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鲍姓有大来头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家族的姓，随着家族的绵延而延续。在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里也常见到“刘氏”“张氏”这样的说法，表示“姓刘”“姓张”的意思。如果细心观察，在平日的生活中也经常会看到“按姓氏笔画排序”这样的语言。在今天看来，不管“刘氏”“张氏”，还是“姓氏”，说的都是“姓”，或者说现在的“姓”和“氏”是同一个意思，“姓”就是“氏”。然而，在很久以前，“姓”和“氏”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分别有自己不同的由来。这段历史要追溯到远古时代了。
在华夏民族还处在母系社会时，“姓”是同一女性始祖的族属共有的名称。那个时候，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还很原始，他们认为某种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例如蛇或风、闪电等，跟不同的部落存在着某种关系，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些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可以保护自己。于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往往会把某种自然物——比如蛇——奉为自己的祖先或者保护神，这就是远古时代的图腾。久而久之，某种图腾就成了这个部落的代表，不同的部落也有自己的“姓”，这便是该部落的图腾。在这个部落里，每个人都以它为“姓”。
在母系社会里，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所以小孩儿一般都是随母姓。也正是这个原因，远古的姓也多以“女”为偏旁，如“姚”“姬”“姒”“姜”“妫”等。“姓”字直到今天依旧是由“女”“生”构成。
在远古时代，虽然没有“优生学”一说，但是，长期的实践经验使人们发现在氏族内部通婚会造成人种的退化。“姓”的最早功能便发挥出来了。每个部落都有不一样的图腾，于是每个部落的人的“姓”都不一样，这样可以保证部落内不通婚，进而保证本部落的人口质量。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的繁衍，某一部落的活动区域也随之扩展，原来的部落可能衍生出了不同的支脉，形成了许多新的“姓”。这样不同的“姓”便越来越多。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完成了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这时候，新的部落开始以男子为中心，除保留原来的“姓”以外，还往往为自己的部落取一个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姓”产生得较早，它是一个家族的所有后代的共同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衍生出来的。
周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又产生了“新时代”的姓氏。周天子把王族、功臣和夏、商两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分给他们土地和人民。各诸侯建立诸侯国，同时也有义务服从国王的命令，向周王贡献财物，派兵随从周王作战等，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有了他们自己的“氏”，最常见的就是直接以分封的地方的名称为“氏”。例如，周文王把儿子管叔鲜封在管国，周武王把儿子唐叔虞封在晋国，于是这二人分别成了“管”氏和“晋”氏的始祖。同天子分封诸侯的模式一样，各诸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又分封卿大夫，同样分给他们土地和人民，于是在这个卿大夫管辖的地方又有了一个新的“氏”。这样，越来越多的新的“氏”产生了。
为什么分封下去的诸侯和卿大夫要开始重新用一个“氏”呢？这是因为西周的分封制严格规定：只有嫡系长子才有继承权。这就是说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采用不同的“氏”后可以分别嫡庶，避免不必要的继承权的争夺。对于庶出的后代来说，单独立“氏”也是为了表示自己安分守己，不和嫡系长子争权。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的时候，只有贵族阶级才有“氏”，普通的黎民百姓是没有“氏”的。基于上述原因，后来有学者便总结出了“氏所以别贵贱”一说。
到了战国时期，“姓”“氏”两者开始发生混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西周的分封制度，实行郡县制，一个人需要依靠对国家的贡献大小重新获得官位或者社会地位。这样，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便被清除殆尽，但是人们总要用一个符号来表明亲子关系，来寄托家族延续，所以“姓”和“氏”当然继续存在，只是不再区分得那么清楚了。
经历秦末大乱，进入西汉，“姓”“氏”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刘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写孔子：“字仲尼，姓孔氏”。中国人对“姓氏”的认识也基本稳定了，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只是当代中国人的姓名不再有字号而已。
“姓氏”历史悠久，而本书的鲍氏家族所拥有的“鲍”这个姓氏同样拥有一段悠久而绵长的历史。史料记载，鲍氏原来出自“姒”这个姓，是夏朝大禹的后人。春秋时期，“姒”姓的后人敬叔为齐国效劳，齐王给他的封地在“鲍”这个地方，于是他便以“鲍”为氏。鲍敬叔便成了鲍氏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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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由于时间关系，第一辑的十本书都是我的学生编写的，他们有的已经博士毕业，有的还硕士在读，水平不一。尽管我们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在中心的例会上讨论编写事宜，但由于时间仓促，特别是水平所限，其中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读者诚挚地帮助我们，不吝指教，以便我们把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徐梓
2015年1月
陈玲所著的《忠孝仁义话春秋－－鲍志道与鲍氏家风》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鲍志道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以及对整个鲍氏家族的影响。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鲍氏家族严谨、有序的家训、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陈玲所著的《忠孝仁义话春秋－－鲍志道与鲍氏家风》详细梳理了鲍志道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以及对整个鲍氏家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