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客观、公正、理性分析中国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落马情况的力作，对于我党防腐拒腐、党风廉政建设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许宝健的《权利与笼子（百名落马县委书记教训与启示）》内容曾在《中国县域经济报》“百名落马县委书记剖析”专栏中刊载，一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很多县委书记的深刻反思。他们认为，本书内容并没有停留在法律的审判和道义的谴责层面，而是真诚地提供了具体借鉴，令其警醒。

许宝健的《权利与笼子（百名落马县委书记教训与启示）》是一部客观、公正、理性分析中国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落马情况的力作，对于我党防腐拒腐、党风廉政建设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权利与笼子（百名落马县委书记教训与启示）》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梳理，既总结了县委书记落马的十大缘由及落马县委书记的九大特征，又总结了落马县委书记的教训和启示。同时，汇总了各地预防县委书记落马的实践，提出了防止县委书记落马的建议。最后，本书还列出了落马县委书记档案及对落马县委书记的数据分析。

通过此书，您将会对中国县委书记落马情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上 篇

第1章 中国的县官儿与县委书记

县与县官儿

县委书记及其权力

县委书记已成腐败高危人群

第2章 县委书记落马十大缘由

受贿成为最主要原因

群众利益事件导致落马成为新趋向

突发安全事件成为落马导火索

违规违纪直接被免职

刑事犯罪被判重刑

媒体应对不当丢官

说醉话耍酒疯丢人丢官

贪污成为一大罪名

挪用公款成为从属罪名

报复陷害被查出更大罪名

第3章 落马县委书记的特征

拥有较强烈的贪欲之心

独断专行成为执政风格

女性成为落马不可忽视因素

一边高调反腐一边腐败的“双面人”特征

心态失衡成人生转折点

边腐败边升迁成为鲜明特点

侥幸不落马是落马县委书记最大“侥幸”

大河小沟都能翻船

非罪落马后复出引人关注

第4章 落马县委书记的教训与启示

人民生命重于“乌纱帽”

“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思想不能有

防止经济纠纷演化为社会矛盾冲突

“硬道理”不能用“硬手段”

正确对待仕途的顺与不顺

加强对金钱本质认识的教育

卖官之贪危害更大

感情出轨是腐败之“临”

领导干部如何做夫妻

个人爱好不是小事

邪欲使人智商降低

用党性克服人性中的弱点

建立与媒体良性互动

与老板打交道的“远”与“近”

过好年节“关”

第5章 预防县委书记落马的实践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

湖北探索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防控

第6章 防止县委书记落马的建议

彻底转变县域经济发展的行政主导模式

加快推进职级并行制度拓宽县委书记上升空间

大力推进县委书记官德建设

强化以法治官和以德养官的腐败惩防体系

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防腐反腐

把抗落马能力建设放在与抗腐败能力建设同等位置

营造和践行积极向上的“官场文化”

还要当好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提高运用大众传媒资源能力

焦裕禄永远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下 篇

第7章 落马县委书记档案

蔚县原县委书记李宏兴

青龙满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高东辉

定州市原市委书记和风

平山县原县委书记刘秀田

垣曲县原县委书记高峰

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

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

霍州市原市委书记王月喜

襄汾县原县委书记亢海银

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

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

榆树市原市委书记马玉伦

勃利县原县委书记赵恒太

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杨少华、鹿崇友

六合县原县委书记陈聚华

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

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王铜山

开化县原县委书记王金良

上虞市原市委书记任其良

天台县原县委书记周学锋

绍兴市越城区原区委书记刘德秋

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

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徐波

利辛县原县委书记王德贵

绩溪县原县委书记赵增军

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

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张桂义

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志安

安徽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克杰

江西省黎川县原县委书记谢昌贵

舒城县原县委书记王伟

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力

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

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

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

万载县原县委书记黄文知

德兴市原市委书记吴祖国

新建县原县委书记魏朝和

宜黄县原县委书记邱建国

乐平市原市委书记黄步荣

高唐县原县委书记孙兰雨

齐河县原县委书记李凤臣

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

兰考县原县委书记宗家邦

嵩县原县委书记刘培中

安阳县原县委书记王社民

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

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

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

平顶山市新华区原区委书记杜欣

郑州市惠济区原区委书记冯刘成

西平县原县委书记王廷军

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

固始县原县委书记郭永昌

栾川县原县委书记张献会

监利县原县委书记杨道洲、杜在新

丹江口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

武汉市蔡甸区原区委书记王明先

枣阳市原市委书记曾宪荣

绥宁县原县委书记陈小松

嘉禾县原县委书记周余武

永兴县原县委书记杨文

南县原县委书记陈章立

双峰县原县委书记朱应求

城步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吴艺珍

常德市武陵区原区委书记吴让见

麻阳县原县委书记吴才湖

佛山市南海区原区委书记陈仲元

湛江市霞山区原区委书记郑亚奏

翁源县原县委书记黄复印

广州市番禹区原区委书记梁伯楠

鹤山市原市委书记张汝韶

新兴县原县委书记张国权

罗定市原市委书记钟德标

普宁市原市委书记丁伟斌

南丹县原县委书记万瑞忠

藤县原县委书记秦国明

合浦县原县委书记张廷登

苍梧县原县委书记李彬

荔浦县原县委书记蒋耀强

横县原县委书记汪浞波

武宣县原县委书记覃纪康、李启亮、彭进瑜

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

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

铜梁县原县委书记马平

綦江县原县委书记张开科

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

彭州市原市委书记陈家荣

彭山县原县委书记钟建初

汉源县原县委书记汤福锦

乐山市沙湾区原区委书记张大常

镇远县原县委书记黄保勤

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区委书记张选进

望谟县原县委书记王治斌

雷山县原县委书记王秀成

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

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茂敏

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

孟连县原县委书记胡文彬

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

呈贡县原县委书记许德志

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

洋县原县委书记邱军

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

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

第8章 落马县委书记数据分析

按单个变量进行汇总

多变量进行分析

第1章

中国的县官儿与县委书记

县与县官儿

县的沿革

一般认为，县是我国历代行政区域中，经历时间最久、稳定性最强的一个行政层次，且自秦朝推行县制以来，就连县的数量，两千多年来也大体稳定在1000多个至2000左右。

实行郡县制，取消分封制，是封建社会统治和国家治理制度的重大变革。郡县制是从秦朝开始的，但秦国并不是第一个设县的国家。根据《左传》的记载，历史上第一个建县的国家，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公元前690年，楚文王打败了周边两个小国之后，不再像以往那样，把这些新占领的土地分给诸侯，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种直接管理的方式，就是通过建县来落实。这就是我国县制的开端和起源。

县为什么叫“县”？这从古代“县”字的写法可看出端倪。繁体“县”字写法是“縣”，也就是由“县”和“系”两部分构成。“系”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直接抓在手里、自己管理的意思。我们今天的解读，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在县之后，又出现了郡的设制，但郡的地位低于县，所以春秋时期有“克敌者，上大夫授县，下大夫授郡”的说法。最初来讲，应该是县郡制。

我国县制，发端于春秋，成熟、定制、推广于秦朝。秦国先后灭了六国之后，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土地面积和人口一下子增加很多，究竟应该如何管理，实行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此，朝野上下的意见并不一致，最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实行郡县制。也就是在中央政府（朝廷）之下，实行郡县两级行政管理制度，把全国分成36个郡（后又增至48个）。郡下设县，当时大约有1000多个县。县下还分乡、亭、里。但是朝廷只管到县，形成了中央、郡、县三级行政管理层次。

此后，封建历史历时两千多年，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地方的管理层级不管怎么变化，县制一直十分稳定。

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之下，郡县之上，又增加了州的管理层级，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四级管理体制。

公元583年，隋朝隋文帝实行机构改革，废郡，以州辖县，又变成了中央政府之下的州县两级制。

唐代，在州之上又逐渐形成了道。

元代，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各地设立行中书省。行中书省简称省，变成了凌驾于州之上的行政层次。

明代，朱元璋撤消了中书省和行中书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1913年，北洋政府进行过一次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已有的府、直隶、厅、州等，统一改称为县。

1927年6月，国民政府也对县制进行改革，把全国所有的县以区域大小、事务多少、财富多寡确定等级，分为一、二、三等。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多次变动，比如，撤销大区、将省派出机构地区改成地级市等，但县制依然没有变动过。

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两千多年来，无论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怎样改革，如何变化，县制一直十分稳定，基本没有变化过。县制的稳定，也说明，县对整个国家管理和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县官儿的称谓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国家行政系统中，有两个官职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宰相，一个就是县官儿。并且，很多宰相都有做县官的经历。唐朝就有明文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就是说，没有县官儿基层经历的官员，不能被提拔到上级岗位。所谓“将帅起于卒伍，宰相起于州县”，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此外，古代说明县政和县官儿重要性的话还有很多，比如，“万事胚胎皆在州县”、“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天下事无不理”等等。

历史上很多名人都做过县官儿。北宋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文学家王安石，在当宰相之前就当过浙江鄞县的县官儿，他推行的改革政策之一青苗法，就起于他当县官儿时的探索。

清朝著名的扬州八大怪之一的郑板桥也做过县官儿。他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就是他做山东潍县县官儿时写的。

历代皇帝都对县官儿高看一眼。明初，全国共有1170个县，也就是有1170个县官儿。这一千多位县官儿上任时几乎都受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亲自接见。

以上所说的县官儿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至于“县太爷”“父母官儿”等，则更是封建社会老百姓的熟称。

那么，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叫什么？两千多年来有什么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郡的最高长官称为“守”，或尊称为“太守”。县的最高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县令和县长之下，还有县丞、县尉、县司马、县司空等。县丞仅次于县令或县长，分工主管民政，包括赋税征收和亲自审案（参见《秦简。封诊式》）。县尉主管一个县的军事事务，包括征派县内兵役和劳役（参见《秦简》中的《效律》和《秦律杂抄》）。县司马是管一个县的马政的。由于古时马对军事和生活的重要性，所以设一县官儿主管马政（参见《秦律杂抄》）。县司空是管土木工程的，由于那时的施工多用刑徒，所以说，这个职务也兼管刑徒（参见《秦律杂抄》）。

以上介绍的县丞等县官儿，只能说是县令或县长的副职，县丞就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县长。而一县的最高长官或者说是正职，只能是县令或县长。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县的最高长官有两个称谓，县令和县长有什么区别？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别比较模糊，只是称“大县称令，小县为长”。到了秦代，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就是说，叫县令还是叫县长，主要是以所管辖的人口来区分的。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而言，也有几百户而称县令的，也有四五万户反称县长的，这是因为除人口外，另外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是该县地理位置重要，二是该县长官的官阶高。

关于县令或县长的职责，《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掌治其县。”《后汉书．百官志》则显然说得更为具体：“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虽然“县长”的称谓与今天相同，但当时“县令”的称谓显然影响更大，给今人留下的印象也更深。

从秦代到汉代，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县令、县长的称谓一直延续，并逐渐向以县令称谓为主转变。

……

P2－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确，权力不关进“笼子”，掌握权力的人就可能进“笼子”，进牢狱。

写落马县委书记，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这种沉重与收集资料和写作的劳累相比，更难以让人忍受。

在法律的审判和道义的谴责之后，我感受更多的是痛惜、惋惜，有时候甚至是怜惜。一个人从一般干部做到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个人和组织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做更大的贡献，个人本来也可以有更光明的前途，可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落马者，变成了罪犯，给县委书记队伍形象和党的形象抹了黑，也给自己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事后，他们无一不后悔、痛悔、追悔，他们的后悔、痛悔、追悔对本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对在任的县委书记还有意义，这也许是落马县委书记们所做的最后贡献。

本书所写的落马县委书记案例，是从2000到2010年10年中选择出来的。10年中，究竟有多少县委书记落马，我没有做权威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止100多名。如果算上曾是县委书记的落马者，恐怕数字还要增加。

本书最终能够以这种形式出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由于主持中国县域经济报工作的原因，我十分关注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并注意收集落马县委书记的资料。从2009年4月起，我在该报开辟专栏“百名落马县委书记剖析”，期间历经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共刊发104篇，涉及l11名落马县委书记。这个专栏在读者和县委书记中产生很大反响。这是第一个阶段。

2007年lO月，我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做博士后研究，并考虑好了研究方向和题目，但在最后确定出站报告的写作时，合作导师谢春涛教授提出了将县委书记落马个案做成综合研究并作为出站报告的建议。于是，按照学术规范，写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落马县委书记研究》。谢春涛教授、刘春教授、罗平汉教授、李国芳教授、陈述教授、曹普教授等都给予了悉心指导，并建议修改后可以出版。这应该是第二个阶段。

在报纸专栏连载时，就有出版社提出出书的想法。研究报告完成后，有出版社要“打回”个案写作的方式，觉得这样才能有市场。相反，也有出版社认为学术性还不够。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宋东坡先生对研究报告进行了一定改造，既保留了一定的学术性和研究性，也照顾到市场需求。对宋先生的努力我很感谢。

在研究过程中，董节英老师、孙宝生老师、杨洪江老师以及在各自学术领域颇有造诣的张建君同学、梅宪宾同学、袁静同学等，都给与了无私的帮助。同样必须感谢的，还有我中国县域经济报社的同事郭迷女士和赵亮女士，她们帮我做了许多研究中琐碎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研究落马县委书记，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落马县委书记越写越少，直到没有可写。但显然，我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一边研究，一边又有县委书记落马。

在研究过程中，我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对落马县委书记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能“妖魔化”。绝大多数落马县委书记还是做了一些事的，有的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贡献不能因为落马而被忽视，更不能被一笔抹煞。我们应该彻底抛弃一黑全黑、一白全白的思维模式，客观、公正、理性地对待县委书记。

在写每一位落马县委书记的时候，我都比较注意研究其落马的方式，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告诫在位的县委书记，既要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也别在小河小沟里翻船。

最后，我要向县委书记们送上我最衷心的祝愿，祝愿每一位县委书记都能保持住为政为官为人的底线，即不落马。同时，我还要为我所写过的111位落马县委书记送去我最真诚的祝愿，祝愿他们在深刻反醒之后，有一个新的人生开始！

许宝健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