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丛艳姿所著的《芝兰玉树生庭阶--谢安与谢氏家风》详细梳理了南朝谢氏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以及对整个谢氏家族的影响。

丛艳姿所著的《芝兰玉树生庭阶--谢安与谢氏家风》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谢氏家族严谨、有序的治家、治学的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引言

第一章 “起”

 第一节 虎父“犬”子

 第二节 金友玉昆

第二章 “升”

 第一节 东山养望

 第二节 棋逢敌手

第三章 “盛”

 第一节 匡扶晋室

 第二节 策马淝水

第四章 “衰”

 第一节 倦飞而还

 第二节 祸不单行

第五章 “亡”

 第一节 落日余晖

 第二节 零落成泥

结语

参考文献

第一节 虎父“犬”子

西周时期，申伯被周宣王封于谢邑，失掉爵位后，以“谢”为姓，成为谢氏的始祖。当时的申伯不会想到，千余年后他众多子孙中的一脉——陈郡谢氏在当时冠盖如云、门庭赫奕，令祖上重拾荣光。而连陈郡谢氏这一脉的始祖谢衡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身为通诗书、晓礼乐的鸿儒，他身后的子孙却以清谈的玄学闻名于世。如果说“一万年太久”，申伯遥想不了他后世子孙的祸福，那么对谢衡来说，“朝夕”的俯仰之间，竟已是沧海桑田。令他错愕的是，不过短短数十载，天道变了，人道也变了。

陈郡谢氏的始祖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承袭了父亲司马昭晋王的爵位，而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之后，以“晋”为国号，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他派兵灭吴，统一全国后，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发展生产。当时，朝野上下弊绝风清，海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内呈现一片升平繁荣的景象。立国之初，晋武帝树立以儒治国的理念，所以当时社会崇儒风气很盛，由此在三国混战时期兴起的玄学开始式微，而相继出现了大批儒者。在天下初定之时，这些饱读诗书的儒者通过儒家的思想和治国理念来辅佐晋武帝，建立政治秩序，他们倡导的以德治国、重视教化，对晋初“太康盛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谢氏家族的始祖——谢衡便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一位大儒。

要说谢衡的父亲，也并非完全湮没于历史的林莽之间不可查考。他的父亲谢缵是曹魏时期的典农中郎将，而遍查史书，关于谢缵的记载只有《晋书》这么一笔，其他典籍均对其只字未提。大概是官阶不高，又没什么特别值得为人称道的功绩，所以谢缵的生平事略已无法详述。由此，陈郡谢氏一族的始祖只得从谢衡算起。不同于父亲，谢衡在史籍中几次被提及，虽然笔墨不多，但吉光片羽中仍旧可以见到一位饱学的儒雅之士。

太康元年(280年)，谢衡担任守博士[据《陔余丛考》卷二十六“假守”条：“其官吏试职者则日守”，“岁满即真”。以此推测，“守博士”应当是博士的试用期，一年期满，转为博士(见《谢鲲年表》)]一职。博士原本是对博识多能者的通称，自汉代设立了太学之后，博士便转为太学的教官，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并参与朝政的决策。博士官的担任者原本是由朝廷推举德高望重之人，后来博士的选拔与任用逐渐严格并加以制度化，这种甄选的标准也延续到了魏晋，博士的候选人在品格上要求懿德高风，在学识上要求博古通今。虽然博士的官职不高，但却极受社会的尊重和朝廷的礼遇。

仪礼之辩

太康元年，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晋武帝和百官们正在讨论一件看似极其细微的事，议题竟是“王昌到底要不要为前母穿丧服”。这一年升任守博士的谢衡也参与了这次论争，百官们争论不休，观点也是针锋相对、难分伯仲，最后晋武帝不得不出面给出决议。令人奇怪的是，王昌只是东平王司马懋的国相，他是否要为前母穿丧服这件事，为何会重要到让皇帝和百官来专门议论呢？

原来，王昌的父亲王毖曾在长沙娶妻生子，后来吴国和魏国发生战乱，王毖因在魏国做官不能返乡，只能和妻子儿女生死相隔。之后王毖又另娶了一位妻子，即王昌的母亲。吴国被灭时，王毖已经去世。王昌得知父亲之前的妻子[王昌称其为“前母”]早已去世，按照礼制，父亲不在世，儿子要为继母穿丧服三年。但是，王昌没有见过前母，前母也不能算作继母，关于前母的丧服礼制，典籍中并没有规定。到底该不该为前母穿丧服？对此他举棋不定。当时，晋武帝确立以儒治国的理念，而倡导慎终追远的儒家最重丧礼。思量之下，左右为难的王昌只得将此事上奏朝廷，呈请皇帝和百官定夺，这也就有了前面的论争。

在这次论争中，百官共有三种意见：一是王昌应该穿三年丧服，应以前母为母；二是王昌不应该穿丧服，理由是礼制上没有这样的规定；三是折中的意见，认为王昌没有见过前母，所以穿一年丧服即可。

论争中的谢衡持第一种意见。他认为，王毖身在乱世，不幸离开父母妻儿为国效力，王毖虽然有两位妻子，但也是事出有因，不算违背道义。而其妻子也能够恪守为妻之道，奉养长辈，教育子女。既然王毖把她当作妻子，儿子也自然应该把她当作母亲，所以，王昌应该为前母穿三年丧服。

比之于同朝官僚，谢衡的论断显得更重情理，在没有礼制规章可以依循的情况下，谢衡不仅能够晓之以理，更能动之以情，对王昌前母的地位加以肯定。作为笃守传统的儒学宗师，谢衡通晓经典，但又不偏执于经典，没有成为“尽信书”的迂腐学究。

见于史籍的有关谢衡的记载，多半都是关于礼仪的讨论。笃于传统的谢衡，由于精通儒学经典，又以儒学为官，逐渐在朝廷之中声名显赫，而被称为“硕儒”。到了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谢衡的官职先是从守博士升至国子博士，后又被擢升为国子祭酒。

晋武帝时期，朝廷除了兴办传统的太学之外，还创建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创建于咸宁二年(276年)的国子学，是为了满足当时正在兴起的士族阶层的教育特权，以此来严格区别士、庶两个阶层。国子学的设置丰富了当时官学的类型，但是等级也更加明显，它规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能入学，这种贵族化倾向使朝廷在选拔教师上也格外严苛。咸宁四年(278年)，朝廷确定了国子学的学官制度，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国子祭酒是国子学的“校长”，也是学术地位最高的职位。国子学选拔教师的要求是德行“清淳”、学识“通明”，而对国子学“校长”——国子祭酒的选拔规定则更加苛刻，非当时的国家大儒不能担当，所以史书上称谢衡为“硕儒”也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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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_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由于时间关系，第一辑的十本书都是我的学生编写的，他们有的已经博士毕业，有的还硕士在读，水平不一。尽管我们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在中心的例会上讨论编写事宜，但由于时间仓促，特别是水平所限，其中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读者诚挚地帮助我们，不吝指教，以便我们把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徐梓

2015年1月

乱世里，硝烟起，家风，细若游丝。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细若游丝的家风柔如春风弱如水，但它在屠戮面前，在强权面前，在朝政更迭面前，从不改色。它穿越时空，一直静静吹拂着、滋养着家族中的每一个子弟。

以儒起，以儒终，以玄显名的陈郡谢氏家族其轮转恍若一瞬，然而刹那芳华，世间已逾三百载。自西晋至南朝陈，历六朝繁衍十余代的谢氏家族，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精彩与过往，他们的精神与成就，穿越千年，久久不败。其中既有战争史上淝水大捷的军事神话，也有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山名篇，至于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谢氏子弟在这些领域中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与成就。

应该说，这些成就无一不是从“雅道相传”的文士家风中脱胎而来，而政治、军事、文艺上的成就又进一步固化着家风，形成了家族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三百年来，谢氏子弟对其家风有承传、有增改，却始终能够执守，被家风熏染的谢氏子弟，他们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共同的气质——清虚淡泊、与道逍遥，却又不失儒雅的文士之风。

两晋南北朝时期，朝政更迭，恩宠得失朝至夕改，作为陈郡谢氏这样一个顶级门阀的贵胄家族，家风并不足以改变其荣辱的地位。然而，纵观谢氏家族三百年的绵延，维系其家族门户地位不败的根源——家风，确实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家族兴起时，如果没有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便不会有“芝兰玉树”的优秀子弟相衔而出；家族衰落时，如果没有子弟们对宗族的强烈认同，也不会有他们重振家族的拳拳之心。

伴随家族的兴衰，家风以其镜鉴的作用展示着家族的荣辱，谢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可以从其衰落的家风中窥见端倪。但是，被久久传颂和歌咏的只有那些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具有真善美特质的家风。所以在今天来看，令谢氏家族流芳千古的，既不是谢府的深深庭院，也不是谢家的满门爵位和万贯家财，因为这些传家之物都可能因时而起，也会因势而失，唯有优秀的家风才是令谢氏精神永生的传家之宝。

当金戈龟尖马_的杀敌之声渐远渐弱，当官印笏板带来的朝权渐渐褪去颜色，只有从东山上传来的谢氏子弟的读书声还声声在耳，只有谢氏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还令人念念不忘。一如谢府的堂前之燕，冬去春来，经年不变。

举目现代，中国进入城市化的转型时期，不仅大家族的家庭组合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与之同时发生巨变的还有产业模式、职业分工、交流方式、信息传播方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等。家庭中祖辈的经验与教训，也许很难完全契合如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中国人累世积累的生活智慧在经历着一次巨大的考问和检验。这些经验被怀疑、否定甚至鄙薄憎恶，这与谢鲲当时一改父亲谢衡的儒士气质而入玄风的背景是何其相似。

然而，纵观谢氏三百年家族史，谢衡留下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德”的儒士家风，非但没有被谢氏子弟弃若敝屣，反而被谢氏子弟在不同时期都进行了强化，儒士家风对谢氏家族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承袭家风中最优秀的文化和传统以维系家族兴盛，这也是谢氏家风最富生命力之处。除此之外，谢氏家风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谢氏子弟并未完全固守家风，而是能够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地发展家风，让家风不仅能够顺应时代，而且可以张扬每位子弟的个性。

老子曾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一味地否定与批判过去，未必能够改变现状，但如果创新地发展祖辈留下的朴素教训与经验，或可令我们前行时不至于“拔剑四顾心茫然”。

家风无大事，无非是衣食住行的传统与习惯；家风无小事，它能影响一个人的品格，决定其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它是每个孩子体悟这个世界的第一扇窗，它也是每个孩子学会以怎样的态度去生活的第一个课堂，它更是祖辈和我们自己存在过的最好的证明。