有她的循循善诱，没有她的精神引导，这部小说永远不可能写出来。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
2001年5月
这部小说的作者，史蒂芬·卡特，1982年起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现为耶鲁法学院威廉·尼尔森-克伦威尔讲座教授。卡特教授著述等身，著有《怀疑的文化》《客气：礼貌、道义和民主的礼仪》《一个希望行动受助宝宝的反思》《任命的乱象：整顿联邦官员的任命过程》《正直》《被治理者的异议：对法律、宗教和忠诚的沉思》和《白用了上帝的名义：宗教在政治中的是是非非》等专著。此外，他还出版了另一部小说，《新英格兰白人》。
《大洋公园的皇帝》是卡特教授写的第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他涉足文坛的处女作。小说出版后，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并被《洛杉矶时报》评选为年度最佳书。从一些大报的书评看，这部洋洋洒洒的小说之所以畅销，主要是因为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小说通过主人公塔尔科特的眼睛，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众生相，包括大法官、大学教授、大牌律师、黑社会老大、自以为是的大学生，等等，让读者了解了那些以精英自居、自高自大的人的生活和心态，特别是有钱有势的社会上层的特权和奢华的生活。就如同《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社会写实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风格诙谐，讽刺辛辣，文笔优美，生动展现了美国社会当下通行的潜规则——办事的潜规则、竞争的潜规则，大学的潜规则，黑社会的潜规则，法官判案的潜规则，等等。因此，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小说描写的不是真人真事，但小说描写的人和事本身却是美国社会的现实写照。
当然，潜规则只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也只是小说的一部分。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有时看似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流涌动。这些暗流，让这部小说显得更富有活力，也更有思想深度。作者是一位有思想、有良心的法学教授，他借助主人公的大量心理活动和人物的对白，表达了他对人生、法治和社会的思考，即如何才能有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社会，一个人与人之间不再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能有最起码的信任、最起码的同情和理解的社会。
跟许多好莱坞大片一样，小说的主人公塔尔科特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直到事情水落石出为止。不过，跟施瓦辛格不一样，塔尔科特只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的意志力并不强大，甚至有点胆小怕事，一感觉到后面有尾巴，他就紧张、就害怕，首先想到的是逃跑。他的身体也并不健壮，两个人就能轻松把他搞定。照理说，这样一个柔弱的主人公，是不适合单打独斗的。但在小说中，他却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尽管这个斗士本来可以不孤独——他有地位，是一所名牌法学院的大牌教授；他有关系，他父亲曾是联邦法院法官、总统的红人，关系很广；他有朋友、有同事，他们对他也很好，他还有亲人，有哥哥、姐姐，还有数不清的表兄妹。可绝大多数时候，就他一个人在战斗。
他为什么一个人孤独地战斗？不是因为这个使命只有他一个人能胜任，也不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帮他或能够帮他，而是因为不信任。因为不信任，所以他父亲设好了局，让他别无选择，只能苦苦追寻他父亲给他留下的安排。因为不信任，他的哥哥、表姐、阿姨、导师、叔叔、同事，一个个都瞒着他，而他自己则瞒着他姐姐，瞒着自己的老婆，瞒着警察，瞒着同事，瞒着朋友。他相信过的人，一个是跟踪他的陌生女人，一个是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宁愿相信陌生人，甚至宁愿相信黑老大的承诺，也不愿相信自己身边的朋友、亲人、同事。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得不冒着极大的风险信任了自己的一位女同事，并不是因为她值得信任，而是因为他觉得其他人更靠不住。而且，他找她帮忙，也是为了骗别人。
表面上，这是对人的不信任，实际上是对主人公所生活的社会的不信任。那个社会，社会关系被物化了，当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宁愿相信陌生人，也不愿相信熟人。那个社会，表明上讲宽容、理解，比如宽容同性恋、宽容罪犯、宽容出轨，实际上却并不是一个宽容人、理解人的社会。对于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家人不理解、同事不理解、领导不理解、社会不理解，导致主人公陷入事业危机、婚姻危机之中。那个社会，可以对狗讲人道，却把人当刍狗，让人无法存活。
为了存活，小说的主人公不得不去寻找真相。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被迫冒险找同事帮忙，配合他制造真相，让别人相信他的“真相”，以便存活。当他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父亲苦心孤诣留下的信息的时候，却不想去知道就在眼前的真相，而是选择了付之一炬，毁灭真相，因为主人公深知，在他生存的那个社会里，真相并不能带来安全和保护，不能带来生存。毋宁说，假象更能换来安全。在那个社会中，弱势的入，即使知道真相，也不敢、不愿、不能拿起武器！这就是更残酷的真相。
真相往往并不复杂，却经常见不得阳光。尽管真相令人着迷，可知道真相并不能换来安全、换来生存。相反，小说的主人公为了生存，只能画一条线，把过去留在过去。在小说中，作者一再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强调入不可能了解事实的全部，即使了解了事实、知道了真相，也未必安全、未必幸福。更多的时候，不知道真相，日子反倒过得更好。
难得糊涂！很多事其实不必太较真，因为事情不会顺着你来，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管理这些事情，怎么去面对生存本身。
飞北
2012年11月22日
《大洋公园的皇帝》是一部法律惊悚小说，与同样有法律专业背景，律师出身的超级大作家约翰·格里沙姆一样，卡特教授驾驭这样的题材，起码不用担心陷入复杂法律程序的泥淖，相反，美国法律的繁文缛节恰巧为他这样的专家提供了情节设计上的更多可能。
名牌学府的教授“下海”写起了销小说，想必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借此表达。斯蒂芬·卡特的这本《大洋公园的皇帝》将政治丑闻、种族歧视、宗教信仰、家族义务、对婚姻的忠诚、复仇等多种因素和动机交织在一起，以罪案小说的形式，写出看迦兰德（或是卡特本人）那样一个出身东海岸名门望族，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知识分子，面对婚姻和事业危机的恐惧和彷徨。
塔尔科特·伽兰德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法学教授，一个顾家的好男人。有人发现他父亲了，死因可疑。为解开他父亲留下的谜团，他不得不冒着婚姻破裂、事业失败的风险，经受了生死考验，去追求正义。斯蒂芬·卡特编著的《大洋公园的皇帝》以美国黑人特权阶层和某名牌法学院的内部圈子为背景，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法律惊险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