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所著的《条畅小集》系“开卷书坊”之一。

“开卷书坊”是一套书话小品，共8种，作者既包括鲲西、沈津、宋词等文史名家，也有严晓星、彭国梁等新锐作家，他们都可称作“书爱家”。

《条畅小集》属学术随笔，谈古琴掌故，琴人逸事，文笔隽永，史料丰富。

严晓星所著的《条畅小集》分“说琴”“读书”二什，而略重于古琴。前者为包括原刊《万象》《文汇报·笔会》在内的、较为通俗可读的古琴文章，内容涉及琴事的梳理、琴人的钩沉、琴器的鉴定、琴曲的感悟、古琴文化的评析。后者谈林则徐蜡像、谈陈师曾佚著、谈口述史撰写、谈林徽因佚文、谈卞之琳往事，谈《孙子兵法》……涉及国学、新文学、艺术史，范围稍广，但仍以书为中心。刘歆《遂初赋》云：“玩琴书以条畅。”乐琴乐书，故得此《条畅小集》。

说琴之什

 古琴笔记摭谈

 “岂真嗜于酒耶？”

 关于“高唐王忠菴”

 海门龚氏琴学臆说

 关于凌叔华与古琴的猜想

 爱俪园“郑琴师”小考

 郑毅生·郑颖孙

 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

 “洋人”就是高罗佩

 俞平伯以琴说《红楼》

 听丁承运先生弹《流觞》

读书之什

 关于林则徐蜡像

 陈师曾早年的《铅笔习画帖》

 “东南音乐家”凌纯声和《霓裳羽衣》

 《三生有幸》书眉抄

 在卞之琳先生的窗前

 《曲人鸿爪》献疑——兼谈口述史撰写的若干问题

 孙子佚文考（二则）

 汉简《孙子》“率师比在陉”初探

 宗白华的两篇佚文——与徐惊百相关

 宗白华佚文二篇

 林徽因的一篇重要佚文

 《和而不同》编后记

 《大家国学·金克木卷》前言

 《孙子二十讲》前言

 《近世古琴逸话》跋

 《高罗佩事辑》出版说明

 《梅庵琴人传》跋

 《金庸识小录》跋

后记

古琴笔记摭谈

绝无琴韵

于頔司空尝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绝无琴韵。”

(《唐国史补》，标题自拟)

好琴者言：“八音之中，唯丝最密，而琴为之首”(《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九引桓谭《新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嵇康《<琴赋>序》)，琴在中国乐器中向来是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形成，首先当然出于它作为乐器无疑是最富于表现力的，历史无疑是最纯正悠久的，艺术特点无疑是最贴近传统文化精神的，也得力于汉以来文化生态促成的神秘化、政治化、道德化。

正因为如此，琴是鲜能与其他乐器并列的。说琴声里二分琵琶一分筝，不仅是说没有发挥出琴声应有的特色与长处，更是直刺其琴艺之劣。不过，唐朝的好处在于，尊琴，并不等于就排斥其他乐器。于頔嫂大约也就是讲讲实际感觉而已，未必有轻视筝琶的意思。宋以下的诗文里，“筝琶”每每成为厌物，可见雅人们的器量就远在唐朝之下了。此唐之所以为唐也。

琴“绝无琴韵”是避长扬短，不可取。若不怕有辱琴，还其乐器本色，适当融入筝琶的表现手法，倒也算是有益的尝试。其实，在乐风鼎盛的大唐，筝琶那么出风头的乐器又怎么可能一点不影响到琴的演奏艺术呢？韩愈那首著名的《听颖师弹琴》诗自从被诗人兼琴人欧阳修质疑为描写琵琶后，引发了近千年的争讼不休。照吴景略先生的意见，在减字谱形成的过程中(差不多在唐朝)，“演奏形式专注重于右手的发展。发展到饱和点，成了类似琵琶的手法”。欧阳修的质疑，恰恰可以证明“宋代的琴不像唐代专重右手手法，而逐渐的两手平均发展’，(《(幽兰>研究实录》第一辑第二九、三〇页)。后来我在《义门读书记》卷三十里读到琴人李世得语“琴中固备有筝琶之声，但不流宕”，才知道明朝固有明理人也。

羯鼓解秽

明皇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日：“待诏出！”谓内官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唐语林》卷四，标题自拟)

好琴者言：唐明皇当然是一等一的音乐行家，不过他却不买琴的账。想想也是，整个大唐帝国被他治理得花团锦簇，要抒发意气，琴的简淡怎比得上羯鼓的热闹？琴当然还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乐器，但唐朝更是胡乐的光辉岁月。

说到底，这终究是唐明皇的个人口味问题罢了。从前齐宣王对孟子承认他喜欢的是“世俗之乐”，不是“先王之乐”，还要“变乎色”一下，脸上有点挂不住，唐明皇就自信得多，两句话说得一点不矫情，虎虎有生气。

本来，这也可以成为一则别致的趣话的，都是安禄山坏了事。“噫！羯鼓，夷乐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为秽，而欲以荒夷洼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错乱如此之甚！正如弃张曲江忠鲠先见之言，而狎宠禄山侧媚悦己之奉。天宝之祸，国祚再造者，实出幸矣。”(何蘧《春渚纪闻》卷八)若是安禄山不反，明皇以太平皇帝终，不知道后人如何拿它说事？很好奇。

瘿中琴瑟

伶人刁朝俊妻甚美而有瘿，瘿中有琴瑟笙竽之声。一日忽破裂，内一猱跳去，瘿乃无。

(《绀珠集》卷五)

P3-6

这一半谈琴、一半说书的集子，取“乐琴书以消忧”的意思、唤作《消忧小集》原本最好。可曹孟德那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太有名，二十多年前吴祖光先生还编过一本《解忧集》，收录的全是名家“酒话”；就连“消忧”这个词儿，唐诗里不也有“消忧期酒圣”的说法么？可见只要沾上了“忧”，嗜酒的嫌疑是逃不掉的。我没以嗜酒为耻的微意，只怕好这口的读者微醺之际误认了知己，更怕宴席上有仁兄凭这书名儿灌我的酒。何况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个人是不允许有“忧”的，保持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战斗才是道理，至少也要在阳光下极其满足地成长，消极思想可万万要不得。干脆换个年代早些的出处，刘歆《遂初赋》的“玩琴书以条畅”。“条畅”二字半生不熟：生的人扎眼，反而容易记；熟的人知道怎么回事，作不出离奇文章。还有一条，“撞车”概率不会太高。

曾对一个朋友讲，要看一个人的文化、趣味、人生观、价值观甚至胸怀，看他对自家孩子名字的取舍便可知道八九分。给人取名字限制太多，难，给书取名儿容易些，可也不好对付。近百年来，前辈里鲁迅、知堂都是高手，当代则数止庵。他们的妙处都是用最平凡不过的字眼，连缀出最别致大方而见巧思的题目来。我和止庵联系不多，但记得第一次通电话他便夸我给李君维先生取的书名儿《人书俱老》，让我很惶恐，觉得他是客气才这么说。后来好像读过他写的关于书名的文章，最近见面聚餐时他又总和扬之水、谢其章两位不住私语新书的题目，才知道他对此是时在念中，漂亮的书名儿看似妙手偶得，背后也都下足了工夫。

记得又有次和朋友聊天，说我们这样漫无目的毫无章法的读书，正如瓜藤枝蔓，铺展开去，不知在何处分岔，亦不知在哪里终止，不如便写本书，叫作《瓜蔓抄》罢。朋友在电脑那头击键叫好，两人很当回事儿似的谋划了一番。后来又想到“瓜蔓抄”这三个字血腥气太重，将六百年前千万人的血泪惨史化作消遣，终究下不去手，也便作罢。

如今常有给师友的著作取名儿的机缘。辛丰年先生的《处处有音乐》、成公亮先生的《秋籁居琴话》、陈学勇先生的《林徽因寻真》，还有陆蓓容的新书《更与何人说》(原拟《方留恋处》，随即发现香港刘绍铭先生用过了)……有时候想想，作为一个爱书人还是很幸福的——单这几个字的书名儿，便获得了多大的乐趣啊！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