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敷荣教授出生于贵州省普安县,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课程与教学论专家。长达6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张敷荣先生坚持在第一线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不仅是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而且是优秀的教育实践家。张敷荣教授是教书育人的楷模,是“人格型教师”的典范,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家。
为了纪念张敷荣教授,也为了传承他的思想和精神,在其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这本《张敷荣画传》。这样一本画传,也是西南大学校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学术大师是大学最为稀缺的宝贵财富。怀念学术大师,便是传承大学的精神。本书由靳玉乐等编著。
张敷荣(1904一1998)教授出生于贵州省普安县,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课程与教学论专家。他领导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是西南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也是全国最早的两个“课程与教学论”博士学位授权点之一,为该学科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位教学论博士,在教育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为了纪念张敷荣教授,也为了传承他的思想和精神,在其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这本《张敷荣画传》。
《张敷荣画传》也是西南大学校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学术大师是大学最为稀缺的宝贵财富。怀念学术大师,便是传承大学的精神。本书由靳玉乐等编著。
张敷荣的家境十分贫寒,尽管如此,其父亲却十分重视对他的教育,张敷荣6岁时就被送进一所乡绅办的学校读书。1914年,张敷荣10岁时考入普安县高等小学堂读二年级。他自知家庭生计的艰难以及读书上学机会的来之不易,于是整天埋头学习,每学期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16年,张敷荣小学毕业,由于家贫实难再供他读书,再加之当地没有学校可供其继续深造,于是他小学毕业后便失学在家。但他没有放弃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坚持自学。为养家糊口,为得到一些笔墨纸张,他还到街上卖辣椒。张敷荣是那么酷爱读书、学习,因为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他掉过不少眼泪,还常吵闹着要继续读书。他的父亲及兄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最终拗不过他对求学的执著,于是便鼓励他去省城贵阳参加选拔考试,争取公费学习的机会。二哥答应送他去贵阳参加考试,但提了一个条件,也算是采用激将法激励他:“你要读书,我送你去,但考不中就不准回家!”那时普安县到贵阳没通公路,只有一条明洪武年间修建的古驿道,山路崎岖难行。年少体弱的张敷荣和哥哥以山水为家,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十多天才到达贵阳。到贵阳的第三天张敷荣便参加考试并一举中榜,在失学两年以后他终于被完全公费的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录取,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1918年,张敷荣开始在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学习。繁华的省城和充满民主、自由思想的校园开拓着他的视野,这个偏远山村来的穷孩子贪婪地吮吸着充溢于省城和校园的一切新鲜气息。在省立贵阳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等书籍的影响,他组织了“大同学会”,主张“立己立人”、“改革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张敷荣当时就读的贵阳师范学校。校长尹笃生对“五四”运动的宣传,拓宽了他生活的视野和学习目标,他体会到了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他开始认识到在祖国备受欺凌的情况下,个人奋斗的成就再大,社会地位再高,面对世界仍感耻辱;只有全国人民发愤图强,力雪国耻,个人才能顶天立地,无愧生存。为了表明这种矢志不移的心志,在贵阳师范学校,他曾联合一些志趣相近的同学誓行“五不主义”(即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坐人力车、不进茶馆)。此时,张敷荣深切感受到为国家和民族而学习的动力,远比为个人名誉、地位而学习的动力更强大,而且更持久。值得一提的是,张敷荣的“五不主义”一直践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敷荣进入贵阳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后,学习的机会再一次眷顾了这个苦命的孩子。1921年,北京清华学校到贵阳招收一批学生,他因考试中英语成绩突出而被录取,获得到清华学校公费学习的机会,当时偌大一个贵阳市就只考上了他一人。这一年,张敷荣告别了黔西南“边荒”的乌蒙山区,踏上艰辛的求学之路。由于家境贫寒,他雇不起车马,只能靠步行上京城求学,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来到千年古都北平。原本体质就弱的他,到了清华学校时已瘦得皮包骨头,大病了一场。清华学校的校长见他身体很差,便不打算接收他。这可急坏了他,苦苦哀求道:“我从千里之遥的贵州来,历尽千辛万苦,家里又非常贫穷,已无回去路费。校长,请让我试读一年吧!”说着说着便流下了眼泪。校长被他如此虔诚的求学之心深深打动,并且又深知他成绩优异,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便同意他试读一年。于是张敷荣进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学习,成为留美预备生。
这个山里来的穷孩子,尤其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愤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24年20岁的张敷荣顺利升入清华学校高等科。
在清华读书期间,正值五四思潮蓬勃发展,他实际地感受到华夏大地刚刚吹起的科学、民主新风,眼界更为开阔。尤其是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清华学校,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泰戈尔“一个人能尽你的能力,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这才是好人”的“好人”的概念和信念,使张敷荣在学生时代就逐渐树立起人生的理想和追求,使其在腐朽没落的旧社会里也能辨别是非、善恶,不致与世俗浮沉,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在就读清华期间,正是我国“教育救国”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受清华教授们“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张敷荣确立了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想。为践履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他便心系平民教育,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创办清华第一所平民学校,参加青年励志会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社会。1928年,张敷荣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戊辰级(1928)结业考试,圆满完成了在清华学校的学习任务。P7-10
张敷荣(1904一1998)教授出生于贵州省普安县,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课程与教学论专家。他领导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是西南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也是全国最早的两个“课程与教学论”博士学位授权点之一,为该学科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位教学论博士,在教育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张敷荣先生幼时家教甚严,饱读诗书,10岁人读小学二年级,12岁小学毕业,14岁考人完全公费的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7岁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先生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三年级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博士学位。1936年,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受邀出任四川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1953年,因院系调整,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同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长达6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张敷荣先生坚持在第一线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不仅是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而且是优秀的教育实践家。
张敷荣教授在其学术生涯中,提出了不少独特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对学校教育来说,有正确的培养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而一个好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帮助学生实现“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做人”是“做学问”的基础,无论一个人的学问怎样好,做不好人,则是教育的失败。他认为,要做好学问,就应该做到“求实、求是、求效”。“求实”即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有客观的治学态度和标准;“求是”即观察探索事物,要善于抓住本质,发现规律;“求效”即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在做人上,须做到“求正、求严、求信”。“求正”即为人处事要正直,不为歧途所迷,不为邪欲所惑,要走出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求严”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求信”即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这两个“三求”,是人才应有的德与才的统一。
张敷荣教授学贯中西,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己方能正人”等思想,初步奠定其道德追求。他曾经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提出道德的“五档次”说,即世人的品德可以分为五等:第一等是“纯粹利他”(如白求恩、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第二等是“为我利他”(其中一种是受良心驱使或求精神上的快慰而利人,另一种是为他人谋利可以获得物质报酬1;第三等是“纯粹利己”;第四等是“损人利己”;第五等是“专门害人”。对于道德的“五档次”,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达到了第二等的“为我利他”,远没有达到第一等的“纯粹利他”,还需要不断反躬自省,努力成为白求恩、雷锋那样的人。
张敷荣教授是教书育人的楷模,是“人格型教师”的典范,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家。在教育实际工作中,他总是用自己对学术、人生的不懈追求来感染和教育学生,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融为一体。无论课堂内外,他的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感染着周围的人。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有数百人受聘为大学教授、副教授,有数十人担任过教育厅厅长、大学校长、研究院院长和大学系主任等,可谓桃李满天下。
作为教育学家,张敷荣教授从未停止过对国家兴衰、人民教育事业成败的关注与思考,总是把个人的追求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少年时代便志存高远,15岁时就联合同学发起“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坐人力车、不进茶馆”的“五不主义”活动,矢志“立己立人”、“改良社会”,确立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念,并且提出“常有‘八贤’为我师,终身黾勉能‘九思’。耄耋‘脱毛’功无间,全心全意作‘人梯’”的人生座右铭。
今天,为了纪念张敷荣教授,也为了传承他的思想和精神,在其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这本《张敷荣画传》。这样一本画传,也是西南大学校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学术大师是大学最为稀缺的宝贵财富。怀念学术大师,便是传承大学的精神。
作为张敷荣教授的弟子,我感到无限的光荣和骄傲。因此,我对学校给我编写《张敷荣画传》这样一个机会充满感激!
靳玉乐
2013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